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为什么要学习经济学说史？
2021-3-2
作为“导论”，主要讲两个问题：
什么是经济学说史？
为什么要学习经济学说史？
一，什么是经济学说史？
一般意义上，历史是沿时间轴纵向展开的（一连串）故事。
不需要太多解释了。历史就是讲故事。故事是沿时间轴纵向展开的，从远到近，从古到今，从过去到现在。
故事在时间轴上的呈现，就像舞台上的表演。不同的历史，就是不同的故事，就是不同的表演。
有的是关乎政治的故事，政治事件的发生，政治运动的兴起，政府的更替，政策的变化，政治制度的变迁……时间舞台上的主角是政治，这就是政治史；
有的是关乎军事的故事，军事组织的建立，军事统帅的运筹，战略和战术，战役和战斗……时间舞台上的主角是军事，这就是军事史；
有的是关乎艺术的故事，艺术的形式，艺术的表现，艺术家及其作品，美学观念的发展和演变……时间舞台上的主角是艺术，这就是艺术史；
有的是关乎经济的故事，产业结构及其变化，阶级结构及收入分配，经济繁荣和经济衰退，货币发行及通货膨胀，市场调节及政府干预，经济制度及其变迁……时间舞台上的主角是经济活动，经济实践，经济政策，经济制度，这就是经济史。
“经济史”是“经济”的历史，不同于我们所要讲的“经济学说史”。
经济学说史是经济学说产生和演进的历史，就是沿时间轴纵向展开的经济学说产生和演进的故事。
在经济史的舞台上，主角是“经济”；而在经济学说史的舞台上，主角是“经济学说”。
补充一个对经济学说史的有趣的解释，它来自美国经济学家施蒂格勒（1911-1991）。施蒂格勒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1982年，施蒂格勒因为对信息经济学及产业组织理论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二十世纪的顶级经济学家中，施蒂格勒应该是学说史修养最好的，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经济学说史领域的。施蒂格勒出版过一个经济思想史的文集《经济学家和说教者》，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是《过去的经济学有用吗？》
施蒂格勒所说的“过去的”经济学，就是经济学说史。这里说的“过去”有两个含义。其一，经济学说史所研究的内容，是过去时代的经济学说，在时间上属于过去。我们今天的微观经济学或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所呈现的是最新最近的经济学知识；而经济学说史教科书所呈现的，只能是过去的经济学知识。其二，“过去”还有“过气”的意涵。就是说，过去的经济学是对过去时代的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经济事物，经济制度的解释，它属于过去的时代。当今时代有属于当今时代的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经济事物，经济制度，它需要用今天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方法来解释。所以，“过去的”经济学就是“过气”了的，过时了的。
关于“过去的”经济学的第一个含义是一个客观的判断，没什么问题。第二个含义，也就是将“过去的”经济学理解为“过气的”，过时了的，不再有存在价值的经济学，这可能是对经济学说史缺乏尊重的某些学者的观点，这是挚爱经济学说史的施蒂格勒不会同意的。他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要驳斥这种观点，他当然会认为经济学说史的学习和研究是有意义的。
在这里我想要区分一下两个概念：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
这两个概念是可以混用的，也经常被混用。不过，在讨论作为学科名称的“经济学说史”时，有必要做个区分。
我们生存其中的，是一个稀缺的世界。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因为稀缺的存在，会产生各种问题，比如匮乏，贫穷，疾病，战争……问题产生之后，人们会思考问题的根源是什么，问题呈现的机理是什么，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哪里，等等。人们对经济问题的思考所获得的认识，就是经济思想。
人类有经济活动，就会有经济问题；有经济问题，就会有经济思考；有经济思考，就会有经济思想。经济思想是伴随着经济活动而产生的。经济活动是经常的，分散的，随机的，经济思想就是鲜活的，散在的，多样的。
经济学说是什么呢？可以说，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处在人们经济思维或者经济认识的不同阶段。经济思想处于初级阶段，经济学说处于高级阶段。
经济思想是任何从事经济活动并进行经济思考的人都会有的。我弟弟在老家种地，去年种了十几亩雪莲果。雪莲果是一种块根植物，通常当水果吃。我今年寒假回家，早过了采收季节，雪莲果还在地里。弟弟说，因为跌价，现在市价补偿不了采收费用，所以就放弃采收了。农民兄弟的这种认识，就是经济思想。对这种现象和这种思想，用成本-收益-利润的概念和方法来思考，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后者因为使用了抽象概念，使用了专门方法，就叫做经济学说。
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形成了丰富的经济思想，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处理，提炼出抽象概念，发展出独特方法，进一步将这些经济思想构建成一个有机的解释体系，这就形成了经济学说或者经济理论。所以我们说，经济学说是系统化的经济思想，或者说是经济思想的逻辑形式或理论形式。
