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公有道，唯中庸与顺从

——也说冯道与《荣枯鉴》

陈敏昭

(三门峡行政学院社会管理教研部 472000)

冯道（882—954）先生的一生，都处在动乱之中，特殊的环境与教育经历使他能够适应那个险恶时期。他字可道，自号“长乐老”，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人，他因处唐末五代大动乱时期“处乱世而从容，历巨变而不移”的不倒翁形象而备受争议、褒贬不一。褒之者将他捧上了天，贬之者将他归入“弃旧迎新、奴颜婢膝、卖主求荣”的小人行列。今人余秋雨先生这样评价冯道：“身处乱世、冯道竟先后为十个君主干事，他的本领远不只是油滑而必须反复叛变——人行道德、信誉、承诺、盟誓，全被彻底丢弃了，朋友之谊、骨肉之情、羞耻之感、恻隐之心，都可以一一抛开”。与余秋雨相反，复旦大学历史学家葛剑雄教授在《乱世的两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中却认为冯道走了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即“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

宋代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说冯道这种人“可谓无廉耻者”；而王安石认为冯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如诸菩萨行。”简直和佛、菩萨一样伟大呢！王安石认为冯道可以比作古代贤者伊尹，“伊尹五就汤，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伊尹在商汤、夏桀间游走，目的不在对谁忠，对谁奸，而在照料老百姓。冯道就是类似伊尹的贤者。与冯道同时代的五代最后一个王朝后周的主要谋臣范质称赞他是“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处于乱世而官运不衰，历经七朝十二帝而屹立如山，必然有其过人之处，必然有值得后人称道的东东。

新、旧五代史对冯道都有比较高的评价。《新五代史》载冯道死后：“时人皆共称叹，以为与孔子同寿（享年73岁），其喜为之称善盖如此。”《旧五代史》称赞他说：“道之履行，尤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在封建社会，一个官吏能被后人与孔子相提并论，那是非常荣耀的。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这样评价冯道：“为人清俭宽宏，人莫测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依违两可，无所操决”。

冯道自己曾作《长乐老自叙》一文，叙述历经四朝以及在契丹人的辽国所做官爵等，自谓“孝于家、忠于国”，各方面都做得无愧于色，唯一的缺憾是“未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冯道先生这种处事方式，一定程度上讲，是开创公务人员中立之先河。

在唐末军阀割据的战乱时期，时年弱冠的冯道投奔幽州节度使刘守光，被任命为参军，开始了他的仕途。军阀争战，刘守光被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所杀，他改投河东监军张承业做巡官，不久，经张承业推荐，冯道到李克用军中，出任节度府掌书记（约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后来，李克用的养子李存勖消灭后梁王朝建立后唐，冯道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专门为李存勖草拟机要文书。李克用的另一个养子李嗣源势力崛起，与李存勖争锋，冯道弃李存勖而奉迎李嗣源，因“劝进”有功拜为宰相。石敬唐消灭后唐建立后晋，也拜冯道为相；契丹灭晋，冯道投诚契丹，被封为太傅；刘知远赶走契丹建立后汉，冯道因率先奉迎被拜为太师；郭威杀后汉隐帝建立后周，冯道因帮助郭威诱杀刘氏兄弟有功仍为太师，直到周世宗时才贬为山陵使直到病逝。由唐末投奔刘守光（公元907年），到被五代最后一个王朝后周的周世宗柴荣贬做山陵使（公元955年）为止，尽管48年间王朝七度更迭，先后换了14个帝王，但他却始终官运亨通，不离将相、三公、三师的最高官位，实在是绝无仅有。

在五代之前的中国历史上，精通为官之道、善于做官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东汉大臣胡广，一个是唐代唐玄宗朝的宰辅李林甫。胡广，字伯始，其做官的诀窍就是两个字：“中庸”，如此而已。他熟悉典章制度，有丰富的办事经验，为人处世柔媚谦恭，不抵触得罪任何人。当时官场中流传着这样两句话：“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李林甫字哥奴，系唐宗室成员。唐玄宗用人疑心最重，如名臣姚崇、张九龄等虽都才华出众，忠心耿耿，但都不能久居相位，而李林甫资质平平，政绩从无建树，却能居相位长达17年！若问李林甫的为官之道是什么，也是两个字：“顺从”。

