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华大叔（一）：从十三岁起就当生产队长
2021-05-25
放学回家的路上接到弟弟的电话，说贵华大叔昨天走了。
怎么会呢？年前我还跟他通过电话，听起来精神还不错，怎么一下子就走了呢？
我连连说“可惜”，“可惜”，心里戚戚然。我所说的“可惜”，一是对逝者离去的惋惜；二是对我自己未尽心愿的惋惜。我一直想给贵华大叔写个小传，记述他传奇的人生，记述建国以来我家乡的变迁。这几年的假期我都有这个打算，还初步拟了一个提纲，可假期一开始，就一而再再而三被琐事分心，计划就一而再再而三拖延。这个遗憾，已成永远。
贵华大叔的父亲是我奶奶的弟弟，因此他是我们的亲表叔。在一个村子里，他们家是我们家除了我姑姑家之外最亲的亲戚。我自小跟贵华大叔有某种天然的亲近感。
贵华大叔出生于1946年。解放后在识字班认得几个字，一直在村里干活。1958年生产队成立，贵华大叔被选为第一任生产队长，那年他才十三岁。贵华大叔干生产队长一直干到1984年集体经济解体，也就是说，他是我们村历史上唯一一位生产队长。十三岁就当生产队长，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我们村规模不大，那时候大概只有三十来户，一百多口人。那时候人的寿命不长，成熟较早，十三四岁已经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贵华大叔出身好，根正苗红，政治上表现积极；他样样农活精通，有能力，有号召力；他做事公平公正，深得村人信任。我们村有两个民族，汉族和彝族（彝族有两个支系阿武族和白彝族），彝族势力稍微强一点。两个民族一般能够和平相处，但偶尔还是有些矛盾。彝族要更加团结一些，村里的控制权一般是掌握在彝族这边。解放之初，担任土改工作组领导的就是我父亲一位远房的表兄，那是解放前最贫穷的一户人家。贵华大叔姓张，叫张绍忠，他们张家是村里最大的家族，人口多，势力强。
作为生产队长的贵华大叔是真正的公正无私。我刚回老家的时候还见过贵华大叔的父亲，就是我四舅爷爷。老实本分一个人，只知道埋头做事，低头抽烟，沉默寡言。后来，听说四舅爷爷被民兵批斗，再后来吃水泥寻死未果，再后来就在他们家自留地里的弯脖子桃树上吊死了。这事情与贵华大叔有关。那时候日子太艰难，青黄不接的季节，又要干活，还没吃的。贵华大叔还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他们家日子过得也很困难。玉米快成熟的时候，四舅爷爷从生产队地里掰了几把一篮子青玉米回家，煮给家人吃。这事情瞒着贵华大叔，但他还是知道了，村民日常闲散聚会的大水塘边出现了闲话。贵华大叔不敢直接批斗他父亲，而是授意民兵来干这件事儿。这事情做得太过绝情和过分，但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却又可以理解。贵华大叔是生产队长，而且正在争取入党。换了别人可能会包庇自己的父亲，但换了别人的父亲他还是一样会组织批斗。
我刚刚上小学的时候，还目睹过一次贵华大叔打人的事件。我们学校紧挨着生产队的公房，都是解放前“大地主”何天春的家产。一个秋天的早上，我们正在上课，公房门前传来大声的吵闹，最大嗓门的就是贵华大叔。老师放下教鞭出去劝架，我们正好溜出去看热闹。原来是贵华大叔的堂哥，我们叫绍昌二叔的，因为分配活路的事情与贵华大叔发生冲突。绍昌二叔的意思说，你“聋贵华”（“聋贵华”，“老聋子”都是贵华大叔的外号）当个村长，事事都向着外人，事事都针对自己人。自己人总是干最难干的活，工分还不高。在外人面前做老好人，让自己人吃亏，这算不得公平。绍昌二叔也是干活的能手，也是干脆利落的汉子，他倒不是特别在意自己吃亏，也不是对生产队长的工作不支持，只是日积月累有了些怨气。兄弟俩都是急性子，杠脾气，就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争个脸红脖子粗，甚至动了手。最后贵华大叔抡起扁担，绍昌二叔的胳膊被打断，骨头都漏了出来。那时候我父亲是大队书记，这件事情被压下来，只作为家庭内部纠纷处理。我父亲带着贵华大叔，拎着一壶酒到绍昌二叔家，兄弟俩随后和好了。
