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哲学意蕴和实践逻辑
陈柳钦
「内容摘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指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基于唯物史观的理论自洽，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守正创新；是置于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对中国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是基于对新时代实践逻辑的深刻把握，并以鲜明的价值取向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理论、政治与实践三重逻辑的有机统一，具有丰富的哲学意蕴。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
思想在于分享，理论不分时空。思想的先进不仅在于其处于时代的前沿，也在于对超越时空的智慧的坚持、传承、汲取与借鉴。“人”一直以来是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焦点，以什么样的“人”为中心是决定一个政党性质的分水岭。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习近平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始终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顺应时代要求，创造性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这一科学命题。习近平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离开了人民，我们就会一事无成。”“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与灵魂，其基本内涵就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形成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石，批判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合理内核，是基于对新时代社会矛盾变化的正确判断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准理解，具有强大的哲学底蕴支撑。[2]
一、“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历观的守正创新
依靠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还是依靠少数人的灵感和智慧，历来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在唯心史观中，社会历史运动的主体是作为总体或整体的“类存在”，而历史发展的动力则是抽象的、无人身的理性或自由意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人类解放的科学，也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行动指南，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所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始终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断地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着客观世界，在此过程中不仅实现了人种的繁衍，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书写了人类文明辉煌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唯物史观不仅科学地阐明了历史的真相和逻辑，更指明了历史演进的归宿： 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创造主体，也是历史的价值主体。历史是由广大人民群众书写的，人民群众作为社会的主体，是社会改革值得依赖的力量，人民群众通过不断的辛勤劳作不仅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明。
唯心史观颠倒历史与人民的关系，把历史看作有独立生命的主体，而人只是实现历史目的的手段。唯物史观认为，“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是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但是，“现实的人”并不是以抽象的、离群索居的、虚幻的方式而存在，实践活动使个体的人始终处于一定的社会联系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即“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而指明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以及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变迁与发展的主体力量。“现实的人”是“实践的人”“历史的人”“社会的人”，“现实的人”在实践中实现自我生存与发展，并在实践中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和进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阐释了人的实践本质及其对人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其中既有理论的表述，也有对现实根据与实践路径的探究。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3]。这里的“现实的手段”指的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包含生产实践也包含了革命实践。 “具体的手段”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实现了对“现实的人”实践性内涵的继承与发展。“现实的人”是“历史的人”，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就是“现实的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实的人”不仅创造着历史，同时也受到历史的制约。马克思强调历史的活动就是人民群众的活动，这不仅批判了当时社会普遍信仰的英雄史观，同样也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现实的人”是“社会的人”，马克思所指的“现实的人”绝不是脱离社会孤立存在的人，其必然是存在于一定社会关系或者社会形式中的现实主体。 这就决定了“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不仅存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而且这种社会关系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社会关系改变的根源就在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现实的人”作为马克思人学理论的重要内涵，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以及如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探索与现实关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历史观角度出发，充分地肯定了人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进一步发展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如果从人的最高本性真善美相统一出发，“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源于马克思的“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相统一思想。马克思把人的发展分为“人的依赖关系” “物的依赖关系”和“自由个性全面发展”三大历史形态，其中 “物的依赖”阶段“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4]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这就是说，人应该以自己的真善美的本性来进行生产，来对待自然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唯物史观视阈下，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告别了“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阶段，是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新阶段。如果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来看，“以人民为中心”源于马克思的“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所以，自由是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统一。这就是说，只有在人同自然、同社会、同自身的现实活动的全面关系中，自由才得以产生、实现和发展。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剧作者”的人民立场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让人民乃至全人类获得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以人民为中心”正是源于并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总是在历史的继往开来中展现新的气象、新的内涵、新的境界。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唯物史观解读成经济决定论，只看到物，而看不到人。这是对唯物史观的错误解读。