冯道兼有胡、李二人之长，又高于二人。因为胡、李二人虽会为官，能博得上司喜欢，但终究口碑不好，胡广圆滑，林甫奸诈。而冯道的为官之道是“既中庸又顺从”。晋高祖石敬唐以冯道为宰相，朝政都委托他处理。一次，晋高祖问及军事谋略，冯道答“征伐大事，在圣心独断，臣为书生，唯知守历代成规而已。臣在（唐）明宗朝，曾以戎事问臣，臣亦以斯言答之。”晋高祖临死，召冯道托孤，使幼子石重睿跪拜冯道，又置石重睿与冯道怀中，要他出力辅佐石重睿。晋高祖死，大臣景延广主张立长而不立幼，冯道一句话也不说，依然做他的宰相。契丹灭晋，冯道入见契丹主耶律德光，耶律德光责问：“你是哪一种老东西？”冯道答：“无才无德，痴顽老子。”墨守成规、装傻耍痴，“依违两可”，不做任何实质性回答，就是冯道的中庸顺从。他这样做，虽然不能成就什么业绩，但却从无失误可言，不担任何干系，君上喜欢他的柔顺，认为他忠心耿耿而无野心；同僚左右喜欢他的谦恭礼让，认为他不会伤害自己的利益。依靠中庸顺从的作风，时人乃至后世史书都认为冯道有德行。

冯道的另外一个特长是“为官有雅量”，先求退安而后致荣达。这里的“量”既是容人之量，也是善于衡量利害、量度形势的“量”。冯道善于信息分析，估量强弱，舍弱奉强，弃败迎胜，按照时机做到恰到好处，被舍弃者来不及怨恨，被奉迎者正适合需要。在五代那个大动乱时期，“城头变换大王旗”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冯道就凭着这种“为官之量”趋利避害，长享富贵。

西方有句谚语说：改变不了的事实那就接受这个事实。冯道先生是非常能够“认清形势，顺应潮流”的。

不过，我们从冯道的经历中能够看出，他虽然长期位居高官，但对时局影响不大，也难用政绩卓著来评价他。他只是一个相对专业的、中立的公务人员，并非一个有做为的政治家。“不作为”或许正是他数十年“大旗不倒”的原因。每当政权鼎革之际，冯道都躲到了幕后。而当新政权全面控制局面时，冯道往往会赶到台前帮助新主子稳定局势，理顺各方面的关系，使新政权尽快进入角色。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从不提早表明自己的立场，而是察言观色，永跟最有实力的当权者。尽管冯道在大节上并不合乎正统道德准则，却十分适合当时官场的需要。在个人修养方面，冯道向“圣人”标准看齐。他一生勤俭，为人宽厚，既不贪色，也不贪财，一向爱护百姓、乐于助人，不结党营私，也不争权夺利，这些品行使他在当时赢得了较高的声誉和生存地位。正如他自己在一首诗中写到：“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如果用比较少的文字来概括冯道的话，我觉得用“私德圆满、大节缺失”这八个字来评价的话还是比较客观的。

《荣枯鉴》或许是冯道自身经验的总结，也是他留给后代唯一的著作。清代曾国藩的评价在下认为是比较中肯的：“一部《荣枯鉴》，道尽小人之秘技，人生之荣枯。它使小人汗颜，君子惊悚，实乃千百年不二之异书也。”

在下不揣冒昧，以一己之偏见，试图用现代白话阅读理解这部异书，不足之处，敬请指教。如果我们能够以“此书有益有善亦有糟粕”的态度来阅读，那么，我们就能够从中汲取教益，剔除糟粕。

2011年8月31日星期三，三门峡上阳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