一、
近些年，我们需要应对的国际经济政治问题一下子多了起来。在我们应对来自国际市场某一领域问题时，比如：某一具体时期，发生在外汇市场、资本市场，国际贸易市场，或者知识产权市场等领域的问题时，我们的专门管理机构采用的措施与应对方式可以是多样化的。但是，往往其理论逻辑上可达成的目标相同，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选择的方法不同，决策后所达到结果却常常不同。
比如，公共性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达到政府目标的常用手段。但是，如果作为习惯性的应对工具，被用来抑制或调节来自海外在某一领域冲击所可能形成的经济风险传导。这种工具与方法的使用，往往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在国际金融领域与国际贸易领域，公共政策的手段很多。而且，每一种不仅作为国内政策工具调节经济，同时，往往令我们祭出去应对应对来自国际上的问题，比如汇率冲击或炒作，贸易争端及由此产生的风险等等。
二、
近几年实战例子较多。就近期中美汇率问题来看。假设人民币美元汇率一路跌至6.9左右，甚至亦有可能破7.0（假设）。假设央行因此祭出公开市场业务的某些项，如停止逆回购应对外汇市场。表面看，货币数量及流动性的平衡有理有据直观简洁，易于理解，但，应对方式或简单化。当然，这是一个假设的例子。
类似的公开市场业务或公共政策，初步需要考量一个问题，国内市场会否因此叠加了流动性紧张，并启发敏感行业反应及风险扩大，比如，叠加反应于各层资本，贸易流通，同业，信贷与抵押及衍生品，以及投融资等的国内生产及流通市场，从而抵消掉国内产业贸易流通及金融政策的效果或时下的政策优势。无可质评，诸如国内相关产业，如敏感项目的房产，、股市、普惠金融，以及其他相关的二级资本市场等，或都会因此有急剧反应，如，导致恐慌或者资本市场的抛售。相反，不采取措施，继续延续前期已稍企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会否又担忧汇率风险传导而来的输入性通胀等问题发生？……。那么，在中美Pk下的流通与产业领域，如果以面向国内市场的公共政策工具来微调，必然形成诸多敏感或杠杆行业的交叉反应。那么，公共政策一旦被摆到前台，其决策的相机与抉择的前提，则需要率先评估对于相关关键指标彼此之间的反应弹性及敏感度如何？处理不好，则会通过公共真个工具将风险传递到更广泛的层次，因而，需要避免一刀切。
…特别是，对于政策性工具的采用，我们需要知道一个度，也就是彼此敏感弹性达到何种度，会触发这个风险？而多少度内，毋须牺牲国内经济现状及政策目标来应对，如，产业政策内在稳定性。如果盲目施行，或者以公共政策作为包治百病的手段（当然，税收的施行一度成为包治百病的手段），则会以牺牲国内经济增长、稳定性及产业政策延续为代价，派生多重国内问题。加之在外部环境带来的风险叠加与传递，作用于敏感行业，则导致扩散，甚至国内整体经济风险的爆发。，…
因而，跨界或单一且过度使用调节国内市场的诸如公开市场业务或类似的公共政策应对时，处理不好则会引发连锁反应。
国际性经济问题与国内问题在政策工具采用的效果上，往往存在差异。当前，在金融、贸易、投资，产业、科技、知识产权等诸多领域，我们都遭遇到这类问题。这些领域，关联性强，传导效果迅速，传播领域多元。往往会在众多敏感性活杠杆性的具体的经济领域启动风险，或者作用于其中的主要指标，并形成多轮或多层的风险扩散及传导。中美之间在如上诸多领域的尖锐交手，不仅在近几年里成为国内外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的焦点与热点，更是未来几年可能形成的更为严峻的对弈中，不容疏忽的的核心。
三、
信息化的应用使很多决策愈来愈依赖电脑所提供的信息与分析结论，特别是来源于量化模型给出的结论。但是，量化模型初期的设计亦是来源于工作人员，或者由计算机等理工专业的专家完成软硬件的开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分析的前提与环境存在的差异，使得决策“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事实上，经济世界没有任何一个用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特别是决策模型。因而，经济分析有决策的相机性之说；二是，愈来愈多的模型从纯粹的基础理论学科或者工学中来，其本身并不具有经济含义，亦就是去了决策所依据的经济内在规律与机理。
模型滥用的害处。依赖静态思维与纯理的符号思维在经济分析中用于预测与决策，往往是有害处的。有时复杂的算式衬托了这种迷惑作用，会让使用者认为这是对的，是科学的结果。往往错误地使用，或未能在理论约定的环境中使用，即用于预测或解释事物变化，有时会耽搁战略考量时机与决策。
