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熊”的名号说起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自三国时蜀光禄大夫谯周在其所著《古史考》中说了少典为“有熊国君”之后，围绕着“有熊”一称的各种解释，就接踵而来：有说“有熊”是国名的，有说是氏族名的，也有说是部落名的，还有说是都邑名、山名、图腾名的等等。晋弘农太守皇甫规有一个曾孙，自号玄晏先生，幼年曾从乡儒以学，后患风痹疾又改学医术。其所著《帝王世纪》对中国上古史的各种解说，不分真伪，杂相连缀，并加以臆度而敷衍成书，以自示“博学”，然却造成了很多谬说流行。甚至，有的一句话中就出现两三处错误。这，对于普通的不研究先秦历史、特别是对中国原始社会历史缺乏了解的人们而言，是很难辨其真伪而不上当的。因此，就互相传抄、转述，遂使其谬说流播甚广，对古史研究、解说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例如，皇甫谧认为“有熊”是一座具体的城址，即河南的新郑。可是，他的这种错误认识又同众多史籍所记载的黄帝建都于涿鹿产生了抵触，解释不通了。既然要不分真伪地杂相连缀各种历史传闻以显“博学”，著之成书流传于世，就必然会出现不能自圆的情况，对此怎么办呢？皇甫谧由于不是靠认真严肃的研究去伪而存真，而采取一种最为省事的懒汉加小聪明办法解决，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他一种办法是加以猜测、臆度，一种是运用文字游戏之法，将不通“说通”为目的。在“有熊”地望上的重大矛盾，他就是在一个飘移不定的“或”字上做文章，说：“黄帝都涿鹿。或以为都涿鹿，迁有熊；或以为都有熊，迁涿鹿。”①接着，北魏的郦道元在《水经注·洧水》篇作了引录：“皇甫士安《帝王世纪》云：‘或言（新郑）县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郑氏徙居之，故曰新郑矣。”至此之后，唐、宋、明、清的各种地理著作、地方志书，都引以为据而作说。此按其历史年代先后分录如下：
唐·李泰著《括地志》：“郑州新郑县，本有熊氏之墟也。”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四》：“新郑县，紧，东北至九十里，本有熊之墟。又为祝融之墟。”
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天文志》：“新郑为轩辕、祝融之墟。”
宋·罗泌著《国名记》：“有熊帝之开国，今郑之新郑。”
宋·刘恕著《通鉴外纪·卷一》：“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
明·嘉靖三十四年《河南通志·沿革》：“新郑县，上古有熊国。”
清·顺治十六年《新郑县志·新郑县土俗民情图说明》：“新郑史称东里，古轩辕有熊氏之国也。”
清·康熙三十二年《新郑县志·封建》：“皇甫谧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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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二辑引。
熊国，今河南新郑是也’。”
清·蒋廷锡编《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新郑县，上古有熊国，周封黄帝后于此为鄫国。春秋时为郑武公之国，名曰新郑。”
1931年臧励龢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释“有熊”曰：“黄帝之都，即今河南新郑县。《通典》：‘新郑祝融之墟。黄帝都于有熊，亦在此也。’故黄帝亦曰有熊氏。”
1979年的修订本《辞源》在解释“有熊”一词中说：“古国名，相传黄帝轩辕氏本是有熊国君少典之子，故号有熊。故地在今河南新郑县。参阅《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徐广、谯周、皇甫谧说。”