打个比方来说，经济思想是为盖房子准备的一堆建筑材料，而经济学说或者经济理论就是应用特殊的工具和方法，将这些材料改造的一座建筑。
这个比方可能不是太好，它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从经济思想到经济学说的发展，就像将一堆建筑材料改造成一座建筑，或者是将一串散落的珠子串成项链那样简单而轻松。
从经济思想到经济学说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有赖于经济活动性质的深化，有赖于人类理性能力的提高，有赖于社会分工和学科分工的发展。
人类有了经济活动，相应地就会有经济思想。不要说更古老的时代，在距今两千多年的古希腊，在色诺芬和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丰富的经济思想。很神奇的是，色诺芬对分工问题的思考，与晚他两千多年的亚当·斯密有非常接近的结构（都讨论了分工的作用，分工与市场的关系，分工的负效应）。
经济学说的形成，晚了很多很多。大体来讲，作为一门学科的经济学说，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而形成的。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那些因素——文艺复兴及思想的解放，大航海及国际贸易的拓展，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组织及经济制度的建立，市场秩序的自发扩展……——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学说形成的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分工的深化，促进了学科分工的发展，出现了专门研究经济问题的知识分子。这些都为经济学说的出现奠定基础。
关于作为一个学科名称的“经济学说史”，最后还讲一个问题。
高等学校经济学专业开设的有关经济思想或经济学说的历史的课程大致有三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学说）史，（西方）经济学说史。
经济学说史是大学经济系普遍开设的课程。每一门学科或者专业，就其基本的知识结构来讲，有一些课程是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是奠定这门学科或者专业的基础特质的课程，这些课程叫做专业基础课，主干课。对于经济学专业来讲，它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和主干课，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经济学说史，等等。
为什么经济学说史可以成为主干课？为什么经济学说史相对于除了以上主干课之外的课程有更重要更基础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学说史研究的是经济学说或经济理论的历史，它与同样作为理论经济学的其他主干课程有着更紧密的“亲缘”关系。至于这门学科对于构建一个经济学学习者或研究者的素养所具有的重要性，我们留待后面来讨论。
我们现在的经济学说史，研究的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历史。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目前还是新古典经济学。作为学科的名称，有时候在“经济学说史”前面加上“西方”，有时候不加。加或者不加“西方”，（西方）经济学说史或者经济学说史，研究的都是西方经济学的历史。我上大学的时候所用的经济学说史教材，也是新中国最早的全国统编的经济学说史教材，鲁有章和李宗正编著，书名就是“经济学说史”。
下面说一下“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开设学校不多。一般来说，只有那些经济学学科渊源深厚，师资力量强大的学校才有能力开设。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产生，呈现和发展。从夏商周，春秋战国，一直到唐宋元明清乃至民国，各个时代思想家和实践家对经济现象的观察，对经济问题的思考，对经济政策的探索，零零总总，纷繁复杂，一律囊括其中。
中国古代确实有着丰富的经济思想，但这些经济思想最终并没有发育成为经济学说。我们前面讲到，从经济思想到经济学说的发展，需要一些经济的，文化的，科学的，思维的条件，这些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条件，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学说形成的条件。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是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在这些条件出现之前，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之前，在中国经济思想发展为经济学说之前，我们的发展进程就被西方的入侵中断了，破坏了。之后，西方的经济学说传入中国，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为经济学说的机会就丧失了。