我父亲十五六岁的时候在县城中学上学，接受革命思想，解放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滇桂黔边纵队，后来就一直在部队中。文革期间，云南武斗很厉害，部队干部被要求站队支左。我父亲因为站队支持的一方在斗争中失势，被判定政治错误，被迫离开部队，转业回老家。我父亲是个大孝子，离开家乡二十年，现在只有老母一人在家，一直放心不下。我爷爷已于1958年病逝。转业回家对父亲来说不是什么不能接受的事情，相反，这可能是他为家乡做贡献的机会。我父亲专业回老家之后，担任大队书记，贵华大叔正好跟他配合，为家乡建设做贡献。
我家乡当时的贫穷和落后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解放后，我们村子改名为“温饱”，寄托了土改工作队的殷切希望。之前，我们村子叫做“瓦布租”，彝语是“猪圈”的意思。据说，以前有外地人路过我们村头，一户人家正在盖猪圈。外地人问“这是什么村子？”而在挖猪圈的以为别人问他在盖什么房子，就用彝语说“瓦布租”。这就成了我们的村名。我们村子长期以来的生产生活条件，其实真是“猪圈”一样的。我们村子位于一座山梁半腰，村子四角是四座高山，村子位于斜坡之上。耕地在四座高山之间，大多只是大石头之间的小土窝。能够用牛耕种的土地，大概不到三分之一。别的村子说起我们村，总要在前边加上一个“癞”字，叫“癞瓦布租”。因为自然条件的恶劣，因为贫穷和落后，我们村的男子娶媳妇儿一直很困难，尤其是彝族。贵华大叔他们张氏家族，光棍汉就有好几位。我记事的时候，前面讲过的二舅爷爷家的绍昌二叔，还有大舅爷爷家的六指大叔，都三十多了，都没媳妇儿。村子里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大多数人住的还是草房，下雨天漏雨，夏天特别闷热，一烧火就烟熏得厉害。很多人终年烂眼睛，就是烟熏的。村子中间是癞石路，常年的垃圾随处丢弃。村子东头有大水塘，水源少部分来自边上的水塘坡的泉水，绝大部分来自雨季冲街的山水。大水塘很大程度上是个垃圾坑，同时也是村子牲畜饮用的水源，也是唯一的洗衣场所。村子西头有大水井，水源少部分来自边上的水井坡的泉水，绝大部分来自雨季冲街的山水。水面上经常漂浮着枯枝烂叶，牛粪马粪，甚至死老鼠。这却是村里主要的饮用水水源。我们住在下寨好一些，有一个完全取自山泉的“小水井”。水不大，还比较干净。这样恶劣的条件，本村的女子都争相嫁出去，而外村的女子很少愿意嫁进来。
我父亲决定要改变家乡的面貌，要让他的那些表弟们，以及他们的后代能够娶得上媳妇儿。最起码，要让生产队长张绍忠娶得上媳妇儿。
我父亲转业回家的时候，得到转业费3600元。这是一笔巨款。那时候，吃一顿饭只要五分钱，一个月生活费不过四五块。3600元就相当于60年的生活费。我父亲将这笔钱的大部分都借给了生产队，带着贵华大叔到通海，给生产队买了大牲口。主要买的是母牛，母马，还有一群羊。我们村里当时大牲口很少，耕地和运输主要靠的是人力，很辛苦，效率很低。买回母牛和母马主要是为了繁殖。至于养羊，一是为了积肥，二是为了每年过节给村民改善生活。到后来生产队解散的时候，我们村子已经有一百多户人家，家家户户至少可以分到一匹马或骡子，一头牛，这些大牲畜都是当初我父亲出钱，带着贵华大叔从通海买回来的那群牲畜繁衍出来的。我父亲的那一大笔钱，说是“借”，只是为了给家里人一个交代，虽然后来陆陆续续还了一些，但总体来讲是作了贡献了。这件事情上，我父亲主要是出了钱，后来牲畜群的繁衍壮大，主要还是村集体领导的工作，尤其是贵华大叔的努力。在村里日子最难过的时候，很多人打起大牲畜的注意，或者是卖了，或者是宰杀吃了，是贵华大叔一直坚持着要将这笔集体财产留下来，传下来。当然，最后它们都成了私人财产。