清道光年间，有好事者刻了“新郑古有熊氏之墟，轩辕黄帝故都”的碑石，置于文庙之中。所以，今人遂又称新郑为“轩辕故里”。郑州市炎黄文化景点开发总公司的赵国鼎先生写了《炎黄二帝考略》一书，书中就这样说：“我们认为最适合作为中华民族圣地的地点，是河南省的新郑。我们知道，黄帝出生于轩辕之丘，而轩辕之丘就在新郑。我们又知道，黄帝建国于有熊，而有熊也在新郑。总而言之，新郑是黄帝的故里，他在那里出生，也在那里发迹。”在此基础上，就又进一步提出了炎帝也应该出生于河南新郑的问题，并希望人们能够在这一“考证”上也取得“突破”。于是号召曰：对于“炎帝出生于新郑，应做重点考证”①。
因为，在先秦历史典籍乃至西汉的《史记》中，都明确记载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败炎帝于阪泉之野，建都邑于————————————
① 赵国鼎：《黄炎二帝考略》，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94页。
涿鹿。所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马世之先生，认为这与新郑的黄帝故里说不相容，但又无法再将“涿鹿”这一历史上使用和存在了四千多年的古老地名也“考证”到新郑。因此，便引何光岳、杨国勇两位先生之论为据，说：“无论黄帝、炎帝或蚩尤，现在大家一般都认为他们都活跃在黄河中下游，那么，他们也毫无理由都带上大军跋涉千里到荒远的‘涿鹿’去决战。因为那里不仅给养成问题，而且那时打仗无非是掠夺人畜财物，但苦寒山谷中的‘涿鹿’会有什么呢？”于是，就进而“论证”曰：“‘涿’应当是浑浊的‘浊’，本指黄河。‘鹿’应该是陆地的‘陆’。所谓‘涿鹿’，其实就是‘浊陆’，即两条‘浊河边的陆地’。换言之，涿鹿也在巩义境内河洛相汇处的岸旁。”①
河南省博物馆的张维华先生，原本对黄帝史事持明确的否定态度。认为“老子有其人，有其说，而黄帝则是原本无其人，无其说”的，“就是大禹有人说也不是实有其人，而是一条虫，是代表古代某一氏族的图腾，这也说得过去。”②后来则改了口气说：“黄帝生于寿丘，寿丘即为轩辕丘，在新郑，非山东曲阜。新郑和它的周围地区是黄帝诞生地，史无争议。寻根、觅祖当来郑州，弘扬黄帝文化是我省的巨大优势。”③
今河南新郑果真就是有熊国都、黄帝出生地、黄帝建都之地而“史无争议”吗？我们研究的结论则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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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世之：《试析炎黄文化的发祥地》，载《黄帝故里——新郑》，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② 张维华：《释“黄老”之称》，载《文史哲》1981年第四期。
③ 张维华：《黄帝故里与中华第一古都——郑州》， 载《黄帝故里——新郑》第76页。
从我们前面依时代先后为序的详细引文中，业已表明，遍载于晋以来各种典籍的河南新郑为“有熊国”、“黄帝之都”诸说，其来源都是晋代皇甫谧的一条无根附会，尔后经代代转抄、变词、加码、扩张、演绎而发展到现在，连黄帝战蚩尤的古涿鹿、战炎帝的阪泉，都要从河北迁到河南省了！本来，作为河南人的皇甫谧搞附会，说到新郑为“有熊”之目的，就是想把新郑说成是“黄帝都”的。无奈，晋代以前的古籍，都记载“黄帝邑于涿鹿”。于是，只好搞一点文字游戏，在一个“或”字上做文章：“或以为都涿鹿，迁有熊；或以为都有熊，迁涿鹿。”只是治学不精的皇甫谧，并不知道“有熊”的确切涵义与历史根源，也做不到将汉代以前古籍所载尽行篡改，更无法移动历史遗址，也更办不到变出历史的文物来，这就注定了歪曲历史者，虽历经千年也要还其以本来面目！因为，到了今天，要搞清楚新郑是不是“有熊之墟”、“黄帝都”，并不是做不到的事：只要查一下汉代以前的历史记载，调查一下历史遗迹，进行一番考古研究，问题就会明白。
至于我们现代人，特别是研究历史的学者，以其聪明才智，利用现代交通、通讯之便利，以及全国考古研究的丰硕成果，弄清楚黄帝史事究竟发生在哪里？也并不多么困难。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有无正确的研究态度，是不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说话。我们以为，既然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肇造了国家之制的历史人物，是全民族的文明始祖，在研究、考证有关轩辕黄帝史事、遗址、及其有关地名等问题上，有几条原则就必须遵从：