进一步讲，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不仅没有发展成为经济学说，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没有发展。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最高成就，可能出现在战国到西汉，它体现在《管子》中（史学界的观点，《管子》成书于战国到西汉）。我们讲过，经济学说的形成，就其学科准备而言，需要有独特的抽象概念体系，需要有独特的方法论。在《管子》中，已经有了“轻重”这样的抽象概念，这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可能是唯一的。但这种发展并没有持续下去。之后的经济思想，只是在反复呈现，而没有实质性的发展。
最后说一下“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学说）史”。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学说）史，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历史，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努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及结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无产阶级革命家及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列宁基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经济特点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列宁和斯大林基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基于其社会主义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等等。
作为学科名称的“经济学说史”的有关内容，就介绍这么多。
二，为什么要学习经济学说史？
问“为什么要学习经济学说史”，其实就是问：学习经济学说史有没有用？有什么用？当我们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做一件事的时候，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功利主义带给我们的惯常的思维方式。
学说史上，确实有人认为学习经济学的历史是没用的。最典型的就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萨伊（1767-1832）。萨伊是斯密经济学在欧洲大陆最有影响的传播者，是古典经济学时代自由主义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者之一。你们知道的， “萨伊定律”是经济学说历史上最用影响的命题之一。
萨伊是不屑于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历史的，他说：“研究那些很久以前就已经被推翻并且应该被推翻的荒谬的观点和教条有何用处？只有那些迂腐的人才会尝试去复活它们。一门学科越完美，其历史也就越短暂。”
经济学说史就是“过去的”经济学，它产生于过去的时代，适应于过去的时代。时代在变迁，适应以往时代的思想和学说有些已经不适应今天的时代，成为荒谬的观点和陈腐的教条，成为应该被推翻被抛弃的东西。过去时代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其中正确的有价值的部分，应该被吸收进最新的经济学文献中。我们学习最新的经济学文献就可以了。人生苦短，为什么要将有限的宝贵的生命投入学习研究注定不会产生创造性成果的无聊的学问？经济学说史这样的学问，只适合于创造力已经消失或者根本就不曾有过创造力的那些学究。在萨伊的时代，最完美的科学应该是牛顿的物理学，它的历史其实很短暂。
萨伊似乎言之有理。
历史有时候会表现出某种幽默。萨伊之后一百四十多年，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美国因为长期使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陷入滞胀困境而不能自拔。拉弗、万尼斯基等一批经济学家，从古墓中请出了萨伊，复活了“萨伊定律”，建立了“供给学派”。供给学派是一个政策有效而理论贫乏的经济学流派，他们勉强说得过去的理论，除了“拉弗曲线”，就是“萨伊定律”。若是供给学派真的相信萨伊的“无用论”，真的将经济学的历史忘得一干二净，“萨伊定律”不会被复活，供给学派也可能不会出现。
不过，更多的经济学家对学习经济学的历史还是持有肯定的态度，熊彼特（1883-1950）就是这样的。
熊彼特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思想家之一，他因为“创新理论”及奠基于创新理论的一系列其他理论而至今对经济学有重要影响。在经济学历史的研究方面，熊彼特也贡献卓越，他的《经济分析史》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这一领域最伟大的著作。熊彼特二十多岁就写作出版过一部经济学说史著作，但他并不满意。他一生坚持研究经济学说史，去世时留下大量手稿。在他夫人伊丽莎白和他学生里昂惕夫（1906-1999，来自前苏联的经济学家，因为对投入产出问题的研究获得197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共同努力下，用三年的时间，将其编辑出版。这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经济分析史》出版不久，伊丽莎白因过度劳累而去世。