我父亲和贵华大叔配合做的第二件事情是为村里办小学。我们村子原先是没有学校的，上小学要到五里地之外的大队上。因为是山路，下坡上坡，走起来不容易。大多数人家都愿意将孩子留在家里帮忙干活，村里读书识字的人不多。我父亲转业回家之后，决心将村里的小学建起来。我父亲参加革命早，在县里和公社有很多旧相识，老同志。在他们的帮助下，小学办了起来。大地主何天春一家的房屋，原先有一排六间，都被没收用作队里的公房，现在腾出西边的三间做小学。楼下是一二三年级，楼上是四五年级。我母亲是现成的老师，她原先就在昆明郊区的大板桥小学任教。那时候她是公办老师，拿的是工资，吃的是国家粮。现在她成了民办教师，拿的是工分，吃的是集体粮。我母亲教的是四五年级。最初教我们低年级的何玉昌老师，是我父亲少年时候最好的朋友，他们一起上过私塾，是村里仅有的几个识字人之一。何老师原先当铁道兵，修过成昆铁路，后来因为受伤，跟我父亲一样转业回家。何老师讲课不是很有耐心，加上他被烧伤的红彤彤的脸，让人看着有些害怕。不过，何老师对我一直非常好，总是表扬我，有时候还会带水果给我。
我读到高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已经成为危房。学校的二楼，一半是教室，一半是住校老师的寝室。那时我们的老师也姓何，来自阿盈里村，是我们家的远亲。何老师原先是县文工团的，会拉二胡，会唱歌，还识谱，可能是因为文工团减员才出来做了老师。我三舅爷爷家就住在我们学校背后，他们家厨房的窗口就对着我们学校二楼的窗户。我三舅爷爷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和二女儿还在家里，三女儿在三舅奶奶去世的时候还很小，担心养不活，送给了村里一户姓夏的没有子女的汉族。我们在一个年级上学。三舅爷爷的两个女儿都是极勤快，极好看的女子。我们家办什么事，她们姐妹一听说就要来帮忙。我上四五年级的时候，有时两位姑姑会在课间从窗户递个饭团给我吃。那时候，她们和送给夏家的妹妹还没相认。何老师非常喜欢我，一来因为我学习好，勤快，懂事，二来可能也因为我姑姑。记得有几次课后，何老师教我用他的小机器制作纸烟，做好之后让我送给我父亲，送给我三舅爷爷。再后来，何老师请我父亲找三舅爷爷提亲，他要娶我大姑姑。我五年级的时候我大姑姑结婚，还是我去送亲。送亲就是在结婚当天将新娘送到夫家，第二天还要接回来。然后再让新郎带走。那时候，我那些姑姑们结婚，大多是我去送亲。
说回危房。我们学校的房子，虽说是解放前大地主家的“豪宅”，其实也很简陋。下层是石块垒砌的，上层是土基。天长日久，山水冲刷，墙脚经常渗水，二层的土基被雨水冲刷得坑坑洼洼的，顶上也经常漏雨。看起来是摇摇欲坠的样子。何老师向贵华大叔反映，贵华大叔向我父亲反映，最后决定村里出点钱，我父亲找县里及公社上要点钱，盖一所新校舍。第二年新校舍盖起来了，二层楼，红砖砌墙，灰瓦覆顶，预制板的地板，方方正正，窗明几净。这是我们村里的第一座砖瓦房。那时候我已经上了初中。因为小学校宽敞又明亮，后来村里办红白事，经常选在这里。我没有在新校舍上过学，却在里面喝过酒。
我父亲和贵华大叔合作为村里做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修水井。他们的合作方式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我父亲出主意，跑外面的关系，包括打报告，要钱；贵华大叔负责村里的事情，包括组织人力，安排施工。前面说过，我们村里主要的饮用水来自大水井，而大水井的水主要来自街心冲下来的山水，非常之肮脏。我们家的情况要好一些。我们主要用的是小水井的水，比较干净。有时候不得不用大水井的水，我母亲都会用明矾来镇净和消毒。我们村里人得肠胃病和大脖子病的很多，可能与饮用水有关。我们村子在外村人眼里的坏印象，很大程度上也与恶劣的饮用水有关。说起来真是悲惨。这样肮脏的饮用水，居然还不是一年到头都有。每年秋天总有个把月大水井会见底，我们就不得不到三四公里之外山脚的大方摆村的龙潭去挑水。幸运的是，大方摆人都很仁义，从来没有刁难过我们。来回七八公里山路，其实空手，下坡，回来是挑着水，上坡，真是异常艰苦。以前是每年都要断水，整修之后，就很少干井了（大概在一九七六年又干过一次井，不得不去大方摆挑水。有一次挑水回来快到村口，脚下绊了一下，桶里水洒了一半，真是欲哭无泪）。