第一，这种研究不能够孤立地进行，而是要同中国原始社会发展史研究联系起来，结合起来，不能割断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不然，对黄帝史事就不可能有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
第二，是要同中国古史记载、特别是先秦史料研究结合起来，刨根问底，求其历史之实际。
第三，要同考古学研究紧密结合，特别是要同旧石器、细石器、新石器研究发现的重大成果及其文化发展的总体脉络紧紧地联系起来，而不能对此抛开不顾。
第四，在研究方法上不能够走过去从史料到史料的单一研究老路，因为实践证明那样的研究很容易出差错，而是应当以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地质学、地名学、古文字学、天文学、古代气象学、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民族学、民俗学等所有用得上的学科知识，搞综合性的历史研究。只有这样互为考较、印证、才能尽量减少偏颇、不实、乃至错误之说的产生。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带有根本性的一条，就是要站在为历史、为民族负责的立场上做研究，而绝不能以个人的名利或站在某个地方的眼前经济利益上做“研究”，变着法子去刻意歪曲中华民族的历史！白纸黑字地写成文章，签上名字，印成书籍，留给世人看，是应当谨慎一些的。
根据以上原则，此将“有熊”的名、义、地望所在，作一点考究，说一说我们的看法。
原始社会以掠夺财物为目的的战争，发生在母系氏族阶段末期，战争促使氏族联合为部落，到了部落阶段，战争的目的就不再是单纯地掠夺财物，而具有了部落间割据称雄的意义。每一个部落都会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为了有效地保卫自己，每一个部落中心的周围都会修筑永久性的军事防御工事，即夯土为高墙，形成一个个土围子，这就是“城”的出现。所以，城防的出现是战争的直接产物，它是原始社会由氏族组织转变为部落的具体文物标志。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土围子大约出现在距今七、八千年的历史上。所以，有些人将黄帝时所在的社会群体称作“氏族”是错误的。此后，又在这种土围子的外面挖出很深的壕沟。不过，这种土围子出现之后，在数千年的历史上都不是叫做“城”，而是称为“丘”，如中国古籍所记载的青丘、平丘、玄丘、令丘、赤望之丘、武夫之丘、凶黎土丘、轩辕之丘等。丘字在甲骨文中就是一个城墙横断剖面之形“
”。这一阶段的战争主要为攻城式的阵地战，而非游击战、游牧战。黄帝的出生地为“青丘”，即有熊部落方国的都城。
“部落”，在中国是一个产生于秦汉之际北方游牧部族组织的名称，现代中国在翻译摩尔根、恩格斯的著作中用了这个名词以指由氏族联合而出现的社会组织。其实，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由氏族联合结成的社会组织并不叫做“部落”，而是称作“国”。称“国”的主要意义，就是表示这个社会组织已经有较大的、比较稳定的疆“域”。
部落方国实行的是后、帝双头领导体制：其行政首领称作“后”，负责组织部落内部中的生产，处理一切施政中的行政事务，包括任命下属治理各地的“司”级官员等。部落行政首领一职，是由原母系氏族时代族长一职沿袭而来。在部落始建之际由全部落所属各氏族全体成员推选产生，最初也还是沿习原母系氏族旧习，由德高望重、具有组织领导能力的妇女担任，后来就由掌握了军事大权的男人们将此行政领导权也夺了过来，而由男人们担任。《易》经中《夬》卦所反映的就是这种历史事件：掌握着军事大权的男性首领团结号召起男人们，发动“宫廷政变”，喊出“不利即戎”的行动口号，认为男代女，刚决柔，健而悦，决而和，过去那种崇尚女人至上、掌权施治的时代已经是穷途末路，不合时宜了！
“后”字据何而有？“后”字是据古部落首领这一职称，“以并拢起右手手指加在口上向人们喊话之形
而成字……后，以施命诰四方”为其义①。中国自古以右为上，以左为下，故以举左手于口上之形造字即为“司”。司，是指在君后之下办理某种专门性事务的机构之长。蚩尤在涿鹿之战前，就是黄、炎派往山东北部专治九黎的司职官员。