《经济分析史》开头的方法论部分，熊彼特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说经济学这门学科，是经济理论，统计学和历史的总和。这里所说的“历史”，指的是经济学的历史。关于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历史的意义，熊彼特讲到了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历史，有助于培养我们的思维能力和分析洞察力。他说：“我们的头脑很容易从科学史的研究中得到新的灵感。……一个人如果从他自己时代的著作站后一步，看一看过去思想的层峦叠嶂而不感受到他自己视野的扩大，那么这个人的头脑肯定是十分迟钝的。……但是撇开灵感不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他所研究的科学的历史中吸取有用的教训。”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P18）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历史，了解过往经济学说发展的历程，从过去的研究者那里得到经验和教训，对提高今天的学习和研究者的学习研究能力是有帮助的。
其二，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当代的经济理论。“不管哪个学术领域，任何时期存在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都包含过去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工作的成就，而且仍然带有当时留下的创痕。……任何特定时间的任何科学状况都隐含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把这个隐含的历史明摆出来，就不能圆满地表述这种科学的状况。”（熊彼特：《经济学说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年版1，P17 ）今天的经济理论是在过去的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上的经济理论当中，蕴藏着理解今天经济理论的钥匙，能够为我们理解和把握今天的经济理论提供帮助。
其三，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历史，有助于我们预测和把握经济学说的发展趋势，对经济理论的未来发展做出预测。他说：“经济学的题材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历史过程。……除非我们知道经济学家们怎么会像现在这样推理的，我们对新问题、新方法和新的成果就不可能有充分了解。”（熊彼特：《经济学说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P20—21）熊彼特相信经济学说的发展是具有内在规律的，学习和研究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和把握这些规律，从而可以帮助我们对未来的理论发展作出预测。
萨伊和熊彼特，代表着对立的两种观点。谁说得对呢？我们应该相信谁呢？
关于经济学说史有用性问题的两个对立观点，其实都奠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知识发展的累积性”。知识的发展具有累积的性质，今天的知识体系是以往知识累积和发展的结果。如同牛顿所说，我们都是站在巨人的肩上。
假如说，今天最新最完备的经济学知识已经汇聚在曼昆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曼昆的经济学从何而来呢？来自对他的前辈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又从何而来呢？来之对他的前辈马歇尔和凯恩斯的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马歇尔的经济学又从何而来呢？来自对他的前辈小穆勒和边际学派的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小穆勒的经济学又从何而来呢？来自对他的前辈李嘉图的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李嘉图的经济学从何而来呢？来自对他的前辈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斯密的经济学又从何而来呢？来自他的同行，朋友，前辈，以及前辈的前辈，休谟，哈奇森，魁奈，杜尔哥，洛克，曼德维尔，配第，坎蒂隆……
知识是累积的。但是，正是从“知识累积性”的前提出发，可以得出关于经济学说史有用性两种对立的观点。
对萨伊来说，因为知识是累积的，过往一切正确的，有价值的思想和学说都已经汇聚在最新的经济学文献中了，我们学习，研究和把握最新的经济学文献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去阅读过往的文献（那其中可是包含着很多错误的教条，荒唐的言论），学习过去的历史呢？就我们今天来讲，我们熟读曼昆的教科书已经可以完整把握最新最全的经济理论，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去阅读斯密，李嘉图，小穆勒，凯恩斯等人呢。要知道，那些遥远时代的 “经典”，都是一个个难啃的硬骨头。
对熊彼特来说，因为知识是累积的，今天的经济学是从过去的经济学发展演变而来的，过去的经济学并不仅仅属于过去，还属于今天，因为过去的经济学中隐藏着理解今天的经济学，解释今天面临的经济问题的钥匙，过去的经济学不仅是有用的，还是必不可少的。
