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COVID-19病毒爆发，叠加中国的春运大潮（图1），从个人生活到民生秩序，国家经济，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而且还在不断的加深。重大疫情下，城市规划领域在转型构建中直面变革性的重大冲击，后疫情时代的城市规划发展工作任重而道远。
摘自 陆杰华,刘烁瞳.基于电子地图大数据的春运期间人口流动时空新格局探析——兼议反向春运[J].人口与社会,2020,36(05):1-13.
过去20年里各地大规模建设了一批高密度、超高层住宅区，人居环境品质欠佳（图2）。老旧小区现存规模大，涉及人口多、任务重。城市各级健康空间缺失，特别是对老年人、儿童活动空间的建设重视不够，绿地与公共空间缺乏在灾时的综合利用举措。疫情下，城市建设中存在的健康、安全，和基层民生保障上的建设短板引起我们的重新审视。增强城市“韧性”和保障城市健康安全是未来城市规划与治理的核心要务，继续强化健康城市建设是必然趋势。
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后疫情时代，如何让城市发展多一分韧性？让城市在外来冲击时，能够像弹簧一样快速反应，及时抵御和化解，并且保持其主要功能不受影响。笔者认为除了宏观上优化产业布局，增强经济系统韧性；提高社会资本和城市精神的文化认同，增强社会系统韧性之外；很重要的一个中微观方面就是使城市规划城市设计更具弹性，坚持以人为本、健康优先的原则，通过引入多主体参与规划设计、建设智慧城市、适度提供绿色公共空间、预留应急建设空间、构建慢行交通系统、混合土地利用功能、加强环保与污染治理，满足居民的多元化需求，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强化城市防灾减灾能力，从而提高城市整体健康水平，为城市增加“韧性”。
一、多主体参与设计
根据健康城市理论框架，优化空间规划设计需要先理清城市影响健康的关键要素（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其复杂之处在于不同领域和组织形式的主体对环境具有差异化的影响与需求。健康城市规划设计应充分考虑不同主体的需求和协调其利益分配，因此，需要引入多主体共同参与规划设计的制度。该制度主要包括3方面：一是采取跨部门合作的形式，由规划与自然资源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卫生健康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等多个部门共同贡献建设健康城市的建议。二是引入城市居民参与规划设计，在居民愿意参与的前提下，尽可能
二、建设数据驱动的智慧城市
继续强化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数据驱动的智慧城市，提高城市防灾减灾治理能力。例如，在面对严重疫情时，可利用大数据识别高风险地区，提前采取措施控制疫情扩散。此外，救灾物资的及时合理调配也需要大数据的支持，有关部门可根据实时数据精准、快速地供给物资，同时也应确保物资信息及时更新，从而减轻居民的恐慌情绪，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三、适度提供绿色公共空间
绿色公共空间是建设健康城市的必要元素之一，增加绿色空间面积有利于满足城市居民改善性需求、优化人居环境和改善健康状况。因此，需要针对不同类型人口的分布和土地利用情况，为其提供适宜的绿色公共空间。同时，充分利用城市边角地与立体空间，适当增加绿色公共空间面积。
四、预留应急建设空间
为避免出现突发事件时，城市没有充足的应急建设空间用于生产或安置，应在规划设计中增强城市物质空间的延展性，预留空白区域，软硬件条件，来满足突发事件引起的城市功能置换。例如，当暴发严重疫情时，应急建设空间可用于建设隔离医院，接收患者隔离治疗，从而在提供良好治疗条件的同时，降低疾病继续传播的风险（图3）。
五、构建慢行交通系统
相比于驾车出行，慢行交通方式不仅有利于居民身体健康，而且有利于保护人居环境。鼓励居民采用慢行交通方式，不可仅靠宣传倡议，更重要的是在城市整体规划层面构建慢行交通系统，即为居民提供安全、连续、舒适的慢行交通空间，根据居民出行需求、采用精细化和人性化的设计方法设计慢行街道。
六、混合土地利用功能
城市应通过混合土地利用功能，建设小尺度、多功能的街区，减少居民日常交通距离。一是应根据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在住宅附近布置商场、便利店、医院和学校等设施，在减少出行距离与时间的同时，促进居民出行方式由驾车转为慢行。二是应通过土地规划设计促进职住平衡，使员工就地住宿，减少远距离通勤，尤其是应促使基础硬核服务领域从业者（如物流、医疗和基层员工等）的住址与工作地点匹配。这些措施可有效增强城市“韧性”。当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发生时，不仅仍可继续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而且有助于减少由居民远距离出行导致的更大范围的疾病传播。
七、加强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
加强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是建设健康城市的关键。一是统筹城乡环境治理，继续落实垃圾分类减量和治理黑臭水体，减少环境污染。二是加强海绵城市建设，建设“渗、滞、蓄、净、用、排”的工程体系，使城市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来的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通过实施上述措施，确保居民饮水与食品安全，实现空气净化，从而改善居民健康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