真正的唯物史观不是“见物不见人”的理论，而是关注实践的人，关注现实的人，关注社会的人的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自从人类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任何一种主义、思潮、理论都是特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利益的反映和诉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因此，为谁服务、以谁为中心作为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就直接地反映出这种主义与理论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高扬人的主体性和人的价值，实现了社会理想和人的价值理想的有机统一，具有鲜明的人文关怀和人民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正是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鲜明体现了这一价值取向。如果从人的目的和手段相统一来看，“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源于马克思的“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人民始终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大力支持，没有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投身革命和建设实践，我们党就不可能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也就不可能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秉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赋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的时代内涵。作为新时代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进到新时代的同时，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民性价值取向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论证了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是一个历史底蕴深厚的文化与哲学范畴，这个整体存在着被分化的“人”和“民”的身份所抛弃或异化的过程，但终究实现了向“人民”的转变，又从异化走向了回归。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历史的创造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深刻的历史思维，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需要放到中国和世界发展进步的历史长河中去领会其科学真理性。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对人民的社会主体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毛泽东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他的一生中贯穿始终。“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在他的心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早已成为我们党的宝贵品质和鲜明优势，是我们党特有的显著标志，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开展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视为中共产党披荆斩棘的力量源泉，凸显了毛泽东为人民谋福、以人民为念的伟大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他指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道理。”“只有真正领悟了人民立场的真谛，才能自觉站在人民立场上想问题、做决策，做事情、干事业”。[5]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充分体现了党在新时代对唯物史观的秉承与创新。习近平指出，“从毛泽东同志关于共产党人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思想，到邓小平同志关于必须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改革和一切事业根本标准的重要思想，到江泽民同志关于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到胡锦涛同志关于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重要思想，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思想主线，这就是： 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7]习近平始终把人民挂在嘴边，记在心上：“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从各方面讲过，“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在习近平看来，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体现，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必然坚守。“只有真正领悟了人民立场的真谛，才能自觉站在人民立场上想问题、做决策，做事情、干事业”。[6] 以人民为中心，它作为历史观强调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及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提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的需要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动力，需要的满足和对新需要的追求，推动着经济社会的接续向前发展。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斗争实践中证明了的科学真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人民至上作为自己的根本立场，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中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深深植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不断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注入新的活力和时代血液，使其在历史的推进中不断彰显中国特色和时代内涵。“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继承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胡锦涛“以人为本”理念等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人民主体思想。习近平指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道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了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逻辑延伸与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强调现实的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强调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为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公共条件，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正如习近平所言：“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
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到习近平的“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社会治理格局虽然在模式选择、政策制定、话语表述等方面存在阶段性和差异性，但始终遵循着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逻辑，“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正是这一历史逻辑在新时代的传承与赓续。总之，“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立足新时代，丰富了现代性的内涵，为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根本方法，是对“现实的”人和“历史的”人的创造性运用，是新时代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内涵的深化与丰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秉承与创新、借鉴与超越，是不断丰富与发展着的党在新时代的理论集成创新，开启了唯物史观研究的新范式，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新贡献，进一步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7]
