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社会主义改革国家的国企改革从扩大自主权、公司化经营到抓大放小,改革的内容仅仅是经营主体、经营方式和经营规模的改革,而不是根本性的功能改革,国企功能、从而国资功能的科学化才应是国企改革的最终目标。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企被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规定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体现,时至今日,国企仍被社会主义改革的领导者排它性地规定为所谓“执政基础”,却不知以国企遍地开花为特征的、剥夺劳动人民个人的生产活动经营权(消灭私有制)的全面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空想社会主义制度,正是二十世纪未叶社会主义政权大部垮台的经济原因。
在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由于赢利性和非赢利性国企所有权都属于政府,不属于国企本身,所以,不论是国企官员还是工人或技术人员,都不可能完全承担企业的责任和风险,因为政府不可能为没有经营全权的主体规定必须赢利的法定责任,然而,不可抗拒的经济规律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生产关系)必须与企业的责任能力(生产力)相适应,企业的责任和风险应该由企业本身承担,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必须属于企业自身,也只有在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属于企业自身的条件下,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在必要时的分离才是有意义的,并且,众多的企业必须同时自我经营,社会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才可能具有必要的时效和实效。
显而易见的是,政府不可能直接地、完全地和同时地承担起众多企业的经营责任,尤其不可能承担起众多企业的赢利责任,国企本身又不能完全承担责任和风险,这就必然发生政府高速度、大规模地投资与企业低效经营、低效发展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的长期存在,正是二十世纪未叶社会主义政权大部垮台的重要因素。
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定意识形态至今尚未彻底摆脱终极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羁绊,当前理论界甚为流行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关于国企改革的理论也只是缺乏科学基础的经验性理论,在当代人类思想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辩证唯物主义整体科学和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革的革命性实践经验)基础上必然产生的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尚未被社会主义改革的领导者所接受。
崭新的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揭示出:
私有制是社会对劳动人民个人的生产责任的委托、公有制是社会对公权主体保障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公共责任的委托,任何形式的公有资产都只能处于主导地位而发挥整体保障功能。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科学社会主义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为基础、以科学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保障的科学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社会个体微观计划与社会公权宏观计划相统一的市场经济制度和社会公权直接分配全民的必要等同的基本生活条件、社会个体自主分配积累性、发展性的必要不等生活条件的科学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既然社会主义改革的领导者尚不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应该是怎样的,也就不了解国企的功能只能是担当保障社会整体经济的公共服务责任,因而也就不能科学地了解应该取消什么样的国企、应该保留或建立什么样的国企,当然也就更加不知道资本家群体不是剥削阶级,而是劳动人民的重要构成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是科学社会主义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上述的当代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若被确定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大法,才能使国企改革的目标科学化、清晰化、合法化。
既然国企的功能只是保障社会整体经济,既然国企应该担当的只是社会经济的公共服务责任,那么,国企就只能是支出性经营的、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而不能是盈利性经营的企业,或者是国资入股私企用以降低私企的经营风险、保障私企的发展。社会整体经济所急需却又存在巨大经营风险的试验性、盈利性企业(包括技术革新实验性企业)应该由政府承建而成为国企,当经营试验成功、巨大风险排除、可以盈利之后,则应转为民营企业。
公共支出性、经营简易性、利益社会共享性和风险社会共担性就是改革后的国有企业的基本特征,恒定性公共服务企业和临时性担当风险企业就是改革后的国有企业的两大类型。显而易见,国企功能科学化改革任务的完成不仅可以优化国资功能、也可以使国民的生产经营能力得以充分发挥,还可以有效地缩小产生腐败的空间。
国企改革导致的职工下岗之所以成为改革的难题,是因为法定的、以分工划敌我、分优劣的空想社会主义“阶级”歧视和所有制歧视的存在,使得城乡公民、经营性劳动者与非经营性劳动者不能平等享有政府所担当和提供的全民生活保障,如退休金等,国企下岗职工除了工龄买断便是在退休前发给少量的生活补助,这不但使得国企下岗职工处于比失业后的农民、自由职业者等不平等的优越地位,也使得国企下岗职工深刻感受到以往优越地位的丧失,这不但说明国企及其职工的优越地位本身就是不平等的空想社会主义错误制度,而且说明,国企改革应该与尚未建立的平等的全民生活保障制度、平等的就业制度和平等的工资制度的建立同时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领导者们须知:科学社会主义就是要让全体劳动者端起国家这一铁饭碗,而不是端企业这一铁饭碗,
可见,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企改革只有在实现了法定意识形态大革命之后才能迅速获得最终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