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圭武智库建言（五十一）反腐败如何防止钱穆制度陷阱

    钱穆制度陷阱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1895—1990）提出的一个观点。他在分析中国历史时指出，中国政治制度演绎的传统是，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就再制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结果制度越来越多，往往造成前后矛盾、执行困难，反而失去效率与效力。

    为什么中国社会有钱穆制度陷阱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社会诚信缺乏应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人的诚信，主要体现在家族和熟人群体中，但在一般社会领域，却严重缺乏诚信。没有社会诚信，社会一般游戏规则就难以得到有效执行。因为诚信，实质就是守信用，守信用，核心就是守规则，缺乏诚信，必然也就缺乏守规则精神。由于缺乏社会诚信，只有家族和熟人诚信，最终必然是尽管社会一般游戏规则不断创新，但最后仍沦为为空架子，最终剩下的，还是家族和熟人群体的游戏规则。

    反腐败如何防止钱穆制度陷阱，需要有长期和短期对策。

    从长期看，国家要防止反腐败制度陷阱，必须要着力培育国民的诚信精神，而诚信精神培育，又与文化建设密切相关，所以，从长远看，反腐败需要文化建设。

    从世界范围看，文化问题也是发展的重要问题。戴维·兰思德在《国穷国富》一书中写道：如果我们能够从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学习，那么，我们知道，正是文化创造了所有的差异。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赞美勤劳致富，它导致了北欧经济始于16世纪的爆炸性增长。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迅速增长与“亚洲价值观”密切相关。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说，几乎每一笔商业交易本身都存在诚信元素，毫无疑问，任何交易都有一定的时间周期，我们有理由认为，世界上大多数的经济落后都可以由双方缺乏信用来解释。阿兰·佩雷菲特在《信任社会：论发展之缘起》一书中写道：一国之巨大动力应是信任，惟有在人们不为任何利益所动去藏富遮艺时，这种信任才会极大地充盈。由于互不信任，人人慎之又慎。这使参加信贷谈判的人，像大多数热那亚商人一样，谈不出什么结果来。对第三世界的了解使我坚信，被传统自由主义理论家及社会主义理论家们视为经济增长函数的两要素：资本和劳动，实际上是次要因素；主要因素，既能给两个传统因素添上正、负指数的因素，则是第三因素，就是文化因素。信任社会是一种扩张的社会。积40年观察之结果，在我们看来，对人持信任还是怀疑态度，尽管表现形式不同，却是对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文化、宗教、社会和政治行为的精髓。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也认为：一个民族的福利及其竞争力取决于文化特性，即这个国家固有的信任程度。高度信任的存在可以如同经济关系的添加因素，提高经济效率，减少经济学家称作交易成本的消耗。

    从中国历史看，从商到周期间，发生了一次大的文化精神转型。商代是“祭祀文化”，周代是“礼乐文化”。从“祭祀文化”到“礼乐文化”，这是一个价值观的彻底转向。“祭祀文化”由于更看重超越界，所以其所体现的约束更偏向人的内在自觉。而“礼乐文化”由于更看重世俗人的行为规范，所以其所体现的约束则更偏向于人的外在形式。从“祭祀文化”转向“礼乐文化”，也就使国人的约束从内在转向了外在。

    由于缺乏内在约束，礼文化就容易导致面子化，约束也就容易导致面子化，最后，面子也就成了最后的约束，面子文化最终盛行。而面子文化本质是缺乏诚信的。另外，在社会缺乏内在约束的情况下，家族诚信和熟人诚信也容易盛行。因为由于社会缺乏内在约束，必然社会秩序稀缺，而在社会秩序稀缺情况下，家族和熟人可为个人提供一定程度保护功能和安全功能。

如何建设富含诚信精神的新文化，是一项长期艰巨任务。一是要注重习俗的改造。习俗是文化的外现形式，改造文化必须要重视对习俗的改造。二是要注重社会公平建设。社会越公平，人们必然会越注重诚信。因为公平的社会，对诚信是必然有回报的，这会极大激发社会诚信意识。三是要注重国民敬畏意识的培育。敬畏是伦理的基础，也是诚信的内在保障。四是领导干部要带头讲诚信，要带头守规则。五是要用硬手段来建设软文化。文化虽然是软的，但建设手段必须要硬。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而价值观的变化往往是最顽固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经济系统最活跃的因素，而意识形态的变革却相对滞后。西方也有关于文化变革滞后的观点。美国社会学家W.F.奥格本首先使用这一概念。该理论认为，有相互依赖的各部分所组成的文化在发生变迁时，各部分变迁的速度是不一致的，有的部分变化变化快，有的部分变化慢，结果就会造成各部分之间的不平衡、差距、错位，由此产生问题。该理论认为，一般来说，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快于非物质文化。就非物质文化的变迁看，它的各构成部分的变化速度也不一致，一般来说总是制度首先变迁或变迁速度较快，其次是风俗、民德变迁，最后才是价值观念的变迁。

    从短期看，反腐败需要注重制度建设。

中国的反腐败制度设计必须要注意跟中国的人文精神结合起来，否则，制定的制度就容易陷入钱穆制度陷阱。一是制度设计要体现随机性原则。用机会主义的制度，去对待机会主义的人格，这样威慑力会更好一些。比如，每年可通过随机抽签，检查一定比例干部工作业绩情况及个人财产有关情况。二是制度设计要体现重点关注一把手原则。由于一把手权力普遍比较大，所以，腐败主要发生在一把手群体身上，抽查也应主要抽查一把手。目前，国家可重点放在抽查地县级一把手上。三是制度设计应体现隐蔽性原则。比如，多一些私察暗访制度设计就比较好。

作者简介： 宋圭武，国家二级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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