其实我们的大水井不是井，而是塘。它有个篮球场那么大，四面是敞开的，没有井栏，山水能涌流进去。我父亲和贵华大叔整修水井，在井底部全部铺上水泥；四周，只留下水井坡方向一面，其余全部垒上石墙，用水泥勾缝。留下一面不砌墙，是为了让泉水渗入，其他几面砌墙并水泥勾缝，是为了防止渗漏。地面之上，又垒砌一人高的石墙，水泥勾缝，可以防止垃圾进入。新水井整修之后，全村人终于有了卫生安全的饮用水。新水井甚至成为村里的一个景观，有人家来了客人，就要请到新水井边上转转，这其实也是请客人放心，我们现在吃的水跟以前大不一样，现在吃的是安全卫生的泉水了。我们村现在基本上不吃大水井的水了。在政府的援助下，先是给每家每户修了水窖，后来又给每家每户拉了自来水。
接着回来讲大水井的事情。为了要保障大水井常年稳定供水，就要涵养水源，要保持好水源地水井坡的植被。我们村的四周有四座山头，分别是西北边的水井坡，东南边的水塘坡，东北边的乱坟茔坡，西南边的密枝坡。水井坡和水塘坡是水源地，乱坟茔坡相当于是公共墓地，密枝坡是彝族祭祀山神的场所。彝族人自古以来依赖山林为生，对山林素有崇敬之心。这四座山一直都是封闭的，平常都是人畜禁入的，叫“封山养箐”。尤其是水井坡，高山之下有深沟，深沟之中是原始森林。贵华大叔对保护水源涵养地一直非常热心，不仅经常开会告诫村民热爱保护水源涵养地，有空的时候还经常四周转转，巡视检查。七十年代后期，因为人口增加，远处山上的树木作为柴火都被砍得差不多了，树木的新生远远赶不上人们砍伐的速度，于是就有人打起了几座“封山养箐”的注意。贵华大叔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着这几座山林，他的巡视更加频繁，更加警觉。贵华大叔为人耿直，脾气火爆，凡是损公利己的事情被他发现，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记得水井坡东边山脚有一颗大白树（具体什么树种我不了解），十多米高，好几人才围得过来，通体白色，伟岸屹立，潇潇洒洒，非常漂亮。好多人家盖房子都打过它的注意。贵华大叔放话出来，不管是谁，要是敢动大白树，你就是房子盖起来我都敢把你柱子砍倒，你就是用来做棺材埋到地里我都敢把你挖出来。他们张家人就是这样暴力，我真见过他们因为闹矛盾而砍柱子的。贵华大叔当生产队长期间，大白树一直安安静静漂漂亮亮地生长着，后来贵华大叔老了，管不了事了，大白树就不见了。
“封山养箐”也不是绝对不能进，里面的东西也不是绝对不能动。遇到白事，事情突然，请客办事需要很多柴火，请示生产队，可以到养箐里砍死树，捡枯柴。担任生产队长的贵华大叔实际上是将自己看成是这个村落的家长，有人家出了白事，他会第一个赶到，了解情况，从生产队的角度安排一些具体事情。比如寻访墓地，土地调换以及准备柴火之类。养箐里的柴火，只有办白事可以使用，红事因为事先可以准备，是不允许动用养箐的。除了白事之外，唯一可以动用养箐树木的事情，就是过年打磨秋。磨秋是我们老家的一种娱乐方式，类似于内地的秋千。不过，秋千是吊在木架上荡起落下，磨秋则是打转转。篮球场大小的场地，中间立一木桩，朝上一头砍成尖状。再准备长长的横木，七八米十来米的样子，中间一侧挖小孔，合在立桩头部。玩耍者骑在横木两头，一边荡起落下，一边打转转。有竞技的成分，双方互斗谁骑得稳，可以将对方甩下。也可以是纯粹的娱乐，相互配合，体会起飞的感觉。横木要又细又长，还要有一定硬度，只有养箐里才找得到。
彝族祖先以山林为生，有祭祀山神的风俗，祭祀的场所就是密枝坡。密枝坡平时是人畜禁入的。这种风俗习惯靠禁忌或者传说来维持。祭祀山神的活动就叫做“祭山”，每个地方的具体日子可能不一样，我记得我们是在农历二月初一。记得有搭祭台，献贡品等活动。印象最深，最有意义也最期待的就是吃羊汤锅。羊肉是在山林外边杀好熬好的，祭祀之后就摆在祭台前面铺了松针的地上吃起来。就只是羊肉打蘸水，边吃肉边喝酒。每家出一个男人作代表，我十来岁就代表家里出席这种仪式性的活动。在密枝坡参加祭山活动，不能使用刀具，不能解手，女人不能参加。祭山的整个活动都是由贵华大叔组织的，他说话粗声大气，做事干脆利落，喝酒咋咋呼呼。贵华大叔其实酒量不太好，喝一小碗就到头。吃肉喝酒之后，年轻人还有一项活动 ，“撵雀”，就是围捕山鸟。用马尾做成排扣，放置在横木之上，再将横木置于树丛之中。一群人围起一片树林，吆喝着将林中的小鸟赶往放置了排扣的林子，就有可能逮住小鸟。被逮住的小鸟，有些作为宠物养起来，有些养几天就被烧吃了。那时候，因为物质匮乏而嘴馋，带翅膀会飞的，除了苍蝇和蚊子，都想弄来烧吃。我印象中，贵华大叔对于打磨秋，撵雀，唱山歌这些娱乐性质的活动兴趣不大，很少参与。