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在新时代的创造性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并不是凭空提出的，它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根植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其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蕴藏丰硕的优秀文化，民本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萌芽、繁盛、转化发展而延续至今、熠熠生辉。民本思想在中国政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民本，即“以民为本”，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集中概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引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格言，充分彰显出我们党一贯坚持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治国理念。“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并不是凭空提出的，它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根植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其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这些被时间积淀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生长的沃土，尤其是其中蕴含着的丰富的民本思想，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文化基因。
文化是积淀的，思想是延续的。传统民本思想是农耕文明所塑造的复合文化，同样是对这一文化发展规律的遵循，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提供着历史记忆。“民本”就是“以民为本”，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维护好这个根本，国家才能昌盛富强稳固。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来看，传统民本思想始终贯穿于士人学子治国安邦、经世济民的历史实践中，并经由历代知识分子的诠释和阐发成为重要的价值信条。“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骨血。无疑，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可以发觉，民本思想是针对“君本”“官本”等观念而言的。在某种角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阶级社会贤能政治的一种体现。换言之，民本思想和“君本”思想、“官本”思想甚或可以达成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民本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商周时期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意思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人民这个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安宁。追溯历史，古代的“天下为公”思想；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老子的“察民情、顺民意”主张；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荀子的 “爱民” “利民”思想；贾谊的 “民为政本” “教化安民”思想；唐太宗的“民水君舟”道理。从北宋范仲淹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明朝于谦的 “但愿苍生倶温饱，不辞辛苦出深林”，无不体现了古人以天下苍生为重的高尚情操。明清之际，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思想家深化了民本思想，主张 “天下为主，君为客”，强调人的主体地位。黄宗羲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在于万民之忧乐。”这是突破传统藩篱的进步民本思想，对于君主的王权提出质疑与限制，批判掌握王权专注享乐而忽视百姓疾苦，强调利民、富民的重要性。从哲学高度赋予民本思想合理性，也使得民本思想更加闪耀思辨和理性的光辉。这些民本思想里关心百姓的积极因素成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来源途径之一，是我们当前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自觉与价值自信的肥沃土壤。习近平曾指出，民本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最宝贵的元素，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是一致的，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我们必须从中汲取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发展的重大意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成为每一代中国人的责任与义务。党的领导干部 “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做到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气，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12]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其中“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高度相通性，是对传统政治文化价值观的继承与创新。习近平多次引用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阐释治国理政之道，如，“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德莫高于爱民，行莫贱于害民”“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利民之事，丝发必兴； 厉民之事，毫末必去”；注重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和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凸显“治道”智慧，所谓“治道”即“治理之道”，也就是“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8]《尚书·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从中可以看出要倾听和重视人民群众的呼声，执政者要重视民意，要时刻注意俯察民情。根据《尚书》记载，古代先王的最大政治表现即对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尚书》作为中国最具政治价值的传统经典，充满了兴国安邦的政治智慧，无论是“圣王”典型还是“贤臣”形象，都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和深远的政治谋略，对后世治理天下提供了人性化的善政治理雏形，开启了“以民为本”“敬德保民”的“德治”篇章。“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庄子这段话将如何治理百姓以清晰的逻辑表达出来，无论是仁义礼乐还是饮食之欲，都是君子治理百姓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内圣外王”之道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所谓“内圣”即内在德行的充分彰显，只有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君王才能得民心、得天下，没有“内圣”就无法“外王”。[9]德作为连接百姓与政治的重要要素，关系着政治发展前途与国泰民安。虽然传统民本思想与“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两者都重民心，但是传统民本思想又与“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有着根本性区别。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体现在政治上是安民、顺民，体现在经济上是富民、惠民。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民”是相对于“君”而言的，“民心向背”的古训无非是想让君主明白顺应民心就是顺应天意这一道理，民本的思想和措施也都是以“君为本”为前提的“使民”“牧民”“治民”的权术，是以“君权至上”“以君为本”“官本位”为前提的王道、仁政和德治，实质上只是一种开明的统治策略。“重民”仅仅是一种手段，“用民”才是目的，是在坚决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前提下来实现君民之间的互惠互利，它终究无法摆脱君主专制主义的束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身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