部落中双头领导中的另一位，是负责组织指挥军队训练、作战等对外事务之长，职称曰“帝”。“帝”字之造，是由上古人工雕塑并供奉的天神偶像而成字，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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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而成今帝字。“帝”原指天神上帝，部落军事首领之职以“帝”称，含有代表天神上帝的意愿征剿和消灭敌人的意义。部落始建之际，“后”、“帝”用民主选举的办法产生，并不是一种民主制度，而是由多个氏族联合成为部落之时，由任何一个氏族族长
任职都不会被加入该部落的其他氏族所接受而采取的一种临时措施，一旦部落建立之后，其首领的新老交替就变成掌权者的世袭了。
这些部落其时之所以称国，是为了与以前的氏族相区别。因为它同氏族相比，有以下几方面不同之处：
第一，它有了相当的地域和人口，有了自己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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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曲辰：《轩辕黄帝史迹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8页。
军事、文化和商贸中心。而在此以前的氏族是没有这些的。
第二，它有了行政、军事领导的分工，有了内部管理的专职和层级分工管理机构，甚至有了某种制度性的管理规范。氏族组织没有这些。
第三，它有自己的军事组织机构和军队，所以它可以保卫自己这一社会组织所存在的疆域不受侵犯，从而长期雄据于一方地域，这也是同氏族不同的区别。
第四，它已经具备了组织社会化经济生产的能力，更由于它有专职的官员为行政管理人员，所以它有了初步的贡赋制度。这种社会化的行政管理同氏族那种大家族式的管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种中国历史上的“部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某种国家组织形态，是由氏族向着文明的国家制度过渡的一种历史发展形式。因此，我称它为“部落方国”。
“有熊”就是这样的部落方国之一，其时与有熊并存的还有：有娀、方雷、彤鱼、夙沙、蜀山、补遂、九黎等。所以，黄大受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的历史已有上万年，郑光先生认为中国早在黄帝以前就已进入文明时代，都不是凭空而说，而是有其可凭的重要历史证据的。说黄帝战蚩尤“无非是掠夺人畜财物”，应该说是对中国原始社会发展史、中华文明发展史缺乏研究的一种想当然的错误观点。
中国人对自己文明历史的研究，虽然先秦时期就已有一些不实的现象，但在总体上还未产生太大的谬误。但到了汉代以来能像司马迁那样认真求实述史者就不多了，有不少人倒是按古史所传，各凭自己的主观想象进行添枝加叶的附会。例如将“有巢氏”、“燧人氏”、“伏牺氏”、“神农氏”这些中国原始社会发展史上的历史时代名称，也当作具体的历史人物进行解释，就属此类。大约由于“神农”时代距离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较近，中国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对其实际所知也客观上要多一些的缘故，有些历史典籍就说到了“神农氏”有多少世代的问题。如《尸子》一书说神农氏有“七十世”之久，《吕氏春秋》误抄作“十七世”。有人大约受此启发，也就要给黄帝、炎帝、少昊、颛顼、帝喾定出一个多少世代的时限来。如《春秋命历序》说：“炎帝号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黄帝一曰帝轩辕，传十世，二千五百二十岁”，“少昊一曰金天氏，（实）则穷桑氏，传八世，五百岁”，“颛顼则高阳氏，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帝喾，即高辛氏，传十世，四百岁”。也有人不仅将“神农氏”这一历史时代名称与“炎帝”这一具体的历史人名合二为一，搞出个不伦不类的“炎帝神农氏”来，而且将炎帝之名“榆罔”又作一分为二各置于炎帝“八世”的一头一尾……司马迁记述“五帝时期”之史，其态度是极其认真的。