贵华大叔关心的是村里的事情，是大事情。贵华大叔与我父亲合作为家乡办的最重要的事情，那是在七六年和七七年修公路，拉电网。
从公社所在地旧寨到我们温饱村，下一个大坡，又上一个大坡，路又陡又窄，很难走。尤其是进入我们村地界之前，有一道又长又陡特别难走的高坡，叫钻天坡。那种钻天的感觉，实在艰难。我们村的坏名声，外村人不愿意到我们村，很大程度上与行路难有关，与钻天坡有关。修公路的主意应该是出自我父亲，作为大队书记，他向县里申请的是修筑通到大队的简易公路，经过我们村。公路经过三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地界的部分，由相应生产队完成。修简易公路，不需要水泥或沥青，各生产队自己出劳力，也不需要出工钱。干活算工分，最后参加生产队的决算。但是需要钢钎，铁锤，炸药。申请，勘测，计划，经费，这些工作都由我父亲完成，具体组织劳力，分工分组，劈山开路，都是由贵华大叔他们那些生产队干部来实施的。生产队开会一般是在公房里，那段时间，因为我父亲深深介入到修公路的事务中，很多事情就是在我家里商量决定。大概利用农闲的三四个月，简易公路就修好了。通车的那天，在大队召开通车仪式，县里来的四五辆卡车经过我们村中央，从大水井边上开过。对于大多数村民来说，这是第一次见到汽车。村中一位老人，真的为这些比马运输能力强几十倍的大家伙准备了草料。这条简易公路，是我们全公社从公社所在地延伸到村落的第一条公路。那天我们到大队上去看通车典礼，第一次看到剪彩，第一次听说“公交局”这个词儿。通车之后，偶尔会有卡车从村里通过，大多是拉沙石的，拉农产品的。我对汽车这种现代产物非常好奇，有几次就在村头趁着汽车爬坡速度慢下来，攀爬到车上，一直坐到公社上，又走着回来。
我们那里晚上的照明，以前用的是松明，后来用的是煤油。大概是七七年前后，煤油短缺，曾经有段时间恢复使用松明。简易公路修起来之后，我父亲和贵华大叔筹划为村里做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拉电网。电网也是从公社拉到我们大队，中间经过我们村。现在想想，我还是非常敬佩并崇拜我的父亲。一个小小农村干部，为了家乡人民的福祉，居然会有那么大的胆量，连修公路和拉电网这样的事情都敢想，都能做。当然，我父亲也应该是有勇气和自信的。一方面，这是为百姓谋福利的事情，党和政府会给予支持；另一方面，他有我贵华大叔这样的生产队干部的鼎力支持，工作的推进不成问题。拉电网可能要比修简易公路更加复杂一些，勘探和设计，运输和架设，都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耗费大量资金，需要政府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同时，整个过程中生产队的直接参与和支持也很重要，对此贵华大叔做了不少工作。贵华大叔虽然是土里土气的农村人，但不怕生，敢说敢做，与上面干部打交道很有一套。他待人热情又有分寸，不卑不亢，既能把事情做好又不失自己的尊严。他那样做事踏实认真，为人真诚热情，上面来的工作人员也很欣赏他，愿意跟他合作。简易公路修好一年之后，我们村又通了电，我的乡亲们平生第一次在晚上看到跟太阳一样耀眼的光亮。这条从公社经过我们村通往大队的高压电，也是我们公社第一条从公社向下延伸的高压电。
盖了学校，修了水井，筑了公路，拉了电网，我们村一下子从人人听闻就皱眉头的破烂村子变成“明星”，那时候在我们山区，像我们这样又通公路又通电的村子是绝无仅有。那之后，我们村里的男子找媳妇儿不再那么困难。贵华大叔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成绩得到了党支部的认可，加入了共产党。
