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需突出“中医”思维
宋 圭 武
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国家实现强起来的基础工程。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何实施好这个战略，需要立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需要立足我国仍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个基本现实。在振兴思路上，笔者认为，需要突出“中医”思维，需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振兴路子。
首先，要重点针灸两个关键穴位。一个重点穴位是产业兴旺，一个重点穴位是治理有效。乡村发展，经济是基础，乡村振兴，需要重点实现产业兴旺。比如农村缺孝的问题，表面看，是道德缺失，但深层原因更多与经济落后有关，而不是“孝”本身的问题。一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在货币稀缺的情况下，货币的价值会提升，而人自身的价值会降低。二是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是选择给老人更多享受，还是选择给孙子更多投入，是一个二难选择。从理性的角度看，也许选择给孙子更多投入，更符合家族的长远利益。因为给孙子提供更充足的营养，让其受更好的教育，会让孙子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也有利于这个家族将来隔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但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目前老人的待遇变差。在这种情况下，乡村振兴若不注重治本的思路，比如重点发展经济，实现产业兴旺，而是采取手段一味强制这个家庭的人尽“孝”，结果可能会导致这个家庭将来落入更加贫困的地步。乡村如何发展经济，实现产业兴旺，一是一定要以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为总引领。其中尤其要把创新和绿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乡村要实现和城市发展水平的均衡，改变自身的落后局面，必须要高度重视创新。另外，产业兴旺也要注重保护好生态环境，不能为了实现产业尽快发展，就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二是要突出乡村特色产业优势，努力将乡村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我国乡村地广人稀，旅游资源和农业资源总体十分丰富，需大力开发。如何开发，一是需要大力提升生产供给效率；二是需要大力降低市场需求风险。其中核心是要建立起乡村现代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要进一步提升生产的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
另外，乡村振兴，治理是保证条件，实现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另一个重点。如何实现治理有效，十九大报告中央明确提出要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这在思路上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一定要贯彻落实好。如何推进自治、法治和德治的有机结合，一是要大力加强农村社会的道德建设，要大力改造乡村旧习俗。二是要大力普及法律知识，把属于法律解决的纠纷，要交给法律，真正实现以法治村。三是要努力培养一支真正爱农村、懂农业、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农村干部要努力提高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有充分认识。组织部门选派到乡村去工作的干部，应更多是本单位的优秀干部，同时还应更多是农村专业和农业专业出身，或是对农村和农业问题有更多实际工作经验和理论研究的干部。
其次，乡村振兴，需要体现和谐思维，需要在城乡和谐大背景下进行。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的不仅仅是实现乡村自身振兴，而是要实现全国城乡和谐互动发展，最终要实现国家发展整体大振兴。在乡村振兴中如何构建城乡和谐关系，笔者认为，城乡关系应形成如太极图中的阴阳关系，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二者阴阳互动，阴阳互补，和谐发展。比如，在乡村产业体系的选择上，乡村产业应主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以及休闲旅游等产业，不能走和城市工业产业等雷同的路子，应和城市在产业上形成互补互助的格局。再比如，在乡村生产体系和经营形式选择上，应基于我国城市工业发展水平的现实考量，乡村应更多选择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生产体系和经营形式，而资本密集型生产体系和经营形式只应作为补充形式。因为若乡村全面发展资本密集型形式，会衍生大量过剩农村劳动力，这在城市产业吸纳过剩人口能力还有限的情况下，会给城市发展带来极大人口压力，会导致城市发展产生诸多问题。另外，在人文精神建设上，城市跟乡村也应有别。城市人文精神建设应追求动感和现代性，而乡村人文精神建设则应更多追求静感和传统性，二者在精神上也要实现互补互助。另外，城市发展，也不能是纯阳，也要体现乡村的元素，也要有乡村的灵魂在里头，比如自然的元素，就不能缺少；而乡村发展，也不能是纯阴，也要把城市的滋味留在乡村的深处，比如一些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在乡村建设中也不能少。
再次，乡村振兴，还需要有好心态，不能有急躁心理，需要稳中求进。中国乡村地大面广，需要建设的方面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不能急躁冒进，尤其面对一些棘手的问题，更需要有好的心态和稳的心理。另外，急躁也容易催生形式主义。因为急躁往往会导致出台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制定一些无法达到的目标，而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无法实现的目标本质是无法有效落实的，这就容易催生形式主义落实问题。所以，稳，才有真速度，乡村也才会有真振兴。（作者：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二级教授）
原文刊发于《甘肃农民报》（2021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