他鉴于古史之传产生混乱的实际情况，就慎重地选择古籍之记，又依古史所记黄帝旧迹所在，“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在多方考察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五帝本纪》。正因为如此，他对黄帝史事的记述，除将涿鹿之战、阪泉之战发生时间的先后搞错外，其他史事所述都比较准确。因为，司马迁的述史，是站在为历史高度负责的立场上的：“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欲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①故不计个人安危，对西汉帝王也同样功过得失秉笔直书，对掌握着他生死命运的“今上”重用方士、迷信鬼神，也照样————————————
① 司马迁：《报任安书》。
批评。正因为是如此，在司马迁死后，其外孙将《太史公书》传出后，便立即受到西汉学者们的高度称赞：“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①。而后汉的班彪、班固父子亦欲述史而扬名，则又重势利，述史必欲美化帝王，取悦于汉朝统治者。这样，其所述之史就务与太史公唱对台戏，千方百计地要在世上造成一种司马迁述史不实的错误印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笔移了桥山，篡改了汉武帝元封元年冬振兵释旅的行军路线，在《汉书》中列了与西汉史事毫无关系、有西汉以前之古而无西汉之“今”的所谓《古今人表》。并且批评太史公：“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②。然而他们自己不仅错误地列出什么“炎帝神农氏”，而且还说“炎帝妃生黄帝”③这样的昏话。若如班氏所言，炎帝这个黄帝的同父异母弟，一下子又变成了黄帝的生身之父，黄帝战炎帝于阪泉之野就变成了儿子同父亲打仗！此岂不荒唐？而晋代的皇甫谧在杂相连缀纬书之说中，又言炎帝传七代而至“帝榆罔”，还说炎帝“重八卦之数，究八八之体为六十四卦”④。到了唐代，司马贞不仅妄补《史记》，作“三皇”虚无之说，而且还在《史记·索隐》注中说：“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又按《国语》云：‘少典娶有娇氏女而生炎帝。然则炎帝亦少典之子，炎、黄二帝虽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史记·集解·序》引刘向、扬雄语。
② 《前汉书·司马迁传》中，班固对司马迁的评语。
③ 班固：《前汉书·古今人表》。
④ 《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帝王世纪》。
承帝王代纪，中间凡隔八帝五百余年。若以少典是其（指黄帝）父名，岂黄帝经五百余年而始代炎帝，后为天子乎？何
其年之长也？”这是自己治学不精，连史前史中人名与时代名都分辨不清，又要装出有学问，提出“问题”以责司马迁的古例。如今好了，自打国外古史研究的图腾崇拜说传入中国后，凡对古史有解释不清之处，都套之以“图腾”说，或定上一个氏族、部落之类称谓了事！如刘文学为了解释通“黄帝故里在新郑”的问题，就是硬套“图腾”释“有熊”，引孙作云之语以“顺利”地解决历史问题的：“黄帝族以熊为自己的图腾。史书载黄帝姓姬也当与熊有关……姬即大迹之义。近人考证‘大迹’就是熊的足迹。”①而马世之则说黄帝、炎帝是“氏族或部落”，其文曰：“少典生炎帝、黄帝，是说这两个部族最初是从少典氏族或部落裂变而来的。”⑤至于如何“裂变”？天知道！
其实“有熊”是部落方国名称，也即轩辕黄帝肇造大一统的中央集权
文明国家之制前的古国名，它既不是氏族名，也同“图腾崇拜”没有丝毫联系，而是同一座具体的山——熊耳山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有熊”之称，是标明其国之所在，地有熊耳山脉为其中心的标志。所以，“有熊”也同“有易”、“有穷”一样，主要意义是一种很具体的地望所标。
图腾崇拜在中国的原始社会历史上也曾经存在过，但那是远在母系氏族阶段的事，至母系氏族发展到族外对偶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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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⑤ 刘文学：《关于轩辕炎黄故里地望的探讨》，载《黄帝故里——新郑》第85页。