我们老家，因为少数民族比重比较大，日常生活其实还不算单调乏味。孩子们总是有各种游戏，年轻人在村里经常弹奏乐器，出了村子就唱唱山歌；逢年过节或者有人家娶妻或嫁女，会有更加正式的歌舞表演。贵华大叔见多识广，对城里年轻人打篮球很感兴趣。他倒不是自己喜欢打篮球，而是认为要是我们村子也有篮球场，就好像距离城里人的生活近了一步。在七二年的时候，他带领民兵们将原先公房前面一大块垃圾场填平，铺上细石子，立上篮球架。自此，我们小学有了操场，年轻人有了运动的场地。过年的时候，邻村的年轻人也到我们村打篮球，打磨秋。
篮球场也是电影场。那时候，公社有一部电影机，一位放映员，轮流在全公社各村放映。贵华大叔与公社干部比较熟络，有新电影到来，经常公社放完之后就到我们村来。放映员到来，经常就在贵华大叔家招待。要是我父亲在家的话，就吃住在我们家。篮球场也是群众大会的会场。那时候经常有各种政治运动，批林批孔啦，反击右倾翻案风啦，打击投机倒把啦，批评四人帮反党集团啦。重要的批斗会一般是在大队上召开，因为在大队开批斗会规模大，气氛热烈，对反动派的震慑力量更加强大。有时候也会在生产队开会，好像预演。我们村里只有一户地主，一户富农，一户狗腿子，批斗气氛不热烈，算是走走过场。贵华大叔很讲政治原则，而且嫉恶如仇，但是他明白，这几位黑五类分子，都是乡里乡亲，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他组织批斗会，也仅仅是走走过场。贵华大叔所憎恶的，不是这些“反动分子”，而是那些侵犯集体财产的无赖混混。
我上小学的时候，在篮球场上打过篮球，打过磨秋，看过电影，还演过样板戏《红灯记》中的李玉和。不过，印象最深刻的还是1976年7月6日之后半个月内悼念毛主席逝世。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是贵华大叔在大队开会后传达的。是他从大队带回来写着“悼”字的黑色袖标，发到我们小学生的手上。那一次，是我唯一一次看到贵华大叔表现得那么悲伤。我从未见过他那样失落，害怕，好像感觉天要塌下来一样。不过，贵华大叔是我们村子的家长，再悲伤也要克制，也要组织好大家开展集体悼念活动。他带着民兵们在操场上搭建了追悼会会场，布置了灵堂，半个月之内，每天集中村民到会场听广播，传达上级指示。
我印象中最后一次在操场上参加“集体活动”是1976年下半年。那一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全国人民对地震的警惕性空前提高。有预报说云南也会发生大地震，于是有一段时间，晚上大家都不在家里住，贵华大叔组织大家晚上将床搬到室外的空旷场地。我们一家被安排在篮球场上。在操场上住了两个晚上，一点事儿没有，后来就不出去了。
那段时间，其实有过很多事情。此前一年，发生沙甸事件。各种恐怖消息四处传播，闹得人心惶惶。作为生产队长的贵华大叔同时兼任民兵连长，那段时间他每天派出民兵在进出村子的各个山口站岗值哨，晚上还安排民兵在村中巡逻。毛主席逝世之后，大家在极度悲伤的同时，心中充满恐惧，贵华大叔每天安排民兵夜间巡逻也给大家带来安慰。预防地震期间也是这样，因为有民兵巡逻，夜不闭户的各家各户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作为生产队长，贵华大叔的主要工作不是搞政治，也不是搞建设，而是搞生产。贵华大叔干什么农活都是一把好手，而且有极强的组织管理能力。但是，集体劳作期间，因为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劳动生产率一直很低，一年粮食总产上缴公粮余粮之后，连吃饱饭都成问题。那时候，贵华大叔为了提高产量，解决社员吃饱饭的问题，确实是很拼的。七十年代中后期，我们村有七十来户人家，分为上寨和下寨。我们那里早上是不出工的，十一点左右午饭，午饭之后再出工。每天中午，贵华大叔吃过午饭之后，就从村子上头一路大声吆喝着走到村子下头。吆喝的内容，一是讲今天农活的主要内容，比如给玉米地锄草，今天要锄哪几块地，每块地要多少个工；二是要求大家抓紧时间吃饭，饭后到大水塘边或者公房前面集中，将锄地的任务分配下去。一路吆喝，最后到我们家，如果还没吃饭，就跟我们一起吃。吃完饭就帮我奶奶扛着农具出门。我们家一直以来只有我奶奶下地干活拿工分。