民本思想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不可避免带有时代和阶级局限。作为我国古代政治文化、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民本思想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为社会主义人民主体地位的实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富民、惠民的主张与社会主义民主的价值诉求相吻合。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吸收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合理内核，但又与其有着“人是手段”与“人是目的”的本质区别。“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在人民立场上切实尊民利民的，强调人民主体地位和人民最大的而具体的利益，它创新发扬了“民本”的优秀成分，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吸收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合理内核，但又与其有着“人是手段”与“人是目的”的本质区别。从历史逻辑的展开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思想具有“革命化”色彩、“政治化”表达、“社会化”追求和“实践化”样态等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始终把改造社会、发展社会、为人民谋福利作为最终奋斗目标。在历史实践中，“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实际上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史相耦合，由此凝练的治理智慧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源。“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在人民立场上切实尊民利民的，强调人民主体地位和人民最大的而具体的利益，它创新发扬了“民本”的优秀成分。“以人民为中心”决不是以“民本”为手段来达到“愚民”目的而不从根本上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的政治口号或道德诉求，而是以尊重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前提，以人民立场为政治根基，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根本目的。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高度重视德性文明建设，无论是家风家教还是领导干部官德建设都充分反映“德”的重要性。尽管不同时代“德”被赋予了不同内涵，但宗旨及意义高度相通，都是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关键所在。传统民本思想所彰显的群体实践性、现实效用性和历史积淀性的特质，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文化溯源与现代生成提供了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野下，“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抓住了传统民本思想的本质，汲取了人民性的精髓，摒弃了封建性的糟粕，改造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局限性，在吸收借鉴传统民本思想精华部分的过程中进行了理论上的“创造性转化”，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现形式，是对民本思想的超越和发展，也是真正符合中国实际的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既实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也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批判性地承续并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重要素，尤其是吸收并创新性地转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思想，创造性生成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价值。从中华文化的思想史脉络来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棵参天大树上的一枚宝贵果实，从当下的、现时的语境来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激活。
三、“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基于对新时代实践逻辑的深刻把握
理论来源于实践，是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也是对未来发展的积极探索。问题导引实践的发展，实践催生理论的创新。“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本质上是实践的，形成于历史的实践，强调于现实的实践。纵观“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缘起与发展演进，“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对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以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中国化的传承与创新，也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民本”思想的推陈出新，更是以当前中国社会现实为依据，直面社会矛盾、贯彻发展理念、应对国际环境的深入考量。
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时间里，当前的国情、世情，以及党情广泛发生着深刻的新变化。习近平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在这样的阶段，我国发展总体形势是好的，但也面临不少的险挑战。具体体现在： 一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二是改革仍要跋山涉水，动力不足问题显现。三是全面治理形势严峻，治理能力存在不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动力减弱和治理能力不足问题是当代中国发展要解决的三大根本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背后的考量就是人民。习近平指出，“中国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人民中寻找发展动力、依靠人民推动发展、使发展造福人民。”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见物不见人，忽视人民在推动社会发展主体地位的观念有所抬头。“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机遇和新矛盾新挑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鲜明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外延展开，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发展理念上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在“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指引下的正确路径，引领当代中国不断实现发展和进步。创新发展主要是针对当前发展动力问题提出的，创新的主体是人，创新要靠广大人民的智慧，创新的成果由人民享受；协调发展主要是针对当前不平衡发展提出的，协调的内容包括城乡差距、收入差距，说到底还是人的公平发展权问题；绿色发展主要解决的是发展与资源环境问题，是要还人民以绿水青山，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环境，建设美丽家园，同样是以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为目的发展；开放发展是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战略方针，是解决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共同发展的大计；共享发展强调由人民共同努力奋斗，共同享受建设成果。所以，五大发展理念紧扣“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突出人的发展问题。五大发展理念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代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要从人民的角度去理解发展、谋划发展、解决人民生活中面临的实际矛盾和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鲜明回答了新时代发展“为了谁”“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来分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人民不仅是发展的主体，而且是改革的主体，更是创新的主体。没有人民，发展也不可能实现。所以，发展成果理所当然地应该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让人民能够在各个方面得到应有的发展。从国内的视角来看，第一，人民是“实践的人”，所以，发展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发展必须依靠人民的智慧；第二，人民是“现实的人”，所以，发展必须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人民是衡量发展与否的标准；第三，人民是“社会的人”，所以，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共享是为了人民的全面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积极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样一个重大政治论断，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化进行了新的概括。方位，本义是方向和位置。历史方位是指一个国家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某一时期所处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历史方位的新判断，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重要依据。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新时代、新征程、新目标的历史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历史方位的新判断，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重要依据。在做出基本矛盾已经变化的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提倡“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既是对人民的需求变化的及时回应，也凸显了对人民通过进一步提升自身建设能力满足需求变化，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向新的胜利的信心。作为唯物史观在发展观上的时代表达，“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对当今时代重大发展问题的总体性把握。