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化解危机中金融业面对的三大挑战

1、    通过提高机械化进程弥补预判供求的不可控性

在这次危机面前，市场经历了低供给下的倒逼型低供求，并从中发现原来市场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供给，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改变会引发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供求的“自我实现预言”，所以如何做到低需求下的供给充分成为了世界难题。举一个最平常的例子：本次疫情发生前口罩的供给量是充分的，突然的变故令口罩的需求量成倍增加，然而几个月前我国最紧俏并动用了国库的还是猪肉。猪肉和口罩当然不能相提并论，但它本身体现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危机的不可预估性。在平日里消耗大量国库制作“口罩”是不现实的，但在需要时又必须立刻有充足库存，这就要求行业有预判能力。在疫情发生前预判到疫情的发生并通过调整货币流通和银行信用相关的各种活动来调整产业结构，使其更有利于疫情的防控和危机情况下经济发展停滞的局面是重要的。然而预判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准确的，既然给突发危机的保障性行为是预判，那么给预判的保障是什么呢？可以通过加大工业化、自动化的进程。例如给基建行业带来新的态势，医疗的人工智能化，和医院的自动化，在给医师提高薪资以吸引更高就业人数的同时，为了在平日中不浪费资源并在危机时有足够资源，可通过多投入科研行业，发明机器诊治并加以人工复查来提高效率。

由于中国的举国体制以及国人的勤劳智慧的优秀品格，提高机械化程度是弥补预判风险的最适合我国的办法。

2、    通过结构性改革改变经济周期

危机的出现，其实就是最暴力的过滤网。许多大企业的崩溃都处于经济危机的年份并不是一种巧合，危机通过破灭互联网、房地产、甚至或者是制度泡沫的例子屡见不鲜。一方面打破了经济周期的稳固性，令其突破平稳瓶颈，另一方面为变革提供平台创造机遇。这次的疫情也是如此通过疫情中的“休克”治疗法，（即暂停大部分经济活动，令全国处于“假性休克状态”）被动筛除一部分过分依赖现金流而没有稳固经济基础的企业，面对周期性经济，通过对金融业这个端口，对各行业投入配比进行调整，或许可以延长经济繁荣期，推后衰退期，通过改变经济周期占时比例来弥补危急情况对经济的不可逆影响。这次的经历告诉我们永远不可忽视“黑天鹅”事件，但在预知不到的前提下，通过降低增长速率，可以有效提高抗危机能力。多年来结构性改革对于金融业并不陌生，然而倘若这个方法立竿见影，为何至今依旧在讨论实施这个方法的举措以及利弊？依此推测，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关键是“速度”。

增长速率过快是金融业的一大弊端，而统计表明相较于2008年前，我国金融行业增长速率已经在逐步调节。就像重心越低平衡越好，风险和效益永远是成正比的，在追求快速高效的同时，细小的忽视就有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所以可以通过降低增长速率由2019年前金融业的高效增长转变为平稳甚至低效增长来降低风险，提高抗危机能力是立足长远的必要抉择。通过2003年“非典”的前车之鉴，猜测本次疫情结束会采取财政扩张的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保障人民福利，能够及时抵消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情绪，做好以金融行业为带头行业扩大财政支出的准备。但长远来看这样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我国经济结构脆弱的弊端，在不可预知的未来依旧可能重蹈覆辙。所以，各行业采取有前瞻性、低风险、长周期、短期低收益、长期高效益，最终达到延迟满足的效果，这是当下可以解决根本的权宜之策也是期待的金融业的新型健康模式。

3、    通过改变国人消费观念刺激经济

习惯性应对金融危机是通过放松型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大力发展基建事业来达到的，但这是否真的还适合我国当下的情况却是有待商榷的。

我国目前人均GDP水平基本相当西方发达国家上世纪80年代左右的水平，而基建水平一直遥遥领先世界。所以想要我国当下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是很难的。一直以来我国以大力投资基础建设来带动GDP，因为我们认为基建在本质上是一切的保障。比如全国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2015年到2018年分别为51.10，53.68，57.22，60.28（万人每张）,增长率为5.05%，6.60%，5.35%，而我国GDP同比增长率为8.33%，11.83%，10.49%，可见尽管医疗卫生方面近年有一定提高但是相比于GDP的提升速度下还有一定空间。同理于科研、教育、交通等方面，教育作为高回报率投资，在提高公民甚至企业教育程度的背后不仅可以提高国家实力，还可以缓解危机带来的社会不稳定。

基建上的投资是巨大的，但前提是基建一定是在政策引导下发生的，也就是通过外力干涉达到的，一定程度上是与自然法则相违背。这样做的缺陷是，不是自发的就需要不断完善，各种条件的叠加和特殊情况的考量。

但是基建对于我国更像人类生存需要空气，而不是人类智慧之于生存。所以尽管基建工程是短期耗时耗力但长期必需且回报颇丰的重要环节，但它不是这次疫情的破题之举。所以刺激经济应该另辟蹊径，通过引导国民的消费观念例如加强对理财的教育，提高创业的门槛，增加大型企业的福利等能够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稳定性的举措，从而带给国民更多安全感和消费的欲望。