的历史阶段，它就演变为氏族集体得姓的主要来源了，即以所在氏族的图腾崇拜物为姓，以别婚姻，同姓不通婚。而且姓氏不是如现在的以父而记，而恰恰是和现在相反，姓氏从母而得。这种从母得姓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自母权制时代沿用到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的很长历史中。就连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都一律是从其生母而得姓，而不是从父得姓。这也就是黄帝所生二十五子得十二姓的原因。
正因为到了族外对偶婚的历史阶段，氏族名实质上就是一族人的姓氏名，到了因战争之需，多个联姻婚姻圈的氏族联合在一起，结成部落，这一新的社会集团组织以任何一个氏族之姓来命称，都不会被全部落所属的各氏族所接受。同时，也会因此而破坏以姓氏限制同血缘者通婚的古老制度。正因为这样，部落方国之名一般都是以部落居住地域内的大山、大河等特殊的地理特征而为称。
地名的产生，有先有后，有衍生，有演变，同样也不能作胡乱解释。例如：今山西省的五台山，古名“空桑山”。当黄、炎共治的古有熊国地域迅速扩大后，黄帝就即时向炎帝提出命职官派往地方，加强地方之治的问题。炎帝就派蚩尤赴山东而治九黎，黄、炎二帝则分治南北，黄帝留居涿鹿之青丘，炎帝往河南筑邑施治，此邑名即取山西的空桑山命城邑曰“空桑”。当其闻蚩尤在山东备战欲叛，就又率兵北上山东筑邑屯兵以监，其城邑名亦命曰“空桑”，后世史家述此史事为相互区别，就称河南者为“空桑”，而谓山东者为“穷桑”。后世封国，在山东就又有了“有穷氏”。如此，后世述史释地就不能不作仔细的区分。将“有穷氏”解释为氏族是错误的，
说成是城名是错误的，就是解释为古封国之名，说它在今之河南也同样是错误的；历史上河南确有炎帝所筑之空桑邑，如此依据《归藏》关于“蚩尤登九淖，伐空桑”的正确的历史记载，说蚩尤从山东起兵开赴河南同炎帝作战，就是错误的。同样，依引《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的正确记载，说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在涿鹿进行的，也是错误的。更不可以因空桑山在山西，就将黄帝、炎帝、蚩尤战事中涉及到的“空桑”说成是山名，解释成战争发生在山西……历史研究是科学研究，不是写小说，不能够有半点虚构！
在中华大地上有许多同名的“熊耳山”，那么，这“有熊”古国赖以命称的熊耳山，到底在哪里？古人或许早就料到后世之人会依河北、河南、陕西、湖南、四川、广东都有名同、字同的“熊耳山”而争执不清，就在记述与黄、炎史事有关的熊耳山时，记作“帝都之山”。其地理位置亦以多项指示为标志，指出其所在地理位置即今山西省大同市以东、河北省张家口市以南、涿鹿县以西、阳原县以北的桑干河山间断陷盆地之中央，这正是今考古学上所命称的泥河湾层所在之处的中心位置上。晋代的皇甫谧若是能认真读一读《山海经》，或许就不会胡说八道了。
《山海经》由于成书时间太早，没有现代记载地名标以经线、纬线之度为标的历史条件，它是以山为主，以水为辅助而为“经纬”，以行记录中华大地上的山川、物产、古史事发生地以及文物古迹的。其所记“帝都之山”的地理位置，可依《北山经》的三条记载互证。这三条记载都是从不同的方向，以桑干河流域中的“泰泽”为终点而行记述。其首经是沿太行山东麓，自南向北为序；次二经是自桑干河的发源地管涔山沿桑干河流向，向东北方而行记述；次三经是自河津由西向东北沿太行山西麓而作记载。举凡学者，对照汉代以前的历史地名，一读其记，便知这有熊古国用以命称的熊耳山——“帝都之山”在何处了。
首经云：少咸之山，无草木……敦水出焉，东流注于雁门之水。又北二百里，曰岳法之山，瀤泽之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泰泽……又北百七十里，曰（敦）隄山……（敦）隄（之）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泰泽，其中多龙龟。凡北山经之首，自单狐之山至于（敦）隄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
