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北洋大学堂第一任总办王修值的交住（《我的叔曾祖父严复》之三十九）
严孝潜
北洋大学堂第一任总办王修植于1894年与严复共事北洋水师学堂任会办，1897年与严复又共同创办《国闻报》，王修植担任北洋大学堂总办后，他俩又都积极投身维新变法运动，交往甚密。
本文按时间顺序从参考文献中的相关资料，整理了从1890年至1903年这一段时期中的史料。
在这段时间中，王修植在1890年考取进士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1892年王修值任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散馆后，调任直隶候补道员。1894年王修植调任北洋水师学堂会办。1895年王修值兼任定武军总务处帮办。1897年王修植任北洋大学堂总办。1900年八国联军侵陷天津，北洋大学堂被迫停办，京城陷，王修值其继母受惊而死，遂依清丁忧之制暂离职返乡守孝。1902年王修植不幸亡故。
在这段时间中，严复在1889年奉委会办北洋水师学堂。1891年严复获得候选道员官衔。1893年严复被委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1900年八国联军侵陷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被毁，严复赴上海避难。1901年严复返津任开平矿务局华部总办。
在这段时间中，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严复在甲午战争震荡之下，怀着激愤的心情，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抨击封建制度，批判传统观念，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呼唤救国维新，改造社会。1895年北洋大学堂成立。1896年严复开始翻译《天演论》，奉命筹办俄文馆，协助张元济创办通艺学堂，并又开始翻译《原富》。1897年严复和王修值、夏曾佑创办《国闻报》，经常发表社论，抨击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顽固守旧分子，鼓吹维新变法。1898年6月《天演论》正式出版刊行，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西方进化论思想；6月11日光绪皇帝下《定国是诏》，开始维新变法；9月14日严复被召觐见光绪皇帝；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历103天的维新变法以失败告终。 1899年2月因《国闻报》屡遭参劾，处境险恶，认真卖与日人；9月15日日本《万朝报》主笔宴请访谈严复和王修植。1900年八国联军侵陷天津，严复赴上海避难，王修植返乡丁忧守孝。1901年严复回津任开平矿务局华部总办，王修植在乡关注家乡教育事业。1902年8月蔡绍基接替王修植任北洋大学堂总办，11月王修植在家乡意外死亡，严复在天津为王修植开吊进行公祭并送挽联。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 庚寅）
1890年春，已在1885年中举的王修植，到北京参加庚寅年礼部举办的会试，考取进士，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德威尼寓据查现为天津市和平区解放北路和滨江道交口处的天津金融博物馆（原天津青年宫），旁边的胡同均已折除，无迹可觅。
这一地段就是当时享有盛名的“红楼后”。
1890年6月（五月）北洋水师学堂第三届驾驶班学生毕业。
1900年，王修植为郑思岭下的古峰庙书写了“能仁宝殿”牌匾。
陈瑶先生在2015年发现了这块牌匾，上署王修值敬书，落款是光绪庚寅年。
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 辛卯）
1891年王修植曾回乡一段时间，家居期间，撰写了《俨庵私议》，阐述了对国家改革的建议。
1891年8月（七月），王修植应定海父老之约，撰写了《定海公墙记》，介绍了定海公墙建造的原因与历史。后被勒石成碑，成为定海人永久纪念。
