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指出宋代后科技发展落后欧洲因中国官僚制度趋向保守所致，他特别强调朱子理学将儒家思想宗教仪式化之后对中国社会产生的一些影响，重点也指出家庭的改变，即中国社会形成大家族制造成了经济活力的弱化。社会思想对人施加的诸多禁锢，使得人们不敢挑战权威，无法形成思想市场，造成创新力下降。
虽然东西方实力在宋代之后分野存在很多因素，但理学的推行产生的影响无疑是最至关重要的。国家的统一并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下的美国也是统一的国家，但创新保持全球前列。国家对于人的束缚是制度的问题，制度的建立遵循一定的社会思想，所以理学在这里又称为问题的核心。
多中心体制促进欧洲的强盛，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单中心体制就是问题，在中世纪欧洲一片黑暗，新教的破土而出推动思想多元才带来了文艺复兴和科技革命。归根结底依旧是社会思想的问题。新教孕育了资本主义精神，鼓励创新和独立思考，而这超越了新教本身对社会的影响。理学也是如此。
这里引出几个问题：
1. 社会思想的开放
任何社会变革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唐太宗贞观之治衍生的仁政思想一直影响左右唐代的一些政策，比如驿马轮换制度而不至于使得马匹受到损伤。中国改革开放所谓的思想精髓就是思想解放，这在各个领域均产生了相当的作用，打破常规成为各行各业的默契。
相反的，明清推崇理学，压抑人们的思想，这在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乘数效应，进行自我强化。大家族制为国家的统一确立了社会基础，八股取士为思想的统一确立了形式上的规范。
社会思想能够产生无远弗届的影响在于它找到了关乎人们切身利益的支点，因此它迅速扩散，在无形之中形成一种社会的压力，迫使人们遵循由之而来的各种刻板的要求。
来自国家的态度对思想的开放至关重要，无论据社会阶层自下而上推演的思想还是自上而下的推行一种主张，如果带来思想的开放则必然促进经济活力，反之将充斥破坏的因素，因为它多半是在重压之下做出的，这本身就是一种消极反应的结果。
2. 科技革命、市场经济发展和思想解放
科技革命、市场经济发展和思想解放这三者的关系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如果成立，这三者又是如何互相促进的呢？
市场经济发展或者对照历史，简单的说贸易的发展和贸易规模的变化，带来了农业社会不曾拥有的潜在能量，物质的丰富促进了思想的解放，不论是在北宋还是明末，思想领域均呈现活跃的气氛。反之亦然，社会思想活跃，人们的束缚减少，商品经济就会发展，交易是人的天性。农业社会主张自给自足，思想也因之受到抑制。宋元的海洋政策基点是贸易，而明清则是朝贡体制，这进一步抑制思想的解放。
科技革命的发生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思想解放的产物，没有后两者，前者是不会自然而然的发生的，科技革命是根据社会需要开展的，是思想解放和经济竞争的结果。有人探讨东西方分野问题时，将中国的衰退归结为中国人的工匠精神，即缺乏科学探索的传统。西方科学的发展从日心说和进化论发端，社会形态的格局极其变迁是其产生的丰厚的土壤，但是我们也清楚的知道，大胆宏观的设想和架构是其出发点，古代的中国人并不缺乏，而理学则恰恰成为各个领域的约束，它将社会主体思想仪式化，正如同中世纪教皇领导的基督教。
归根结底，经济型态是思想解放、科技发展的基础，明代社会推行的抑制商品经济的政策，一切经济资源均在国家的安排下进行直接的、高成本的调配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黄仁宇将之称之为缺乏数目化管理也涉及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