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磊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是卡尔·波兰尼的代表作。他很早就揭示了市场经济和社会的真实关系，尽管在他去世之后，他的著作得以整理出版，而在资本主义语境下，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的卡尔·波兰尼，他的真知灼见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重视。今天，西方经济学家开始反思自由市场经济给人类带来了什么，他的观点“完全依靠自发调整的市场经济是一个乌托邦建构—这是一种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它会从肉体上摧毁人类，并将周遭环境变成一片荒野”，似乎在这场新冠疫情下，变得越来越真切了。这本书再版加人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大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写的长篇前言，其中观点代表了主流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深刻反思。

从某种意义上说，完全依赖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确实正在造成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毁坏，这就是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把包括人类和自然在内的一切都当作商品的恶果开始让人类自食其果。我国近几年将保护环境，还原绿水青山作为经济调整的主要目标，也有这方面的考虑。经过这次大规模疫情打击，我们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医疗市场化带来的公共卫生资源错位问题。

波兰尼的“市场内嵌在社会之中”的观点，现在恐怕已经变成共识。过度强调和依赖市场自发调节正是相反观点，即“社会服从市场规律”。波兰尼通过对土地、劳动和货币作为虚拟商品的分析，解释了把人类和自然当成物品，让其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本身就是错误的。至于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他从政府在土地、货币、劳动市场中扮演的角色，解释了政府具有持续调整货币与信用供给，避免通胀和通缩，以及提供救济和培训，管理从业者不断变化的需求，以及管理土地使用的重要职能。

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需要政府在管理市场方面正当发挥作用，避免普通民众被迫承担市场自发调节带来的高昂代价。而在西方经典经济学语境中，并没有多少学者认真考虑经济行为和政策调整的社会成本。在假定制度成本为零或社会调整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似乎成了一个无摩擦的万能怪兽，能够即时毫不费力地做出调整，达到新的均衡状态，这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理想化而脱离实际的设想。比如，工资的快速调整和市场的自动出清，早已被事实证伪。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部分是因为人们在纯粹市场经济将人们带到无底深渊边缘之时便退缩了。现实中的经济决策者并不全是僵化的教条主义者。而这给了那些人一个借口，即这类失败不是市场设计本身的结果，而是源于缺乏从一而终的贯彻落实。

任何坚持市场自发调节或宣称政府管制能成功的极端观点都不可取。主流经济学界也逐渐将争论焦点转向确定“市场和政府的边界”。而笔者认为这个视角还应该扩展到市场、政府和社会（社区）的关系问题，我们有必要将一个国家范围内发生的所有事情在“三位一体”框架中找到解决方案。市场、政府都有可能失灵，前者失灵要靠后者进行必要的干预，而政府失灵需要社会加以监督和调整。这三部分有各自的运作机制，界限未必非常清晰，但是社会显然设定了一个整体的文化传统和伦理边界，政府在其中确定了法律调整和行政能力，执行社会治理，而市场在正常状况下自由地创造和交换商品、服务。

公共卫生设施和服务是一类社会属性明显的特殊商品。之所以无法完全依靠市场自发调节，在于人类伦理中有扶贫救病的公共义务，这就像白衣天使“救死扶伤”使命一样，这是一个正常人和正常社会应该无条件为自己的国民提供的帮助，无法也不能用金钱衡量。我们无法依赖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企业提供这种公共产品，因为那样做同样是违背商业道德和市场规律。这部分服务只有社会委托政府提供，而政府应该责无旁贷承担这份社会效应远超经济效益的工作。最近国务院发布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0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也体现了这种认识，政府将致力于解决公共卫生投入的严重不足，发挥公立医疗对更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保障和服务功能。面对改革开放深水区，我们不应该局限在某种意识形态里，正如波兰尼在这本书结尾所说，“只要人们是真诚地为所有人创造更多的自由，就无须惧怕权力或计划与他作对。这正是自由在一个复杂社会里的含义，它给予了我们需要的所有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