该思想所把握的时代首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因此其中国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根本价值指引，为新时代中国乃至全人类社会“如何发展、怎样发展”指明了方向。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社会治理向基层延伸的应然状态，是解决人民群众利益问题的根本要求。“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正确认识了民生与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是民生建设的基础，包括通过提高生产力所创造的物质基础、通过完善生产关系和分配制度所创造的社会基础、通过提升人民思想认识水平所创造的思想基础，都为民生保障提供了现实可能；另一方面，民生建设构成了经济发展的目的，保证了经济发展成果的公平合理分配。比如，养老金水平、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及各项保险待遇的提高，能够间接提高居民的收入和购买力，而居民扩大了的消费预期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生产，由此形成了“通过发展惠民生，通过民生促发展”的有利局面。进入新时代，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目标，经济新常态、生态环境问题、民生短板以及对外环境的实际状况，给国内外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各种影响。无论是教育、就业和收入分配，还是社会保障和基本医疗，作为民生领域的重点工作，其短板困境制约着人民更高的具体需要的实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向世界表明， “中国人民将继续大胆创新、推动发展，坚定不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改革开放和结构调整的新进展巩固经济社会稳定大局，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和阶段性特征做出的重大决策，是适应新常态，主动求变，释放实体经济活力的良策，主要寻求从供给侧即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新等方面进行变革，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推动经济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也是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展思想、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内在要求。在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破解各种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治本之策，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精神内核，其最终目的要使农民更有获得感，根本动力是农民，紧紧依靠农民，根本价值是要使农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乡村振兴，摆脱贫困是前提和基础，必须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期工作实践中，一直把扶贫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每到一处，必要深入人民群众，走访调研，寻求脱贫致富对策。为切实解决地区差异、发展不均衡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决不能让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众掉队”。[10] “以人民为中心”的农村精准扶贫机制，就是为消灭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建立的一种良性互动机制。“精准扶贫”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为了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集中体现、生动实践和深刻阐释，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真挚的为民情怀、务实的工作作风和科学的思想方法。[11]
从实践与认知的角度来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提炼，也是改革历程中时代精神的升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一个科学的思想理论都是历史的产物，与当时的现实需要，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从国内的视角来看，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定阶段，但从整个世界的视角来看，现在还是资本主义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资本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仍然比我国强，这个时代仍然是西方强国主导的时代。承认西强我弱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否认另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国毕竟开辟了实现现代化的第二条道路，打破了西方强国长期推行的“一元现代化”，从而丰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开辟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新境界，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制度短板和人的异化。“中国模式”虽然不能说适用于所有的国家，但是这一模式毕竟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实现现代化的一条有效途径，因而丰富了“现代性”的内涵，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一方面，既避免了资本主义社会导致人片面发展的弊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又吸取了前苏联长期忽视人民的生活而解体的教训，致力于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总之，从实践的渊源角度来看，“以人民为中心” 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提炼，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时代精神的升华，是与中国现实社会高度耦合的体现，其科学内涵与价值意蕴促发人民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创造驱动力，并积极投身于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伟大事业建设之中。
从世界的视角来看，世界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当作发展的主体，价值的主体，共享的主体，并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结合世界所面临的发展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观，如果从中国的视角来看，就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样地，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世界各国已经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大同”的构想早己有之，新时代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发展的结果，是解决新矛盾的外在动力，体现了中国国际地位由被动到主动、由跟随到引领的变化，体现了中国从“穷”则完善自身，到“达则兼济天下”的发展追求。“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正是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支点。“以人民为中心” 思想将 “人民”的范围扩大，既维护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又促进世界人民的交流互鉴，充分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有效促进中国成功融入世界，更好地在世界发展中弘扬中国精神、体现中国价值、传递中国力量。提出 “一带一路”战略，建立 “一国一策” 合作关系，弘扬和平、和睦的中国精神，打造 “中国梦·世界梦”的发展格局，也是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支撑下的有力外交举措。共建 “一带一路” 旨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以期满足更大范围人民的合理需求与根本利益。“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具有世界向度，创造性地把人民主体与人类主体有机统一起来，在推进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同时，充分考虑国际治理新格局建构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与协同发展，将中华民族命运与世界人民命运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提出了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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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孔祥利，高峰. “工人阶级的圣经”与“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内在宗缘与时代价值[J]. 当代经济研究，2019，（6）.