如此说来，从同一个“知识累积性”的前提出发，可以得出关于经济学说史有用性问题的对立的两个结论。对理解和判断经济学说史的是否有用的问题，我们陷入了困境。
如何走出困境呢？看来只能暂时搁置有用或者无用的判断，另辟蹊径，寻找对学习和研究经济学说史的意义的另外的理解。
从有用性出发对事物或对象进行价值判断，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功利主义是关于人的行为动机的一种观念或学说，它强调行为的目的性，强调对目的实现程度的计算的重要性。打个简单的比方，我们一般的请客吃饭可能是出于情感的需要，或者是礼节及习俗的需要。而在功利主义看来，请客吃饭就是为了办事，拉关系，走后门。
功利主义者对事物，活动，对象的价值判断，也就是是否赋予其价值，赋予其多少价值，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带来，带来多少快乐，幸福，效用，利益，金钱。也就是说，功利主义是将评判对象作为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来看待的。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实现自己的利益，就赋予其较高的价值。功利主义者赋予对象或者客体的这种价值，就是工具性价值。
功利主义是经济学最重要的哲学基础，功利主义价值观是经济学最基本的价值观。经济学中的“价值”，比如效用价值论的“价值”，就是一种工具性价值。因为受功利主义浸淫太久太深，我们直觉的价值也经常是工具性的。我们对事物进行价值判断，通常想当然的就是问是否有用，有什么用。但是，事物的存在，并不仅仅因为有用。有些东西，它是构成人作为人必备的条件，我们无需问有用没有。良心是我们作为人必须的，何必问有用没有，没有用我们就不要良心了吗？
有一天，我从快递那里取来新买的一本书，欧内斯特·C·莫斯纳写的《大卫·休谟传》，厚厚一本，700多页。我一路走一路翻，然后坐在小区的凉亭下读起来。一位带孙子出来溜达的六十来岁的妇女跟我搭讪，说你读这么厚的一本书，是要考什么。我有些纳闷，“我不考什么啊，我就只是读书而已。”那妇女不相信，“怎么可能呢？我小儿子正在准备考研究生，天天在读书，他读的书还没有你的厚。你告诉我考什么有什么关系，又没有人跟你争。”
大家明白我讲这个故事的意义。就读书的目的和动机而言，有的是功利的，为了应付考试，为了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这是读书的工具性价值。有些阅读就不能说是功利的，为了构建知识，为了探寻真理，其目的最终是丰富和完善自身；为阅读而阅读，为满足好奇心而阅读，是为了愉悦自己，发现更好的自己，与更好的自己相处。这样的阅读同样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叫做建构性价值。
有些东西是既有工具性价值又有建构性价值的。但是，因为我们深受功利主义的影响，可能会过于关注它的工具性价值，而忽视建构性价值。比如我们讲到自由的时候，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我们会说自由是有用的，是好的。因为如果资源流动是自由的，市场运行是自由的，就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自由是有用的，因为是有价值的。这种判断不错。但是，对于自由，如果我们只看到它的有用，那就忽视了它更大的价值。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自由更大的价值在于，它是构成我们作为人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要素，如果没有自由，人不成其为人。自由作为人成为人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要素的价值，就是建构性价值。
每个学期开学之前，我都会通过书本在古希腊徜徉。古希腊人讲，作为一个有德行的人，应该具备八种“善”，也就是八种美德。其中神圣之善有四：智慧，节制，正义，勇敢；世俗之善有四：健康，美丽，强壮，财富。不是说要完备的完美的具备这八种善，而是说德行要求追求这八种善。有人说，自古以来，真正完美的完备地具备着八种善的，大概只有柏拉图。苏格拉底在世俗之善中有两点是做不到的，因为他贫穷，而且面容丑陋。对于一个追求德行的人来讲，大概是不会问“智慧”有什么用，“节制”有什么用的；不管有用无用，这些东西都是构建一个人的德行的要素。
相应的，中国古人对君子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道德要求，这些东西是作为君子的必备要素。在我们通常的思维中，为什么要讲诚信呢？因为不诚信会失去信任，失去朋友。对一个商业社会来讲，诚信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这当然是诚信的功用，是诚信的工具性价值。但是，对于一个“君子”来讲，诚信是他作为一个人必备的要素，有用没有都要讲诚信。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中，“孝”是一个普遍的基本的要求。用“有用性”来评价“孝”是一种亵渎。为什么孝呢？因为孝有用。如果你是孝顺的，你父母就会将财产遗留给你。我们当然不会这么想。孝是人作为人的基本的要求。作为人而不孝，就与畜生无异了。
关于工具性价值和建构性价值讲了这么多，最后回到学习经济学说史的意义或价值的问题。从工具性价值来评价经济学说史面临困境，我们只能将其搁置。那么，作为经济学的学习者和研究者，经济学说史是否具有建构性价值呢？
意大利经济思想史学家阿列桑德罗·荣卡格利亚在其《西方经济思想史》中，讨论了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历史的建构性价值。
