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永兴巷纪事


 

      永兴巷记事               方彭君

  我去成都之前,最早知道的就是永兴巷,那是因为曾给我看病的医生,他在回原藉時,诉我他要回成都了,並写了永兴巷的住址给我。故我知道成都的永兴巷。

不久我毕业分配也到成都,这太凑巧了,初到成都就住在永兴巷西边路口的梓桐桥,每天去永兴巷东边路口的署袜街,到成都市邮电局食堂吃饭,.一天在永兴巷街上来回至少六次

    永兴巷路不长,约模只有两百多公尺,宽阔可通大卡车,西面窄得只能通架子车。成都有𠆤著名景点,即宽巷子和窄巷子,嗨在永兴巷宽窄都有了,但不具有景点的气质。

      永兴巷,不是成都的主要中心街,它是边马路。我们在时很冷清,路上往来行人不多,但它鬧中取静,距繁华的商业中心春煦路近一,二百公尺。

     永兴巷西边是四川日报的所在地,东边是成都市邮电局所在地,永兴巷地区是成都乃至四川甚至西南地区的邮政,电讯,报刊集聚区。它是西南地区的神经中枢,通讯命脉,信息中心。报刊信息在这里集中编辑,排版,印刷,发行。电讯也是从这里,把西南的信息发往各地,把各地的信息再中继转发。邮政通讯过去是主要的联系工具,现在通讯方式发生变化,邮政被边远化了。但当时,这里担负着西南通向全国的重要枢纽,是全国来往邮件的集散中心。邮政当時又是金融的交汇,撑控着各地的汇款。

永兴巷是个老巷子,有老宅,居住世代居民。隨着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现代化的机构。有兴旺也有衰退的不少变故,是留给人们记忆的历史痕迹。

      杨碧晴,张文江医生夫妇

68年来蓉后,身上总带着张医生留给我,他家在永兴巷的地址,我想去看他们。此事向同寝室的室友讲了,他是本地人,家在县城,父親是中学校长,大学毕业分来成都的。他叫我不要去,他说那人从上海回原藉是否遭遣返了?成都还有多处在发生武斗。也经常见到清理阶级隊伍,对人的无辜批斗,在这当口上不要没事找事,送给人家当陪斗。也许他家中受文革的冲击,而显得特别谨慎。动乱的年代,呌人明哲保身,也是有道理的。

     我每天从他家门口来往六次,我的眼睛每次都移不开她家的大门,盯着它,想见到什么?他们家的门总是关着的,有一,二会是没关好留着一道缝,我从中窥视了一下,无人,堂屋很大,既是天井又是客堂二者相连,面积也够大,柱子是实木的,很粗、堂屋两傍都是房间,两扇黑漆的大门,和足足有2o公分高的门槛也够气派。这与当地居民所居简约的住房相比,显然他们是殷实人家。

有一天门开了,出来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后面跟着一个头发已花白的女人?。那不是在上海诊所挂号收费的人吗?与十年前相比模样变化太大了,当時30岁左右青春年华,如今40岁人了,面容憔悴,看得出她深受生活的煮熬。我趋前招呼,她对我有些认识,但有些拘谨。我也见到张医生在里面站着,我徑自跨门进去,走下二,三级台阶进入下沉式的客厅,忙向张医生问好,但他木纳地看着我,毫无表情。我说我分配来成都工作了,现在你们边上的邮电局劳动,他还是未开口,但从眼神中透露出他对此并不赞同,他十多年前从成都去上海行医,现在被迫回成都,我则来成都工作,显得可惜。

我问扬医生的情况,他终于开口了,说已去世,我谔然,这么两年前在上海好好的,我们见面过,还有说有笑,身体很健康,诊疗病人也很灵敏,说话举止都很好,这是怎么一会事?他再也不说一句,还是呆呆地原地站着,我伸过去的手,他也不接,不握,也不叫我座,更不请我这个从远道而来的客人吃茶了。

           客厅的桌子上放着金黄色已剝好的老玉米粒.竹蓝里还有切成短段的通通菜茎,南方人叫蕹菜,茎是空心的像管子。这是他们用豆豉来炒的唯一菜餚。熄火的蜂窝煤炉子还未生火,生活是窘迫的。