李鸿章在“办理海军请奖折”所附清单中提到： “候补知府马复恒、鲍兰徵、严复均拟请免选本班，以道员不论双单月遇缺前先选用”。从此，严复获得候选道的官衔。
在这以前，严复感到自已直到1888年报捐同知后，经海军保荐以知府选用，才当上“会办”，因母亡回闽奔丧，回津后“学堂公亊山积”，皆推他“回津时措办，体怠亊繁”，李鸿章也只“渥荷抚慰”， 内心非常苦闷，他曾写信给他的从弟严观澜，诉说自己的郁闷。观澜劝他不要书生气太足，要他多到李鸿章府上走走，增加点感情投资。严复采纳了他的建议，这一着倒也灵验，李鸿章对严复的态度也很快有了改变，作为顶头上司的李鸿章也知道严复三次科考名落孙山，或许他觉得严复屡屡受挫，五心不定，对水师学堂也有影响，于是李鸿章就保奏严复免选知府，以道员选用，分发直隶， 遇缺前先选用。严复写信给四弟严观澜，说：“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
李鸿章对严复的才情学问是很了解的，他早就希望能将严复拉到自己的麾下，现在见严复已不象起先那样傲气十足，能随属下过来请示问安，便也装出长者的大度，谆谆教诲，示以关怀。一次闲谈，他问严复：“听说你抽上了鸦片？”见到严复点头，他以关心的语气说：“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一席教导，让严复大为感动：“中堂真可感也！”
道员是正四品官，比知府高了半格，然而这仍不是正式功名。但这样，严复就有了正四品文职道员的身份，虽非出自科举正途，而与以前相此非常体面了。从此，严复就可以道员（候选）身份柴车野服往来于京津之间，与当地官绅相周旋。
严复在被“道员选用”后，开始在上行公文中自称“职道复”。
严复，乳名体乾，谱名传初，上学时改名宗光，字又陵，到天津后仍用宗光名字，所以在1884年嘉奖严复时，仍为“严宗光等均著照请奖励”。而朋友之间，多用字号，如郑孝胥的日记中，就称“与幼陵纵淡”、“观幼陵文”等等。1889年间，改名严复，字几道后，1890年7月开始在上行公文中自称“卑府复”。这次以道员选用后，严复开始在上行公文中自称“职道复”。
1891年，严复的同乡、时为水师学堂汉文教习的陈锡赞，参加科考中举。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 壬辰）
1892年4月，北洋水师学堂第三届管轮班学生毕业。
严复的母亲在生前和严复的五叔厚甫在世时，刚好福州有一位江家小姐江莺娘，她本是一位书香人家的小姐，但其父母相信算命先生的话，说她必须给人当偏房，夫妻才能白头偕老，同时又慕严复的父亲严振先过去曾是福州名医“严半仙”，严复又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江家就向严厚甫和严复的母亲提出，愿将女儿嫁给严复为妾，但严复没有同意立即纳其为妾，侍以后再议。这事隔多年，这时王夫人病逝，江家“旧事重提”就将江莺娘送到天津，严复遂纳其为妾。
1892年11月，北洋水师学堂第四届驾驶班学生毕业。
1892年，严复写下一首激越悲凉的古诗《送陈彤卤归闽》。
陈彤卣（锡赞）是严复同乡，时任北洋水师学堂汉文教习，在去年，1891年中举，今年科考又中进士，端居主事之列；而严复自已虽然已是北洋水师学堂会办，是陈彤卣的上司，但三次科考落弟，连捐带保才“以道员选用”，两相比较，感慨无比。
1892年严复奉李鸿章之命，翻译了英人宓克著的《在华传教士》一书。
严复将其改名为《支那教案论》，严复撰有按语九条，而且还撰写提要，介绍该书的的主要观点和内客。这是严复的第一部翻译著作，表明严复在1892年已涉足译坛，它虽然是早期译著，却也已经显示出了严复翻译上的一些特点，如选题上为社会学著作，关系到社会民主，目的在于用来服务于社会及人的改造；加按语的形式，在日后的严复译作中也形成通例。应该说，早期译著既为严复日后的翻译积累了经验，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支那教案论》翻译完成后，没有正式出版，其手稿即呈送给李鸿章，以后其手稿本和副本则在官绅中广为传阅，直至1899年才由南洋公学译书院正式出版印行。
1892年，时为“浙江三杰”、与王修植同为俞樾弟子的宋恕，来到天津投靠李鸿章，任北洋水师学堂汉文教习。
1892年，王修值任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散馆后，由于直隶总督李鸿章与王修植恩师俞樾为同门，得到了李鸿章的照应，调任直隶候补道员。（直隶辖境约今之北京、天津全境及河北大部，内蒙古、辽一部），通辖全省政务，为直隶省与府州之间的地方长官。