荣卡格利亚认为，对于经济学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来讲，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学理论的竞争性或者经济思想史的多样性。在作者看来，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学习者和研究者，理解经济理论的竞争性和多样性是必备的素质，而学习经济学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建构这种素质。现实的经济世界高度复杂，经济思想也应该是丰富而复杂的。可是我们在大学课堂里学习的，主要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学习和掌握的却只是单一的经济学，这是一个问题。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现在居于西方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在历史上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市场的竞争中的获胜者；在过去的时代，曾经有不同思想和观念，理论和方法与其共存，与其竞争。在新古典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就有过历史学派，制度学派与其竞争。当然，最后是新古典获胜了，占据了主流地位。世界是复杂的，经济学就不应该是单一的。当我们面临的某些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得不到解释的时候，从其他思想流派哪里也许可以得到启示。建构性的经济学说史有时候可能会有工具性的价值。
荣卡格利亚还提出，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历史，可以培养学习者和研究者的宽容精神，促进思想交流，拓展思想视野。这一切，都关乎学科素质和专业修养，从而成为经济学学习者和研究者的建构性价值。
阅读经典是学习和研究经济学说史的重要门径。为什么要阅读经典，汪丁丁给出一个有意思的解释。
汪丁丁在其《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的前言中，就学习历史及阅读经典的必要性给出一个“知识的合法性问题”的解释。所谓“知识的合法性问题”，就是要判断我们在日常学习中获得的知识是否是合情合理的，是否是真确可靠的。比如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灌输的那些知识片段，有可能是合情合理，真确可靠的，也有可能只是信口开河，或者主观臆断。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作个检验。汪丁丁的意思是，我们可以通过历史的学习，回到经典，回到权威，看一看这些知识片段是否可以从经典那里得到验证或确认，他说：“我们在每一门课程里学习的知识，往往是人类最新获得的知识片段。为了求证这些知识片段的知识合法性，我们应该追溯这些最新知识的学术源流，务求确信它们是出自学术权威或可逻辑地追溯到权威们的思想。”
开学前两天，我在B站看了一段某网络思想家介绍柏拉图的《申辩》的视频。柏拉图这部著作，是讲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大会审判，他为自己申辩的过程。讲解者说，在公民大会上，苏格拉底受到两类指控，一是非正式指控，二是正式指控。非正式指控说苏格拉底是一个自然神论者，因为苏格拉底喜欢研究天上地下的事情，研究跳蚤一次可以跳多远，研究黑白颠倒，混淆是非的诡辩术。解说者表达出来的意思，苏格拉底就是喜欢研究这些问题的，所以被指控为自然神论者，受到审判。这里错误很多。苏格拉底不是喜欢研究天上地下问题的哲学家，那是自然哲学派干的事情。苏格拉底喜欢研究的是人间的问题，人生如何活得有意义，如何成为有德行的人，成为幸福的人。所以西塞罗说，苏格拉底是第一个将哲学从天上引入人间的哲学家。说他喜欢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与阿里斯托芬有关。阿里斯托芬写过一部叫做《云》的戏剧，以苏格拉底为主角。剧中的苏格拉底开了个学校，教授学生诡辩术。他坐在云端，口若悬河，将黑的说成白的，丑的说成美的。阿里斯托芬在剧中讽刺的是智者，而苏格拉底不仅不是智者，他的观念与智者是针锋相对的。至于阿里斯托芬为什么将苏格拉底作为剧中主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格拉底是雅典的名人，特立独行，本身就具备戏剧色彩。那个时代的戏剧，经常以政治家，将领这样的名人作为主角，为的是提高关注程度。这里并不存在诬陷或者诽谤的问题，只是为了“效果”，当事人一般并不会真的在意。我之所以知道这位讲解者讲得有问题，因为我熟读过《申辩》。如果你们在看这样的视频时，不能确定讲述者的讲述是否真确，最好是去阅读原著。
汪丁丁主张阅读经典，不仅因为经典可以帮助验证知识的合法性，还因为阅读经典有较高的收益率。“经过权威认证的知识在未来足够长远的时间里产生的回报或许足以抵消学习知识所支付的成本。”（汪丁丁：《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阅读经典，信任权威，是学习者和研究者的基本态度。不过，信任只能是合理程度的，绝对的信任乃至崇拜是不健康的态度。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即使面对权威，也要保持怀疑的态度，批判的精神。
继承和发展，怀疑和批判，是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历史该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