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被列名筹安会发起人”之始末

严孝潜

1915年8月10日，杨度往谒袁世凯，提出组织机关，鼓吹帝制事。并与孙毓筠着手发起筹安会的联络工作。

    1915年8月12日，杨度造访北京西城旧刑部街严复的寓所，请严复作为发起人，出面组织“筹安会”，但严复表示：“勿为发起”。

    对于杨度的这次造访，严复后来在写给熊纯如的信中讲：“长沙杨哲子以筹安名义，强拉发起，初会之倾，仆即告以共和君宪二体，孰宜吾国，此议不移晷可决，而所难者，孰为之君。此在今日，虽有圣者，莫知适从，武断主张，危象立见，于是请与会，而勿为发起。顾杨不待吾辞之毕，飘然竞去。”

1915年8月13日，杨度写信给严复说：“已代公署名送报馆”。

杨度在信中告以：“昨所谈事，实告公，盖承极峰之旨与公商榷，极峰谕非得公为发起人不可，固辞恐不便。事机稍纵即逝，发起启事限明日载诸报端，公苟知底蕴，度无见拒理，已代公署名送报馆，不及待复示矣。”

    1915年8月14日，在报纸上，刊登了由杨度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联名发表的组织筹安会宣言。

筹安会宣言发表后，杨度再度写信给严复表示感谢：“谓极峰闻公与会，极深欢悦云云”。严复得信后立即明白袁世凯和杨度正在图谋不轨，筹安会绝不是一个学术机构，但由于年老体弱，勇气不足，害怕遭到报复等原因，严复并没有登报声明，与袁世凯、杨度的帝制划清界线，而是采用明哲保身的方式进行消极抵制，从筹安会成立到上请愿书等各种活动，严复一概均不参加。

    严复后来在1916年写给熊纯如的信中，也认为自已在“筹安会之起，杨度强邀，其求达之目的，复所私衷反对者也。然而丈夫行事，既不能当机决绝，登报自明，则今日受责，即亦无以自解。”并深加自责说“年老气衰，深畏机阱，当决不决，虚与委蛇，由是严复之名，日见于介绍，虚声为累，列在第三，此则无勇怯懦，有愧古贤而已”。

1915年8月23日，“筹安会”正式成立。

   “筹安会”正式成立后，很快就通电全国，要各地文武官员和商会团体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俨然以表决国体的机关自居，没有半点学术研讨的气味。几天后，“筹安会”强奸民意，通电全国说：各省机关及各团体代表投票决议，一致主张君主立宪。

    1915年9月2日， “筹安会”组织“各省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要求改变国体。  

    1915年9月3日，梁启超在北京英文《京报》中文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公开反对变更国体，对帝制逆流当头棒喝。

    1915年9月8日，上海的《大中华》杂志也刊登了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

袁世凯对梁启超的文章风行全国感到担忧，他急于寻找一位才情学识与社会声望都足以与梁启超匹敌的人出来反驳。于是他令内史夏寿田出面请严复著论反驳，并以一张四万元的支票作为酬劳，但被严复拒绝。接着严复收到20多封匿名信，“或喻以利害，或吓以剌杀，或责其义不容辞”，但严复始终没有改变态度，“终嘿嘿，未赞一辞”。

1915年9月23日，严复写信给熊纯如。

严复在信中讲：“……筹安会挂名籍端，颇缘被动。一昔杨哲子来寓，宣布宗旨，邀共发起，……而鄙人则谓：大总统宣誓就职之后，以法律言，于约法有必守之义务，不独自变君主不可法，且宜反抗，余人之为变，堂堂正正，则心俟通国民意之要求。……即今参政院所收廿二省五民族请愿之书，虽一至再至，而外间旁论，皆不指为得其真。……”

1915年10月15日，杨度等改筹安会为“宪政协进会”。

此时，在帝制逆流甚嚣尘上之际，袁世凯又派人敦促严复撰文劝进，也为严复拒绝。严复知道袁世凯想称帝“其意坚决，无从挽阻，乃慨然曰：吾所欲言者，早巳尽言之矣！必欲以吾为重，吾与袁公交，垂三十年，吾亦何所自惜。顾吾生平不能作违心之言，吾欲为文，吾无从著笔也。自是之后，闭门谢客，不愿与闻外事。”