天晴的时候，分配工作任务通常是在大水塘边。生产队干部事先商量好一天的农事，各需要多少人工，然后征询大家的意见。分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商有量分下去的，由群众自由组合去完成。贵华大叔做事绝对公正，但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刺儿头，挑挑选选，说三道四。贵华大叔不谋私利，总是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他下达的任务一般都会得到执行。有时候有刺头儿想要惹事儿，也会被广大群众谴责，灰溜溜闭嘴。
但是，社员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严重存在。在村里流传很久的一个故事说的是我的邻居赵宝华。说分他任务去给一块大平田的玉米锄草。他到了田头，倒拖着锄头从这边走到那边，在树荫下大睡一个下午，日头快落山，又倒拖着锄头走出来，就算是干完了活。赵宝华喜欢干些干些偷奸耍滑的事情，留下很多笑话。不过，赵宝华在村集体干活不行，自留地却侍弄得很好。
集体经济资源配置真的是效率低下。白天干活不积极，晚上评工分却很积极。我姑父是生产队的会计兼保管，每天晚上都要组织大家评工分。工分是分配粮食的依据。有时候，我奶奶会让我去听听评工分的情况。评工分通常就在公房里，大家三三两两散座着，一开始是客客气气的，抽着烟，说着闲话。正式评工分的时候气氛就会转变。一般成年男人是十分，成年女性是六分，劳动力弱的男人可以到六分，劳动力弱的女人可以到四分。之所以要评，一是要考查这一天的活计工作量大不大，是不是饱满，二是要考虑这一天这位社员是不是努力工作，有没有偷奸耍滑。像刚才讲赵宝华的情况，他的干活能力是十分，但他那天干的活只能评三分或者更少。评工分这种事情有很大的主观性，很容易引起争论。有时候，争到半夜都没有结果。我参加过几次评工分，听着听着熬不住就睡着了。
大概是七七年的时候，我们那一带山村还发生过一件怪诞的事情，那就是到邻村收获过的地里捡拾别人收剩的庄稼。因为大家对集体劳作不是很热心，经常三心二意，所以收割之后的地里残留庄稼是经常的事情。但是，捡拾自己村里地里残留的庄稼是有问题的，这可能被怀疑成故意，这就有侵犯集体财产的嫌疑。捡拾别村地里的残留庄稼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一年的情况很特殊，有人家专门牵着马到邻村地里去捡拾残留，居然可以驮回整整一驮土豆，而且是大个大个的土豆。这就让人怀疑是邻村人是故意的。或者说，相邻村子的村民，可能有某种默契，你“残留”庄稼在地里给我，我也“残留”庄稼在地里给你。这些相互的残留能给彼此带来好处，而一旦正式收割之后，很大一部分就要上缴。那时候贵华大叔也捡拾残留，他去的最多是邻村法土，那是他舅舅的村子。
那段时间国家的经济政策宽松了很多，一方面还在打击投机倒把，另一方面对于长途贩运及集体副业的政策放宽了。那段时间，全国建筑行业在复苏，对木材的需要在增长。到南盘江边扛木材到城里卖成为我们那一带人家赚钱的途径之一。赵宝华身强力壮，靠扛木材就挣了不少钱，以至后来可以盖新瓦房。贵华大叔带着村民们将瓦厂恢复起来，烧的瓦一部分满足村里人家盖房子的需要，另一部分卖到村外。人民公社以来十来年，村里几乎没有人家盖新房，瓦厂就废弃了。最近盖新瓦房的人家多了起来，瓦厂就有了生意。
在此之前，为了增加社员的收入，贵华大叔在我父亲的指导之下，还尝试几项种植经济作物的举措。一是种植三七；二是种植一种香料；三是栽种矮树核桃。三七种了一茬，有些收获；因为费地，再说政策主张是“以粮为纲”，后来就没坚持；香料好像不是很成功，种植出来之后没有找到出路；矮树核桃挂果的时候集体经济已经走到了末路，后来没人管，消失了。