      他仰望门外,不再理我,我明白他在示我离开,我说声再见,他咀角有些微动,但无声音,我告辞退了出来。

      认识杨张医生夫妇也是十几年前的事,那时他们在上海行医,我还只有20岁的小青年,得了神经炎症,面瘫,在华山医院住院,出院回家,路过常熟路淮海路時,见到在常熟口有一个神经刺激诊所。我顿时觉得我可以去试一下,进了诊所,见到有个老先生手拿梅花针的大照片,还有用镜框挂着莫斯科真理报,整版报导神经刺激疗法的报纸,我

决定去刺激一下。给我看病的是扬医生白哲的皮肤,像成都人,但高大的躯体,又像北方人,带着金丝边眼镜,典型的知识女性。对我看病十分和霭,话语也多。刺激治疗后我全身舒适,原先眼睛无神,顿時感到眼前明亮许多。她自我介绍是成都人,世代从医。照片上老人是她的祖辈,那亇张医生也自我介绍,他解放前在银行工作,私营金融业关闭后,现在转业行医。

他们的病人很多,虽只收四角的挂号费,但一天的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一月的收入。有一年他们跟区里医务人员,一起去农村劳动,仃诊造成很大损失见我是青年徒工,要免收我费,我不依。

      他们在上海行医十数年,我旧病复发过几次,总是上他们那儿诊治,成了挚交,除了看病平時也去探访。后来诊所和住所都搬至武康大楼二楼,我也去过数次,他们热情待人,我们十分融洽。无话不谈,记得有一次有𠆤病人,四十多岁,他腿麻木,叫张医生给他切脉开处方,张医生对他说,脉跳得很有力,他可活到九十岁。那人高兴极了,说他的父亲,祖父都活了九十。后我也请他切脉,他对我毫无顾忌,说你脉细,只能活到六十岁,你想我有多难受,这个反差太大了,但正因为我们熟悉,所以十分随便。平时成都人是好客又好谈,愛摆龙门阵。

      六六年文革后扬医生先回原藉,六七年张医生告诉我,他也要回成都了,他有些丧感,寓所也略显狼藉,他就随手留给我永兴巷的地址。

      一年多后我结束了在永兴巷的劳动,到成都骡马寺的一个机关工作,设有回永兴巷的机会,但我还是特地去过他家,门总是关得紧紧的。

在成都工作了十年,巧遇有人想与我异地对调,让我调回上海他来成都。此事经千方百计的努力后进展顺利,但正在此時,有人问组织部门反映,诬我有派性问题尚须处理,使对调的事被搁置起来,好事多磨,一点不错。

      文革中四川武斗最兇,派性最強,社会最乱,这与川人智勇双全的性格有关,他们逞强显能。四人帮跨台后,但成都依然派性末消,当时的讲法,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在当時的环境下,我独白一人在川,是需要十分谨慎的,小心冀冀地做人,不惹事生非。但是非却会向我袭来,说你碰了谁,得罪了他们,真是说不清呀。后来一个贵人出来,仗义执辞,为我说话,他就是高老当。老当者,是四川人对文革前领导,文革后再复职的领导的称呼,老的当权派也。此人是山西入川的老干部,是𠆤文化人。高永明书记兼局长,他親自去市委组织部,找有关领导讲清楚,说我为人正派。政策性强,工作踏实,是他们准备提拔的对象。但上海家庭有难,只好放他回去,希望市里放行,让他能调回上海,我至今还十分感激他,使我快泡汤的事,有了希望,最终回了上海。

      我千里迢迢来成都,到张扬两位医生的故乡,和他们在永兴巷的故居,却只郁闷的见了张医生短暂的一面,楊医生莫名离世。在以后十年的日子里,我也只能自顾安命,惹不起任何人和事,连最后告辞的机会都沒有,这是时代的遗憾,历史的遗恨,呜呼哀哉!

      永兴巷电讯楼

永兴巷民宅很少,依傍民宅的曾是西南地区电报,电话和打长途电话的川西通讯机构电报局。门前有宽大的马路。我在的当年,经常停放着解放牌大卡车,车内横斜放着电线杆及其他物料,是專用的电讯工程车。大门是终年不关的,往里看堆积许多物料,杂乱无章,建筑旧,但有一定规模。己改作成都邮电局四川线务总站。