危机结束后的积极宏观调控对大部分国民都是有益的，但想要激励民心，也不可操之过急，稳健的政策更能带给公民更多的安全感，使公民在再次面临危机时能够更泰然地处之而减少因恐慌带来的不必要动荡。对企业进行宏观且细致的帮助，也就是将最多的精力放在对整体趋势的把控上。带给国民安全感，才使国人敢于消费。让游子敢于在异乡奋斗不应是破釜沉舟的毅力，而应该是无论前方多么艰险，战场多么狼藉，身后永远有温暖的家，温暖的避风塘。

所以，能够使经济快速转动起来的不是流动的经济数字，也不是强有力的政策指引，而应该是国民观念的转变。价格降低或者需求增多都不一定是决定消费的关键，而真正的有意愿支付且有能力支付这份需求才是能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的关键。

 

二、创造疫情后金融业面对的国际和国内机遇 

1、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这次疫情下最脆弱的是孤军奋战的人或行业或国家。金融业因为其受时空限制小，在疫情中后期可以作为很好的窗口来化解这次危机。该行业通过把握结构性机遇，可以在拉动行业经济的情况下联动各行业发展，另一方面，因为疫情带来的影响已经超过中国可以自行消灭的能力范围。所以这时中国的举国体制变得不如融入配合世界使之更好更重要，也就是从一个国家独自努力转变成用更适合配合国际的方式。

在这场疫情的国际交往中把万国视为与己平等的国度，把互利共赢作为现实行动的原则，不因为以往冲突而排斥可带来利益的外国举措，更不应该为贸易和交流披上精神和情感的外衣。维持国与国疫情中的联系不应该类似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而应该依赖于国家之间的调解、协商、共赢。金融业由于其行业属性在疫情中更适合当此时国家之间的媒介。

金融业可以通过支持跨国企业，进行跨国贸易，鼓励跨国交流等等举措来在实体经济疲软的当下撑起一片蓝天。

通过国际协同发展，吸取外国经验的同时，使多种思想相互碰撞才有产生创新路径的可能性。

2、    休整期通过减速发展改变因追求短期高效带来的金融业脆弱的影响

每一步举措我们都期待快速见效以显示行业在外力驱动下正高效地运行，但往往忽视金融风险是滞后的这一属性。在高回报的同时，其实是透支了未来的高风险下带来的收益，长此以往可想金融行业在危机面前的自救力和抗危机能力是很薄弱的。金融行业当下正处于抗危机能力薄弱，经济稳步提升突然被打破的时期。这个状态将一直持续到疫情结束甚至发生重大变革后，而当下状态的来由不是无端的，是由于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而“蚁穴”则可以概括为一味追求速度、数量和短期效率三个方面。

人们由于难忍漫长的等待，产生了不排队的手机转账，网上购物减少了“货比三家”的成本，自媒体的加快了新闻的产量和传播速度等等。行业由于难忍漫长的等待，也同理用减少中间环节的方法，来达到数量和速度的突破。冗长的环节的确是应该剔除的，但“省环节”并不完全等于高效。速度和数量的双重保险也不能胜于质量。金融业是发展迅猛的行业，更是容易受到诱惑而浮躁的行业。发展是漫长的，但任何一个坚守行业本质的公司都会得到发展。可以和时间赛跑，但还从未听说过谁跑赢过时间。

迈克尔·波特提出过一个概念：价值链。每一个行业都是价值链中的一小部分，当每一个价值链中的一小部分都有足够的资本支持自己临危不变时，整个价值链才会稳固而经得起突发危机和变革。所以对于金融行业，在经济全球化以及混业经营制不断完善的前提下，为了应对未来变革加速，危机四伏的“黑天鹅“，应该从进攻趋于防守，为了安全的现金流和稳固的经营模式，适时降低利润减缓速度就像弯道减速一样必要。比如适度延缓降准降息政策，用放弃短时稳住GDP、CPI等政策来避免经济过热埋下的种子。

人类历史上波动及金融行业的多次危机都是相似的。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不是最困难的，而有恒心一点一滴地纠正过来才是决定未来走势的关键。疫情是客观存在且不可改变的，但所谓变革确是可以人为决定方向的。

3、发展新的金融衍生产品

由于金融业的滞后性和经济政策只能减弱消极影响和对未来产生积极影响而不能弥补已造成的缺失，所以此刻的发展缓慢甚至停滞是必然存在的，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之前各行业操作上配合以及金融业发展进程的不够完美。所以对于小的“枝蔓”，大刀阔斧地革新是最好的办法。在保证山川湖泊不被撼动的情况下引入新流，日积月累下终会见到傲人的成效。

 

 

疫情对各行业的影响都是长期且严重的，发展模式的转变压力、内外部发展条件以及国际环境的重大转变凸显出种种无法再回避的矛盾，都在发挥牵制中国经济发展回归常态的消极作用。但另一方面来看，挑战和机遇是共存的，一味关注挑战只能增加压力，意识到机遇的存在才能动力与压力并行。所以积极面对，积极革新才是抵消已造成的消极影响的最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