集体劳作确实缺乏效率，进入七十年代后期，全国很多地方农村在尝试各种责任制。贵华大叔头脑灵活，消息灵通，听说别的地方的先进经验，就拿来尝试。大概是七八年前后，在村里实行分组包干。比如耕地时节，将一块地以多少工分包给小组或者个人，这对于提高社员积极性有很大作用。分组包干在很多环节都有落实，对于促进劳动生产率有重要的作用。在我的印象中，像赵宝华这样以往在集体劳作中总是偷奸耍滑的人，在分组包干之后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分组包干毕竟不彻底，只是在部分环节实行责任制，效率改进还很有限。八零年初，贵华大叔听说安徽和四川某些地方农村恢复了大包干，他也跃跃欲试。说实在话，干了二十多年的生产队长，还不能让大家吃饱饭，怎么说都不够光彩。贵华大叔是个要面子的人，就这一点来讲，就觉得很没面子。应该是在一九八一年春天，玉米已经播种完毕，贵华大叔组织生产队将全部农田的后期管理和收割承包给各家各户，最后还是集体分配，但分配标准是各家各户实际实现的产量。这个做法，确确实实将社员的劳动投入与分配所得结合起来，大大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那时候我已经离开村里到公社读初中，我清清楚楚记得，我周末放假回家的时候，路边地里的玉米长得那么茁壮，叶子是那样黑油油的，是之前从来没见过的景象。八一年这次“半路出家”的承包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这样的丰收景象，前一次出现是在二十多年前。这一次“半路出家”的承包制，既反映了贵华大叔急于改变集体劳作效率低下的紧迫心情，也可以看成是他稳健改革的一种尝试。这次改革，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尝试，如果成功，之后就将土地经营权承包下去，如果不成功，就暂停下来。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坚定了贵华大叔将大包干继续下去的信心。
我的印象中，我们村的大包干，一开始并不大张旗鼓，那时候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没有在全国推广。社员们尝到之前承包的好处，对分田单干是相当欢迎的。还要补充一点，我们村原先的土地，可以用牛耕作的大概只有三分之一。集体化这二十多年间，贵华大叔率领社员，每年农闲期间整理土地，大造梯田，到分田单干之前，五分之四的土地都可以用牛耕作了。
制度真是奇妙的东西。同样的人，工具，土地，只是改变了耕作制度，改变了分配制度，劳动生产率就有了极大的提高，农村的面貌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粮食产量的翻番，持续了好几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调动起来，他们的创造力可能连他们自己都要吃惊。一连好几年粮食增长，乃至房子都承受不了。我们村里就有人家因为收割粮食太多而压塌了楼板的事情。我前面提到过的六指大叔家就是这样。制度变化引起人的行为变化，进而带来经济绩效的变化，这在赵宝华身上最好地体现出来。赵宝华身体健壮，头脑灵活，本来是干农活的好手。但是，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制度将他由一个干活好手变成了偷奸耍滑的油子。有时候，他似乎是将偷奸耍滑作为一种乐趣。大包干之后，赵宝华身上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干农活，搞副业，都搞得有声有色。赵宝华属于借助大包干最早翻身的农户，承包制不几年就盖了新房。我读初中的时候，他娶了个漂亮媳妇儿，还是我去给他当的伴郎。
1958年，13岁的贵华大叔参与建立生产队，担任队长。努力工作二十多年，带领群众改变了家乡一穷二白的面貌。至少，“癞瓦布租”的帽子是被扔掉了。1984年，人民公社体制正式结束，生产队正式解体，贵华大叔作为第一任和最后一任生产队长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作为生产队长，他做过很多事情，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基于客观的社会环境，他能做的事情毕竟有限。之后，他要开辟一个新的舞台，继续自己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