      永兴巷电讯楼,可能建于中国电讯事业发展的初期,清朝后期就

有了,延续到民国時期,四川解放后直到五十年代后期,还使用此楼。

随着电讯业务的发展,又在邻近的邮政大楼后面,新建电信大楼,永兴巷的电信楼才搬迁走了,不再是西南的通讯枢纽重地。

      想当年这里有营业厅,长途电话室,市内电话室,电报收讯及

发报台。有人向我说起过一件事,当年国民党退守到西南、在云南的

軍阀龙云,趁势起义,他通电全国要捉拿蒋中正。电信大楼的收报人,

在收讯台值机,他巧遇此件,则激动异常,边收边念,弄得全台人员停

止了工作,听他读完电文,也轰动了大楼。蒋氏得悉后,旋即离蓉转地

赴台。解放后该位收报员被审查,他可能不那么舒服了。电信大楼真的

是机要之地,无论何时,也无论何地,都有军人站岗,把关很威严。

      过去他的门口总是车水马龙,来拍电报,打电话的都是达官贵人,或各家机构普通人用不起的。现在门前罗雀,人煙稀少。

      我有机会进去过一次,那是军管会召开的会议,有人通知我去参加。我本无事,去得早,想看看。这是幢全木结构,无水泥,无钢材的三层楼建筑,与当时四川缺乏建材有关,但绝对是经典之作,楼梯很宽,适合作公共场所,楼上的宽大的空间,是用作营业厅的,未见有柱子,房屋之间、不用砖沏,用木板相夾,有数十人参加的会广议,这些建筑都能承受,但毕竟年代久了,以及材料质量等问题,扶梯走上去是晃动的,原营业大厅的地板走动時,发出卡吱声,给人感到是摇动着的大楼。

参加会的都是领导,和中层干部及各造反组织的头头,我不知道内容,也想不到会叫我参加,很受宠若惊,我坐在最后排。突然间有一𠆤人向我走来,我不认识他,他以命令的口气,今天你来当记录,我推萎了,我听不懂四川话怎么记呀?你是大学生就你记了,别推!想想也是,来了六十多个大学生,只有我一人是学中文的,他们都是理工生,我也无语,硬着头皮,跟着他走向会议桌前就坐。但心中还是不平静,我只想埋头干好本份的工作,不想参与派性的事情。四川派性和武斗是孪生性的,越想越可怕,这不把我推进派堆里了吗?纵然脅从,也是派性呀!

      这次会议是揭批造反派组织里的一个头头,我报到分配就在他里,他还抽我去机关帮忙清理资料。这次让我做记录,他似乎也感到突然,但我的推萎和无奈他也看得一清二楚。当时群众组织有三派,一是极左造反派,二是温和造反派,三是保守派。他是属于极左的,极左派都是原来的干部,文革前就很有活动能力,也是业务骨干,都是智足多谋之人,他们最早夺权。我报到时正时他们得势之时,隨后军管会进驻,解放了一些老干部,极左派开始失势,温和造反派活跃起来,叫我当记录的属这一派的。我怕牵扯进去,十分不安的坐在记录席上。会上的发言者,也都是知情者. 他们所讲的,都是造反夺权中的阴谋诡计,以及打击干部及对立派的各种不釋手段。对造反派来讲,这是他们的计谋和策略无可非议,而大家对此並不认同,是于人不齿的阴暗。

我入川不久,他们讲的士话俚语,我有许多听不懂,但身旁有个人替我翻译,至今还记得有一句叫串红苕的话,我不会写,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他给我写出来了。红苕上海话山芋也。会议结束后,我交记录给他,他退还给我,叫我去整理归纳几条发简报,我又为难起来,这不要我亮出观点吗?万一反复我不遭殃?我回去后为避免有我主观的东西,就把会上各人的发言,原原本本的整理出来交给他,他责训我,要你写几条,怎么写成这样子呀,我设说什么,但只见他双眼紧盯稿子,目不转睛,最终露出了笑容,说好好好就这样。送軍管会领导看后,认为干货很多,很滿意大声说,去印发。其实我也只起了个你们讲,我来记的作用,是个实实在在的工具。我想既使今后反盘,自已的责任也減少一些。

记录整理稿印发后反响强烈,受他们打击的干部,及对立派别似出了一口气。建设路邮电局长,文革中冲击大,怨气很深,还阻挠子女不准当干部。见了这个稿子,说写稿者功德无量。

      四川的文革反复很多,軍管会也换了几次,那个被揭批的造反派头,也再出来当过权的,我虽调离到别的单位,他也从来没有对我计较,总算平安无事。

           西南三线建没指揮部

      离电信楼,就是著名的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处于永兴巷的最东边,与署袜街相邻,平房建筑,四周高筑白色的围墙。也是西南局机构,李井泉等几名领导,都是总指挥或副总。西南局,负责云贵川地的军政大事,三线建设指挥部,则担负国防军工,及战时的工业配套,等工业的布局和兴建。这也是军政要地、由军隊把守。

