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一百年，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我们的政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转变？这是两个相结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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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40年，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构成和形态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如果对40年做一个总结，确实能够看到我们一直坚定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走，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另一方面，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很多领域依然很活跃。比如，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依然不算完全站在一条起跑线上竞争，政府对金融体系还有很多干预。
所以，笔者想谈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过去的改革逻辑和实际效果，主要有两点：
一是“双轨制”改革策略有利于维持经济与社会的稳定。
要解释上述现象，首先要意识到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策略是“双轨制改革”，或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双轨制很重要的特征是把经济分为旧的一轨、新的一轨。1978年改革开放要走市场经济道路，但是我们同时有很庞大的国有企业。我们并未像前苏联、东欧那样实行“休克疗法”，一下子把所有国有企业私有化，把计划经济原有的一套全部摧毁，希望明天醒来的时候，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事实上这很难做到，因为市场机制的发展需要很长时间。
客观地讲，我们过去走的改革道路就是双轨制改革，是两条腿走路。简单说就是一方面让国有企业继续运行，这是政治和社会稳定的要求，其实也是经济稳定的要求；另一方面，开放市场，允许包括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在内的非国有经济快速成长。这是我们过去40年改革的重要轨迹。实行双轨制主要是为了在获得市场化改革好处的同时保持相对平稳的过渡。
二是市场化的改革并不对称。
中国通过双轨制改革使经济走向了市场化，但又属于“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不对称”指的是产品市场基本都放开了，但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仍然较多。到今天为止，政府在农产品、制造业产品、服务业产品等产品市场上的干预已经很少，由自由市场的供求决定价格。然而在要素市场，包括土地市场、能源市场、资本市场，甚至在劳动力市场，政府的政策限制和干预仍然较多。劳动力市场比较特殊，政府基本不太干预工资的决定，尤其是农民工进城等，但是户口制度对于劳动力的流动和工资水平的决定有一定影响。
一方面是产品市场的放开，另一方面是要素市场的扭曲。要素市场的扭曲在金融领域表现得非常突出。
我们的金融体系有两个特征：第一是体系非常完备，规模非常庞大，第二是政府在金融体系中的各种干预较多，包括对利率和资金配置、对汇率水平、对大型金融机构的运行，尤其是对跨境资本的流动等，政府有着各种影响和干预。
为什么要素市场会有这么多扭曲？笔者个人的解读是：市场扭曲其实是为了支持双轨制改革政策。双轨制是既要国企继续发展，同时也鼓励民企和外企更快地成长。在过去这样一段时间，国企相对来说效率比较低，但为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国企需要继续运行，需要一定的特别支持。我国财政在相当长时期内没有能力来支持这样一些国企，所以政府采取的措施就是通过干预要素市场，为国有企业或者国有部门提供变相的补贴，这是支持双轨制落地的一种做法。
所以，目前的情况是，大方向是市场化改革，但在具体政策上政府干预还比较多。这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方向没有错，但为了改革过渡比较平稳，出现了很多看上去似乎是政府干预市场运行的做法。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到现在一直存在的现象，在乐观的人看来，我们一直朝着市场的方向走，但不太乐观的人可能觉得政府对经济体系的干预太多，退出不够快、不够坚决。
未来的三个新挑战
回头看过去40年改革期间的经济表现，我国在这段时间增长的绩效非常突出，尤其是在前30年，经济增长年均保持10%左右，这在世界上都很罕见，有人称之为“中国经济奇迹”。这说明，这套政策框架虽然有前面所述的不少问题，但实际上是很成功的。
成功背后的原因很多。一方面，过去30年、40年，政府对经济体系的干预程度在降低，也就是说市场化程度在提高，这对提高效率很有帮助；另一方面，我们做的一些研究发现，当市场经济机制还没有很完备的时候，适度的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支持经济增长是有帮助的。不管什么原因，我们把改革的40年全放在一起看，年均GDP增长仍然有9%以上，这仍然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过去10年，中国经历过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增长进入一个小高峰，达到10%以上，但从那之后GDP增速不断往下走。这个持续下行的增长我们都感受到了，一开始大家以为政府出台一些宏观政策就可以稳住经济增长，但现在看仍然是在持续往下走。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影响，第一季度增速是负增长，这应该说是我们有记忆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到第二季度开始复苏。整体来看，自2010年起，GDP增速已经从10%以上降到去年的6%，呈持续下降的趋势。经济增长减速在学界引起了很多讨论，到底是趋势性的结果还是周期性的结果，又或者是结构性的结果，笔者认为这些方面的因素可能都值得我们关注。
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走向第二个百年计划，在未来30年能保持什么样的增长？过去40年我国算是比较成功，未来会怎样？
在此，笔者集中讨论三个挑战，这三个挑战跟我们过去30年、40年遇到的问题不太一样。
新挑战一是从低成本到中高成本。改革开放开始时，我国人均GDP是200美元，在世界上属于很低的国家。那时，只要有低成本优势，能够生产产品就有竞争力，就能在市场上卖得出去。即便到2007年，全球危机的前一年，中国人均GDP2600美元也属于中低收入水平，仍然有一定的低成本优势。去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离世界银行设定的1.26万美元的高收入经济门坎已经比较接近。从中低收入水平到中高收入水平，对我们来说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改善，但是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一个很重要很突出的挑战就是低成本优势不再，过去充满竞争力的很多产业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