1915年12月11日，参政院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名义,向袁世凯上推戴书：“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

    1915年12月12日 ，袁世凯经过一番假意推辞后，宣布接受推戴，承受帝位。

    1915年12月13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严复也未参与其事。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将总统府改称新华宫，对内称中华帝国，改用洪宪纪元，接受百官朝贺。严复没去参加。   

1916年1月5日，今天内廷召宴，严复没去参加。

1916年1月7日，今天内迋召见，严复仍然没去。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下令撤销“承认帝位案。”

    1916年4月4日，严复给熊纯如写了一封长信。

    严复在信中说：“……自帝制取消之后，风谣朋兴，大局极为危岌。……一筹安会之起，杨度强邀，其求达之目的，复所私衷反对者也。然而丈夫行事，既不能当机决绝，登报自明，则今日受责，即亦无以自解。……   

    1916年5月19日，严复写信给熊纯如，谈及对袁世凯的看法及对自已的反省。

    严复在信中讲：“……夫仆之不满意于洹上，而料其终凶，非一朝夕之事。不独乙巳季廉之函，可以为证，即自庚子以后十余年间，袁氏炙手可热之时，数四相邀，而仆则萧然自远者，可以见矣。……至于去秋，长沙杨皙子以筹安名义，强拉发起，初会之顷，仆即告以共和君宪二体，孰宜吾国，此议不移晷可决，而所难者，孰为之君。此在今日，虽有圣者，莫知适从，武断主张，危象立见，于是请与会，而勿为发起。顾杨不待吾辞之毕，飘然竞去，次日报纸已列吾名，至杨以书来谢，谓梭峰闻吾与会，极深欢悦云云，则灼然早知其事之必不轨于正矣。由是筹安开会，以至请愿，继续欢进庆贺，仆身未尝一与其中。任公论出，洹上谋所以抵制之者，令内史夏寿田涶诿发言，主张帝制，仆终嘿嘿，未赞一辞，然则区区私旨，可以见矣。不幸年老气衰，深畏机阱，当机不决，虚与委蛇，由是严复之名，日见于介绍，虚声为累，列在第三，此则无勇怯懦，有愧古贤而已。……”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毙命。

    1916年6月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严复致书段褀端。

    严复后来在写给熊纯如的信中，曾提到：“当洹上灭亡，黄陂就职之日，吾尝致书段合肥，劝其承认袁氏未帝制以前一切之号令、法律为有効，而后急组机关，议定可久之宪法，更依新定之选举法，以召集国会，与国人一切更始。”

 1916年7月8日，严复在日记中记有“邓曼云来告政府决议，嘱急赴津。”当天晚上七点半，严复到迏天津寓所，日租界的秋山街梨栈。

邓曼云时供职于海军部，所云政府惩办帝制祸首“决议”，尚在议而未决中。在此之前，亲友们曾劝严复离开北京暂避，林纾甚至涕泣以迫，但严复认为自已“俯仰无愧作”，没有采纳，仍留在北京。这天在“家人强舁篮舆登车，始至天津暂避”。

     1916年7月14日，黎元洪发表惩办杨度、孙毓筠等帝制祸首令。因严复是被杨度“列名筹安会发起人”，又没参加筹安会的各种活动，所以严复没有列在惩办帝制祸首其中。

     1916年7月15日，今天严复在天津寓所给熊纯如写信。

严复在信中讲：“八日都下盛倡惩办祸首，不分皂白，儿子辈劝令来津暂避，乃于望门投止之时，得奉赐书，慰幸！慰幸！……复生平浪得虚名，名者造物所忌，晚节末路，固应如此，不过人之为此，或得金钱，或取好官，复则两者毫无所有，以此蒙祸，殊可唉耳。……”

     1916年8月17日，今天严复在天津寓所给冯国璋写信，谈被列名筹安会事。

严复在信中讲：“当筹安会发起之时，杨孙二子，实操动机。其列用贱名，原不待鄙人之诺，夕来相商，晨已发布。我公试思，当此之时，岂复有鄙人反抗之址耶？近者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尚幸芝老知其真实，得及宽政，不然，复纵百口，岂能自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