「作者简介」陈柳钦，男，湖南省邵东市人，教授，著名学者，著名经济学家，产业经济、城市经济、能源经济和金融问题专家。历任人民日报社《中国能源报》社评论部主任，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首席研究员，人民日报社《中国城市报》社副总编辑，中国城市管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员，现为钦点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钦点之星董事长，钦点财富网总编辑。
兼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等多家国家级、省部级协会学会常务理事、理事，多家厅局级政府机构和智库专家顾问，多所大学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和特聘教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高密市刘墉文化研究院顾问，北京中宣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首席专家，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中国美丽乡村研究中心（四川大学）特聘研究员，浙江财经大学城市治理创新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广州大学大都市治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天津财经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专家，上海对外经贸大学MIB导师，浙江省温州市创新创业文化促进会名誉会长，辽宁省北票市工商业联合会名誉主席，湖南省投资理财学会首席专家，湖南省葛根产业协会首席专家，湖南省职业经理人协会首席专家，天津市环保产品促进会高级顾问，德国明斯特中国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浦江法治论坛副主席，麓山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
在《经济科学》《经济管理》《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中国软科学》《中国金融学》《制度经济学研究》《金融论坛》《改革》《国际金融研究》《财经科学》《当代经济科学》《经济研究参考》《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学习时报》等学术核心期刊、专业期刊和中央级报纸上发表论文1000余篇，主持、主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软科学项目、省部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各类政府咨询课题60余项，出版《制度、金融、投资和发展》《当代金融理论与实践》《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支持研究》《俄罗斯金融制度研究》《揭秘华尔街金融海啸》等12部专著。
另外作为核心组成员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推销：让中国城市沸腾》（该书获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2 定位：让中国城市共赢》、《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3 集群：中国经济的龙脉》和《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4 楼市：城市中国晴雨表》、《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7 城市：中国跨向全球中》的部分调研和撰写工作。
曾获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优秀调研成果奖、天津“社联奖”三等奖、天津市金融和综合经济系统优秀调研成果二等奖、天津市国际贸易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天津市金融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中国国际贸易学会论文三等奖、中国国际贸易学会论文优秀奖、中国市场学会优秀论文三等奖、黑龙江省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政府奖）、黑龙江省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政府奖）、黑龙江省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政府奖）、甘肃省高等学校社科成果奖三等奖、2006-2008年度全国房地产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2006-2008年度全国投资于建设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天津市社会科学界第六届（2010）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天津市第九届优秀调研成果三奖（政府奖）、天津市第十一届优秀调研成果三等奖（政府奖）、天津市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政府奖）、天津市第十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政府奖）、天津市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政府奖）等多项奖项。并已于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连续七年获得天津社会科学院科研业绩突出奖。被评为2006-2007年度天津社会科学院先进工作者。2009年被授予天津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科学发展奖·科研成就银奖”奖章。
由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资助，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编制的2010年版《中国期刊高被引指数》已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陈柳钦研究员进入高被引作者前100名，名列第23位。陈柳钦研究员在2008年版《中国期刊高被引指数》统计中，已经进入工业经济、贸易经济、财政金融等学科高被引作者行列，分别排名第18、第11、第19；同时，进入2008年度高被引作者前100名，名列第35位。在2009年版《中国期刊高被引指数》统计中，进入经济学学科高被引作者前列，排名第6。在2010年版《中国期刊高被引指数》统计中，再次进入经济学学科高被引作者前列，排名第5，并进入2010年度高被引作者前100名，从2008年版的第35位上升到2010年版第23位，这充分体现了陈柳钦研究员在国内相关学科领域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陈柳钦先生的发文量（361篇），排名第二，总被引频次（4203次）和总下载频次（152125次）均列第三位，综合指数3242.160，遥居第二，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基于中文学术成果的评价（2020版）》经济学一级学科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2020版）上陈柳钦名列第73位，经济学二级学科金融（2020版）陈柳钦排名第1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