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争雄

在东部沿海各省内部，如果是从GDP总量的角度，那么普遍存在着一个程度不等，你追我赶的老大、老二，或双城争雄，比如：

提起广东，我们会想到广州和深圳；

提起福建，我们会想到福州和厦门；

提起浙江，我们会想到杭州和宁波；

提起江苏，我们会想到南京和江苏；

提起山东，我们会想到济南和青岛。

一城独大

在中西部各省区内部，虽然论GDP总量仍存在老大、老二的排序，但两者之间的落差似乎太大了些，以至于一城独大，譬如：

提起安徽，除了作为省会的合肥，还有哪个城市能与之比肩？

提起河南，除了作为省会的郑州，还有哪个城市能与之比肩？

提起湖北，除了作为省会的武汉，还有哪个城市能与之比肩？

提起云南，除了作为省会的昆明，还有哪个城市能与之比肩？

提起陕西，除了作为省会的西安，还有哪个城市能与之比肩？

提起甘肃，除了作为省会的兰州，还有哪个城市能与之比肩？

先开句玩笑，缘于地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按人口密度划分的胡焕庸线，那么，如果读者诸君不介意的话，我不妨由此提出一条经济学上的以有无GDP双城争雄衡量的“赵伯平线”。

个中原因

众所周知，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如此，有无公平而充分的竞争环境将从基本面上决定了一省、市、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换句话讲，对看似简单的“双城争雄”与“一城独大”现象进行认真的审视和分析，无疑将为我们准确理解东西部之间的经济落差提供另一面颇为独到而有价值的镜子。

我先抛砖。

我在《从狼性文化到磁性文化》一书中，把中国现阶段的商业文化分成农商、农工商、工商三大级差。

第一级差，农商文化，顾名思义，农耕时代的商业文化。

中国农耕时代，皇权帝制因为一、看不出商业对促进生产的正能量，认为一斤米，倒来倒去，还是一斤米，不能增加财富的总量；二、认为商人重利轻义，鼓励商业，就是鼓励天下人与朝庭、官府争利。所以，重农抑商成为农耕社会的主旋律。商业由此成为社会的未流，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商人的形象也非常的负面：唯利是图，为富不仁，无商不奸，利欲熏心，见利忘义。

第二级差，农工商文化，即出现于最近三四十年，当中国正从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小农经济）向现代工商业社会（市场经济）转换时，一种介于农商和工商文化之间的过渡性文化。

在这种混搭的过渡性文化色系里，有的农商文化的颜色重些，比如中西部的老少边穷地区，有的工商文化的色彩浓些，比如东部沿海地区。但不管怎样，狼性文化（外狼内狗，一只脚踏在市场，一只脚留在农耕）都是一个十分耀眼的种类。并且，它也注定是一种过渡性的企业文化，注定要随着中国社会向工商文化的上游迈进而慢慢成为历史。

第三级差，工商文化，也就是发源于欧洲，高度成熟于美国的市场文化。工商文化虽然也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尺分成高低不同的级差，但在一些核心价值观上却是一致而须臾不可缺少的，如法治、竞争、自由、创新等。缺少了这些核心价值观，一种文化，无论如何的自我标谤和宣扬，它都不能称之为名符其实的工商文化。

对照这三大级差，我们能否由此联想起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落差和相关的“双城争雄VS一城独大”现象呢？

我当然是能够的，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主张平等的工商文化氛围虽然不是决定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唯一因素，但一定是最重要、最有影响力、最难以改变，最为隐蔽的因素。

我曾经写过一篇《“中国创造”不要“省上”要“省里”》的文章，你会从中看到，在陕西和甘肃那边，新闻联播里面讲的都是“省上领导”，反观到了江浙一带，则是讲“省里领导”，虽然一字之差，但背后折射出来的等级意识却相当根深而蒂固，积重而难返。

请你献玉。

我已经以工商文化为参照，谈了自己对“双城争雄”与“一城独大”现象的理解，很毫无疑问，在如此“双城争雄VS一城独大”现象的背后还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政策、地缘等众多因素的考量，所以，我非常期待你的高见、你的解读、你的批评。

顺便说一句，“双城争雄”与“一城独大”虽然出现在中观的区域经济领域，但我们对其内在机理的解剖同样也适用于微观企业，比如说，尽管绝大多数的企业对强调外部的公平竞争，但一回到企业内部就另当别论，就喜欢任人唯亲和论资排辈。

试问，离开内部的公平竞争又何来外来的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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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伯平（管理咨询专业，擅长领域：企业文化、战略规划、组织设计、人力资源，[email protected] ）

赵伯平的四本管理“鸣”著：

最早发现《中国企业的病根子》；

于是提出《三阶梯管理》（已出版）；

然后主张《以权威破除权威》（已出版）；

进而呼吁《从狼性文化到磁性文化》（已完稿，待出版，有意向的出版机构请邮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