次二经曰：梁渠之山，无草木，多金玉，修水出焉，而东流注于雁门（之水）…… 又北三百里，曰敦题（隄）之山，无草木，多金玉，是镦于北海。凡北次二经之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题（隄）之山，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
次三经言：雁门之山，无草木，又北水行四百里，至于泰泽，其中有山焉，曰“帝都之山”，广员百里，无草木，有金玉……北望鸡号之山，其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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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记载之中的“修水”，即今之东洋河；“雁门之水”，即今之西洋河；“敦（隄）之水”，为今之南洋河。三水流入旧怀安城北、柴沟堡镇东汇合为一水，这就是今桑干河的最大支流之一洋河。洋河东南流，经过下花园的鸡鸣山西侧注入桑干河，尔后注入官厅水库；“帝都之山”就是今桑干河山间断陷盆地中央的山间地垒山地熊耳山；“泰泽”亦即“北海”是历史上曾经环绕熊耳山之大泽，今已不存；“帝都之山”西南为空桑之山，今名五台山；“帝都之山”东南，为炎帝焚林垦荒之龙门山，山因其焚而史称“烈山”。史书记炎帝之子“柱”的耕作，称曰“厉山”。述舜之耕，谓之“历山”。今山上尧庙、舜庙、瞽叟祠建筑遗址尚存；“帝都之山”东南是穷山，《史记·五帝本纪》记作“桥山”，今汉代以前黄帝庙遗址尚存；穷山（桥山）东南
综上所述，历史记载、历史遗址、历史文物、现代考古各个方面都证明：“有熊”为古部落方国之称，其义为地有熊耳山之国；此熊耳山特指横跨山西、河北、内蒙古自治区的桑干河流域山间断陷盆地中央之山间地垒山地熊耳山，为防述史因同名之山相混，《山海经》称此熊耳山为“帝都之山”。古有熊国都为“青丘”，五帝时期以后依黄帝之名称作“轩辕之丘”，它的遗址在桑干河流域山间断陷盆地中，与河南新郑无涉。黄帝之姓“姬”乃从其生母西陵氏女附宝之姓而得，与什么“图腾崇拜”根本没有关系。
历史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时空存在，其活动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存在的历史会更长久。特别是古遗址的具体地理位置，也不会因人的意志而移动。轩辕黄帝生存的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千六、七百年，但是，即使再过几千年，对这段历史也不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作随心所欲的解释。因为，大量古籍的文字记载，历史遗留下来的古遗址和地下文物，传承于中华民族成员中的民族文化意识等，都不容许对中华民族文明始祖的相关历史进行歪曲。举例而言，中国大量的先秦古籍都记载：伏牺时代、神农时代、直到五帝以来而至今天，民族所崇拜的吉祥物是“龙”，龙的形象是脱胎于蛇。如《山海经》所载，以熊耳山，也即“帝都之山”为中心的古有熊国之尊神是龙——“人面蛇身”，或“蛇身人面”；在考古发现上，也同样如此：如细石器时期大量的龙形纹饰，龙纹玉玦，玉龙。新石器时期的蚌塑龙形，蟠龙彩绘陶盘，帛画龙行图等。从历史研究中，我们知道，虽然中国原始社会图腾崇拜的历史去之遥远，但是，龙的形貌后来演变成了古代氏族的族徽，到了黄帝肇造了文明的国家制度之后，龙又演变为中国最古老的国徽，中国最早的国旗就是龙旗。直到今天，凡中华民族的成员，也还在自称“龙的子孙”、“龙的传人”。所以，置客观历史事实于不顾，为着某种目的就套用“图腾崇拜”说，以“有熊”国之称，硬说“黄帝族以熊为自己的图腾”，“黄帝姓姬也当与熊有关”，“姬”就是熊的足迹之义，是一种很荒谬的、很不负责任的说法。为了分述之便，我们对黄帝之姓将作专题讨论。
有熊，是为古国名。“有熊”为国名者，是标明国都之所在地，有山间地垒山地熊耳山，它在今冀西北著名的桑干河流域山间断陷盆地中，也即世界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考古研究极重要地域——泥河湾层的中心点上，其山上的文物可证明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