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冯进科逝世那年，伯父拿出他的两件遗物：一件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时任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胡锦涛签名的金质奖章，由伯父保存；199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的检察系统荣誉证书和奖章，则交给了我。这不仅是一种象征，更是生命的延续。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在佟麟阁、赵登禹二位将军壮烈殉国，北平、天津相继失陷后，由国民革命军二十九路军扩编而成，宋哲元任总司令、冯治安任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的第一集团军节节抵抗，陆续发起津浦路北段作战、反攻邢台作战等战役，直至次年3月撤至黄河北岸。随着国民党部队的撤离，冀中平原几乎全部沦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组织越过太行山脉，在这片土地播撒下救亡的火种。

   在共产党抗日救亡思想影响下，17岁那年，爷爷在家乡宁晋县北侯庄参加了村里的抗日组织打更队，晚上送口令、查岗放哨、打土匪、挖地道、掩护同志，同时还要锄奸除霸、观察不良分子动向。那是个天灾人祸交相侵逼的年代，当时天旱不雨，糠、菜都填不饱肚子，为了维持生计，家里开始把家具拉到藁城县南孟庄集市上变卖，买回一些山芋干等粗粮，掺些糠、菜糊口。后来，家里靠织布袋、蒸馒头、卖杂货维持生计，他常常前半夜去打更队执行任务，后半夜回家还要蒸馒头，困得实在撑不住了，一边干着活就睡着了。天刚亮，就要推着小车去附近的村子卖馒头，等卖完馒头才能吃早饭，吃完早饭又要拉驴磨面，每天磨二斗麦子，天黑才能卸磨，并把第二天的麦子捞出来才能休息。

   党组织转入公开后，爷爷被任命为村武装委员会主任。当时，地方抗日武装“化整为零、积小胜为大胜”的指导方针，使他们采取尽可能回避与日伪政权的大规模冲突，在解放一些日伪据点时，经常采取扰乱军警秩序、引诱敌人反击、消耗敌人弹药等方式，逐渐削弱日伪力量，拔除炮楼据点。尽管这种民兵组织所惯用的伏击战术很具隐蔽性，但仍避免不了我方的伤亡。

   那时候，参加革命是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事。后来爷爷跟随组织离开家乡，由于是独生子，曾祖父母多次要求他回来，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但他认定了跟着共产党干是正确的选择。于是每到农忙时节，祖父的一个小伙伴就会到家里来帮忙，这个“小伙伴”，就是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全歼韩国“首都师”第一团、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主角原型——中国人民志愿军68军某团副团长赵仁虎。

   1939年，抗日义勇军出身的国民党别动队四纵负责人魏永和转向反动，在冀中、冀西一带杀害抗日干部，打击抗日政府，并向八路军驻赞皇地区的范子侠部发动进攻，八路军予以反击，将其大部歼灭，魏永和率残部投靠驻赞皇日军，后出任元氏县伪军联队长，并偷袭元氏县抗日政府驻地南佐镇，残杀军民40余人，制造了“南佐惨案”。

   在解放元氏县城时，爷爷被任命为坑道队司务长，驻扎在离县城仅半里路的铁屯村。他们头天晚上刚进驻，第二天一早敌机就在屋后投下一枚炸弹。县城东关解放后，坑道队为了挖地道进驻东关，刚进城就在铺满一尺厚籽棉的伪军营房俘虏了一名满头是血、不能说话的伪军伤员。由于我军营部仍驻扎在铁屯，为了运送战时物资，他经常冒着敌机轰炸和炮楼上的枪声往返于铁屯和东关之间。战斗状况仍然残酷，炮楼上的伪军见到城外有人就会开枪，死尸到处可见。有一次，祖父提着两桶食油赶往东关，在半路上遇到敌机，就把食油放在交通沟里，自己钻进了防空洞，随着一阵机枪响，打碎了一桶食油，这架飞机还没飞走，紧跟着又来了一架，到处扫射、轰炸。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祖父和他的战友们一次次完成了后勤供给任务。

   这些往事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爷爷生前却记忆深刻。70年后，作为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当我们面对来之不易的生活，可曾听到一衣带水的日本女作家壶井荣通过蒲公英发出的呼唤：“须知你们是从被践踏、被蹂躏里勇敢地生活下来的，今后再遭践踏、再遭蹂躏，还得勇敢地生活下去，却不要再尝那已经尝过的苦难吧！”我们亦如此。

 

   注：原载2015年8月29日《中国财经报·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特别策划：来自民间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