比如，将逆周期因素考量于金融风险的评价，源于“新巴协议”银行监管。目前，在很多经济问题的评价预测及分析上，受到发表SCI及论文的主导，导致所有人开始挖掘诸如综合模糊评价、因子分析、灰色关联，甚至遗传算法、神经网络仿真等来源于工学或理学的模型方法，来预测与评价一个具体风险的形成与走向，进行决策运算。当然，运算者本人基本是无人敢以此作为其投资决策的依据的。
由于环境与诸多因素的性质会因此发生改变。这种滥用经常会导致荒谬的结论。比如，逆周期因子作为其中一个指标用于因子分析等模型时，因子不存在经济涵义，亦不反应经济运行及效果，它仅仅是个静态物理状态的综合评价指标。它遵循物理思维，诸如载荷值删除与降维后，主成分因子的性质与客观经济环境及、条件，特别是经济运行与机理，即已毫无关系。因而，可以理解，它是在一个静态的物理系统的封闭体的状态下获得综合结论的，因而实质上，评价的是基于一个物理系统状态得到的，因为，其本身来源于纯理性学科或者物理系统特征的工学。正如，天气预报的出行的综合适宜度，告知大众的是当日的气候综合状态。或更准确些，是水库大坝的各项指标在日常水流速流量湍急程度等作用下的总体安全情况的物理静态的抽象值。因而，它与经济运行及机理无关，与任何经济变量等的作用方式渠道关系以及效果无关，与迎面而来的按照经济机理运行的经济事件的分析、预判及应对方式，以及具体操作方法无关。因而在指导具体经济问题的操作上，它是毫无关系的。这类模型作为纯理性的数理方法，源于气象学、生态土壤、水利及遗传学等理工类在纯理性基础学科数学基础方法上的借鉴与使用。因为，它对静态物理状态的封闭体总体情况表现直观，为经济分析挖掘出使用，常作为年尾某一经济体一定范畴清晰下的整体评价，或在可以理解为类似或等同于物理性封闭体系存在几乎所有的未知的信息下，拟定变量，总结评价总体情况，作为综合性直观指标。客观上，其与经济各要素如何运行，以及所依据的机理无关。而经济分析则依据经济机理，在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下取得大概的预判与结论。社会问题的预判于决策，做到基本准确已经是难能可贵。
总之，在经济体系中，经济运行是动态的。它对经济要素、变量关系运行及彼此作用效果的监控、预期，评价及操作及干预都是现实的。特别是在迎接迎面而来的挑战及预期的操作中，具体实战与操作中，应对决策及应对策略与方式中，决策带来的结果都是现实并残酷的。因而，过分依赖模型，以其解答问题，往往对于不动用自己个人储蓄的投资人，无异于掩耳盗铃的决策。
假设，我们再回到第一个采用决策工具的情形。逆周期因子与逆回购等公开市场业务，用于模型中的因子，再这种情况下，都是无差异的物理量。现实中的动态因素，无论逆周期，Hibor及逆回购等公开市场业务等，各自都可能于经济动态运行中挑战运行效果导致经济后果。特别是我们一旦将其作为经济操作的敏感要素、杠杆及干预手段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变量或对象时。因为经济机理的存在与作用，它的作用关系已经再模型之外，与该静态模型评价所得到的结论，在范畴上已经显得无关了。…
一般来看，就经济类目标模型设计看，目标值（如汇率稳定）与变量或因子（如逆回购，逆周期因子或其他公开市场业务，特别是公开性或公共政策实施取得的经济效果与方向，设计者往往基于一定范畴或领域的数据或实验，确定为单纯正负相关。因而，公共政策调控或因子微调，往往一定会得到想要的结果与效应，比如，指数会按期望的方向上涨或下跌。正如我们所言，公共政策发挥作用，根据经济机理运行，同时作用于模型所规范范畴以外的整个经济体系，不同经济体系作用关系与方向不同，交叉作用其他各类关键目标与指标时，彼此多非单纯性相关。尤其处在战略性及敏感环节的领域，负向关联或不规则波动，不仅会拉低政策目标的预期，比如，汇率或模型约束的目标预期。
四、
因而，往往在约定范畴发挥作用的模型中，以公共政策做因子或变量，通过微调，评价风险或综合结论，结果往往会与主观所期望的一致，即，用客观对主观做下解释。事实上，其于现实中的客观，往往依据不足，结论错误不可避免，。完全依赖其在实际工作作用指导预期与判断，可操作性低显次要，重要的是往往得到满盘皆输的效果。
在政策产业的扶植及战略规划与推行中，政策工具的普遍性，往往亦会在执行对象、内容及方向等方面，显得缺乏分辨能力。中央的定向扶贫及中小微普惠贷款等，在这方面是有所应对的。现实经济建设与生活中，众多的领域、行业、业务等的性质千差万别，这方面需要做的工作还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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