彭德怀老总被贬后,安排到这里任副总指挥,彭总是65923,在北京见毛泽东主席后来此的。文革初期,他带了大口罩,跑到斜对面的成都市邮电局大院,看大字报,但不久北京来了一伙人,把他揪回去了,他在文革中死去。再也没有回永兴巷,永兴巷是他最后的工作地。

      指挥部内有三个单身干部,住在机关,其他的干部都把家属同迁至成都,因此三位每天都到成都邮电局食堂吃饭,其中二位是华东局调来的上海人,另一位是彭总的秘书,大校军衔。上海人碰到上海人,真是他乡遇知已,相互很熟络。有一次他们机关试放一部新产品的投影电视,当时成都连一般电视都不普及,这种新玩意,着实希奇,他们邀我去他们处,看投影电视,电视机无屏幕,只有一个镜头隔些距离有一幅大的白屏板,从镜头投影到白屏板上,电视画面的确放大了不少,效果如看电影似的,但总有不少的粒子在画面中出现,以及沙沙声不绝于耳,质量还有待改进。四川是重要的电子工业基地,成都及绵阳等地有大量的此类大厂,全国唯一的电子高等学府,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就在成都,都与国防有关也惠及了民生。

      进了大院,我看到的是一幢普通的建筑,三进平房,大门进去中局线的走道,可从门口直串最裡面的一进屋。大墙四周种着树木花草,但很稀疏。地板和房子都油漆过,办公设施很简洁,但毕竟是官邸,看上去还是很让人养眼的。现在这里大概楼尚在人已非也,据说现为四川省建委所在地。这是永兴巷朝南的街面。

朝北的街面都是黑砖高墙,沿墙跟种栽着女贞树,作为行道树,等距离的排列着,由于成都阴天缺阳的日子多,树也长得瘦骨伶丁的,枝疏叶少。我们江浙一帶的女贞树,树冠如蘑菇,枝繁叶茂而这里的女贞,像把末撑开的伞,枝叶细少,但尖尖的树头却冲向天际。女贞树逢到季节,它总是能开花的,永兴巷上的女贞也不例外,滿树碎小的白花,遮盖了翠绿的树叶,发出阵阵幽香,向永兴巷飘散。当落花时节,又是一地白色。一日多次行走在这条巷子的我,无尝的享受天然之美。

黑砖高墙的里面是成都市邮电局的分栋科,西南信件的集散地,大量的集中進来,又通过分栋分发到各地各处,綠皮邮车进进出出什分热鬧。如今都用手机微信通讯,快捷方便,但过去的通信方法,单一繁琐,一封信从上海到成都要经万水千山。分拣科很忙,分拣美女如云,过去怎么大的占地面积,可能今日不需要了是否移足他用

      我们在发行科的工作,都在半夜从下午6时上班,报纸开印直到午夜12点,把报纸分完,几十斤的东西,一梱梱的捆好,放到传送帶上,工作很辛苦,每天滿身汗水,但我们这些人每到10时,都仃下工作成阵结隊,横串永兴巷到成都邮电局食堂吃夜宵,不交钱,也不要粮票,每人二刄面,没有盖澆菜,只在面条上澆上一勺子红油,我不吃辣,但没有其他调味料,只请他们少放些。对重体力劳动者,二刄面是吃不飽的。

文革的68年,四川的农业生产破坏了,据原省财政厅长后任国务院付总理的田纪云回忆.,当时亩早不到百斤,富饶的天府之国,跌至亩产统计的垫底省。这时的食物很少,生活困苦。广东的赵紫阳此时调川,不久农业有了改善,当时传有要叫粮找赵紫阳的说法。我们的那些小伙子,回来还要再上班,长夜班的工作,真是又苦又累又想吃,于是便七扯八扯的说这份工作不好,看到在长长的高墙中,开了一扇小门,只能一人进出的邮检所、他们认为这里的工作才安逸,有的说,这份工作你不会,大家又扯着如何邮检,有的说用高w灯泡照射、信内的字能显出来、有的说用湿布浸信封口,待湿后软化,信就可取出来看了。邮检是否如他们所说,我不得而知,但可能有些准,因为当时我国的科技水平不高,原始操作吧。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离开永兴巷也多年,我还留住这碎片化的记忆。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片断,不管永兴巷过去的繁荣和苦难,但我期待它,它所处的黄金地段,和它所设的重要机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将还会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