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的上海人
散落在各地的上海人之六 方彭君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成都，正在准备启程，这时有二个其他系的同学找上了我，他们从学生科打听到，我要去成都，约我同他们结伴同行，互有照顾。那时四川还在武斗，秩序混乱。
我们从上海先到西安，转车再到成都。另一个男同学，到成都后，即转乘汽车去郊县。在成都报到的，就我和另一个女同学小王，她的行李很多，就在火车站附近先找了旅舍，我则直接去了省的专业局报到，並安顿好。
第二天她找到了我，约我陪她到省机械厅报到。她从来没有出过门，胆子小，她的男朋友是她的复旦同班同学，分在中科院上海的研究机构，他也来见过我，拜托帮助。
机械厅人声鼎沸，正在批斗厅长，那人是西南局李井泉的夫人。等了一会，有人出来接待我们，小王把分配介绍信递了上去，他说:” 有你的名单，是分到自贡市的一个机械厂，厂离自贡还有十多里路程。” 小王说:” 我成都报到不是在成都吗？” 接待的说:” 我们机械厅要管全省的，你是分在自贡的.” 这下小王真的想哭出来，眼淚含在眼眶中，说不出话来，那个工作人员又说: “ 具体办手续的同志还没到，你先等着.” 小王找了椅子，在旁坐等，但愁云满面。
与我们一起来办事的，还有另外三个男同志，他们对这里很熟悉，从衣着看，他们不是四川人，可能是其他城巿来的，他们不说话，或声音讲得极轻，因此也不知他们是什么人，但三个人对刚才发生的事情，都知道了。他们一起走出门外，在外面一起讨论什么？又走进门来，对着小于王说：“ 你是复旦物理系的吗？情况我都听到了，我们是上海参与三线建设支内厂的，你若想留成都，就到我们厂来。” 这是个年近五十的长者老张，他对小王有些同情，或许他的女儿跟王年龄差不多，另一个年轻的男子对王说：“ 我们缺个搞金相分析的，你学物理，可以做这工作。” 小王一听畄成都，从愁眉苦脸转而笑逐颜开，便问：“ 你们上海什么厂的？成都是什么厂？” 他们一一回答，小王也觉得很好，就答应去他们厂。
小王又顾虑起来，机械厅能改分配吗？支内厂的人说，这事他们能办成的，他们筹建需要人，而且他们与机械厅的人都熟，好讲话，请小王放心。
事情办得总算如愿，小王从一个毕业分配生，转成了支内人员。厂就在成都北门，小王从此落户成都。
他们这些支内人员，都是上海厂的业务骨干，懂技术，有能力，而被抽中的，他们的任务，就是从无到有把厂建起来，从土建，到设备，调人员，都要抓，真得十分辛苦。
有一次，省机械厅好不容易给他们调来一台机床，但武斗正酣，而机床急需用，要派车派人去外地把机床运回来。谁去？那个年纪大的筹建组老张自告奋勇：“ 我去吧，现在武斗有危险。” 他拉了司机就走，开的是一部新的解放牌卡车，叮嘱司机，厂里现在只有一辆车，要开得当心点。
去时安然无事，回来则正逢两派激烈相斗。装上机床的车子，刚开出县城，就被封路的武斗人员拦住，要征用他们的车子。这怎么行，车子参与武斗，那车子还有什么用呀？特别遭子弹打过也就报废了，他们冲过封锁线，加速前行，但过了十公里，又遇上一个封锁站，那里已接到电话，路封得严严实实，武斗人员持着枪，叫停，不然开枪了，吓得他们只好停下来。司机拖下车后，遭一顿打，但被另一人阻止，并说：“ 我们刧来的车要有司机。” 那些打手领悟了，打得司机不能开车，那不是劫了也白劫吗？
这下轮到那个头了，他们把老张拖下车，开始拳打足踢，老张立即跪在地上求饒，我上有老下有小，放我一码。那些人对他审问，是什么地方的？哪亇单位？参加哪个组织？他来四川不久，语言还有障碍。老张干脆把草绿色的帆布小包，拿给武斗人员，他们一看，有省抓革命促生产指揮部的介绍信，又是军工需要，顿感到不好惹，就放了。老张他如釋重负，但却内疚起来，上海话叫老驹 失匹，我早点想到介绍信，就不会虚惊一场了，不会让司机被打，让自己受到人格伤害。
他们厂在北门外，我去过几次，他们住在筒子房中，一长条的建筑物，两边是房间，中间是走廊，走廊两侧的各家门口，都放着蜂窝煤灶子及各类厨房用具，还有掃把，拖把，畚箕等，很凌乱。走道很暗，有的开着灯照明，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再往里走，我闻到了烤长江豆的酱醋香味，让你口水滴滴，这个过道长廊透气性差，这些味道滞留不散，各家的菜肴都能溢出味来，这里如同上海的七十二家房客呀！这不是梅干菜烧肉吗？香味浓郁，诱人肠胃咕咕呜响。有家正在包馄饨，像有约似的，谁家有好吃的，给邻居每户送一碗尝尝，馄饨大家都吃到了，这是邻里的情谊，也有家乡的风情。
这些上海人虽艰难，但还讲究吃，也讲究穿，他们下了班，穿得很扎眼，上海人穿着叫行头，衣着挺刮，这就是上海人的精致，他们让自己自信，让别人养眼，让社会文明。
在上海人的筹建下，支内厂可投入生产了，支内的上海人，都在各科，各车间，担任技术部门的工作，他们不在乎职务，注重的是实务，他们为能完成每一项工作，而欢欣鼓舞。
他们这个厂，是西南地区的行业楚翘，是军工和民用都可配套的零件生产企业，产品有广泛的市场。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早己调回上海。有一天在外滩九江路转角上，邂逅了小王，我们高兴地打招呼，她对我讲的第一句话：“ 等了二十年，我调回来了。”她十分兴奋，他说爱人在中科院上海研究机构工作，现在重视科研人员，她享受到了回来的优恵政策。问老张呢？嗬！他退休后也回来了。那些当初还是充满青春活力的青年，他们都是夫妻双双一起去的，现在都留在那里。
她已约定好要去办事，不能久留，我们告别了。二年后她和丈夫都去美国定居。
那么那些小青年如今怎么了？他们已不再青春，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说自己献了青春，献终生，最后还要献子孙。他们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对得起祖国和人民，也对得起自己。
他们骄傲地说：“ 我们在四川，参与建设西南地区的行业楚翅企业，是这一辈子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让自己终身难忘。”
当回首往事，他们没有因碌碌无为而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