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琳：中国消费低比例的三个原因及对策

应对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中国除了反制还迫切需要经济增长，而且是立竿见影的增长。然而，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百分比只约等于美国家庭消费占GDP水平的一半，也远低于欧洲和日本的水平。改变这种局面，刺激个人消费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内需的增长会对全球增长产生影响。

中国消费比例低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时，中国需要一种能快速见效的应对方案，需要这种方案能在很短的时期内稳定经济。所以，投资/出口型的经济模式应运而生，而且得到了大力推行。这种经济模式也确实开始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二是当中国以出口/投资导向的经济模式开始生效时，全球化的理念正日益被世界所接受，贸易壁垒被打破，全球贸易在世界GDP中所占的份额开始大幅飙升。因此，中国不仅为自己的目的实现增长，也受到贸易全球化以及增加全球贸易份额以便提升自我开放的能力的诱惑。因此，中国一直保持了对出口和投资的高度重视，而忽视了通过提高私人消费来实现经济增长所需要进行的持久努力。

三是中国还没有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大部分都没有社保。此外，过去几年来，教育、医疗和住房的成本上涨速度相当快——大大超过了GDP和人们收入的增长速度。

根据中国历史上的水平，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超过50％。所以，如果把这一比例作为一个标准的话，就能看出其中存在着更大的差距。因此，必须制定某些政策，来努力缩小这种差距。收入分配对消费有很大的影响。政府需要做出某些调整，考虑收入再分配的格局——多少分配给老百姓，多少分配给各级政府，多少分配给企业。这是一种宏观经济调整，可以通过新的财政政策（包括改变税收政策）来实现。同时，增加家庭收入的比例也非常重要。如果家庭没有收入，不管怎么刺激，也谈不上消费。

社会保障网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简单。未必是一旦增加了社会保障开支，个人消费就肯定会随之增加。问题的答案要取决于社保资金如何筹集。由于农村的医疗保险是由政府补贴的，因此，它不会挤占消费资金。农村居民不需要花很多钱去购买医疗保险。在这种情况下，在推出农村医疗保险后，实际消费确有增加。

城市社保资金主要是通过工资税来筹集的，并且税率太高。有五种不同类别的保险，如果把这五种保险加在一起，工资税在劳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确实太高了。这类税赋会挤占个人消费资金。政府应该要求企业——尤其是那些具有垄断权力的国有企业——向政府支付红利。政府可以将这些收益用来资助社保资金。

政府已经在短期政策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在农村地区，商家由政府补贴，向农民优惠销售家电和其他耐用消费品。通过采取这种“家电下乡”措施，农民将更能买得起。另一项短期措施是出台新的消费信贷政策，放宽信贷条件，鼓励消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农村。因此，如何提高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非常重要。无论是长期政策，还是短期政策，都必须重点关注这一方面。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与低收入群体相比，高收入群体的储蓄率更高的多。

从长期来看，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真正重要的政策。为了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需要创造更多的非农业工作岗位，而在这一点上做得还不够多、不够好。工业部门的就业增长率远远落后于GDP的增长率。

中国在快速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大力推动出口和由政府主导的投资，但却忽视了建立促进国内消费所必需的社会和经济体制。现在中国是这个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是确定一个“补救计划”的时候了。如果在社会保障、退休金，以及全民医疗保健方面积极采取行动，这一目标是可以达到的。主要的障碍是说服公众并使其相信，开始降低过高的预防性储蓄是可行的。

有人说，高储蓄是亚洲的一种文化现象。其实过度储蓄主要是一种需要，而并非文化基因使然。只要政府真正为百姓提供社会保障，劝导中国家庭降低储蓄，就可以改变储蓄动机，从而拉动内需，扩大消费，刺激经济平恒快递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速的发动机。

作者简介:

王先琳教授：高级记者、高级研究员、中华企业文化网专栏作家、企业文化大学堂领衔专家、中国营销咨询网专栏作家、全球品牌网专栏作家、清华大学领导力培训导师、中国讲师网资深管理专家、中国培训网培训专家、资深培训导师、策划师和企业品牌战略规划与推广专家；著有《管理的学问》、《人生如歌》、《品绩力就是生产力》、《新闻之后闻》、《品绩教练模式》、《民警瞬间击毙战术的运用与案例剖析》《品绩产生奇迹》等多部专著。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