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 癸巳）
1893年秋，严复再次回福建参加癸巳乡试。
严复虽然在1891年，“免选知府，以道员选用。”但这仍不是正式功名，当时，公开卖官鬻爵十分普遍，由於捐官太多，甚至老死终身也不一定就有实缺。所以严复决定仍然要参加科考，以博一功名，变为科举出身。遂决定在送
严复这次回闽科考，故乡的山水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第四次科考又告败北 。这是严复最后一次参加科举考试，他对腐败的科考绝望了，彻底地失去了信心，从此放弃了走科举之路，决心不再向往官场，开始寻找自已的道路。
1893年秋末，严复在参加第四次科考失败后，回到天津。
1893年12月，严复被委任为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办。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 甲午）
1894年9月，北洋水师学堂第四届管轮班学生毕业。
甲午战争的炮声使严复从梦中惊醒，他由热心科场，求取个人的前途，转而关注国家的命运。从战争开始到年底的几个月中，他连读给丁忧在闽的陈宝琛写了三封信，析说战局，批评李鸿章用人不当，甲午战败“合肥（李鸿章）真不得辞其责也” 。表现了关心国家命运，爱国激愤之情。他面对残酷的现实，冷静思考，终于发现了造成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朝官僚政治的腐败。
1894年10月（九月），因王修植，通洋务，图变改，办事干练，颇为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器重，受命北洋水师学堂会办。接替严复任北洋水师学堂会办时所担负的工作，替严复操办学堂的各种事务，使严复得有时间多看西书，与严复在工作上有密切接触，思想上都锐志改革，有许多共同的想法，志同道合，遂成为挚友。
在北洋水师学堂任会办期间，王修植了解到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办学过程中的各种新理念和方法，对教育工作有了很深入的理解。王修植接任是职，竭精殚虑，励精图治，与严复密切配合，为当时北洋水师学堂的军事教育作出了贡献。
时为北洋水师学堂汉文教习的宋恕，见到同乡王修值师兄也来到北洋水师学堂任会办，俩人相处十分投机。他在给朋友孙宝暄的信中讲：“有一同乡大通人----定海王浣生（修值）太史来津上书言事，先来见访，接谈数处，惊为平生所未曾见，各恨相见晚，此君真能通经史、通经济，与鄙见十合其六七，真大通人也！”
宋恕对王修值十分仰慕，曾对朋友讲：“同门诸子名家之学以定海王浣生太史为最焉。”认为恩师愈樾的秦汉之学超过章学诚，同门弟子中以定海王修植为最。
宋恕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三年，目睹了甲午战争，对战败有实际感受，他抱有变法思想，写了《六斋卑议》一文，请王修植给予指正。
王修植为《六斋卑议》写了后序，介绍了宋恕在《六斋卑议》中展开的从民瘼入手，探明祸始，分析人才难出的原因，开出变通方案以及树立执法信誉的变法构想。
王修植在后序中写道：“佘辛卯家居，亦尝有《俨庵私议》之作，与此条目不谋而合者十六七，深惟言行相顾之义，与夫时之不可以不待也，用自晦匿，不敢出以示人。夫匪言之艰，行之惟艰，我躬不逮，斯乃大耻，向尚以自督督人。时艰日急，椟中之玉，后必有就而问贾者，窃愿与燕生共勉之也！”
看来，王修植的《俨庵私议》与宋恕的《六斋卑议》的变法主张，十有六七的相似之处，只不过王修植当时顾虑自已言行，不敢示人。他认为宋恕的变法主张始“椟中之玉，后必有就而问贾者”。王修植通读了《六斋卑议》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严复在信中谈及甲午战争辽东危急，清军无能，皇上欲逃，朝臣参奏，要朝廷易帅，外患欺凌，提出了必须改变现实的观点。严复对衰微世道丧失信心，认为即使治世贤臣管仲、求长生不死药方的葛洪复生，也难以挽救时局，他认识到只有“变俗”，国家才有希望。
在给长子严璩的信中，严复还表达了今后要在西方的图书中觅求中国出路的想法：“我近来不与外事，得有时多看西书，觉世间唯有此种是真实事业。……以中国糟粕方之，……真不可同日而语也。”
1894年以前，严复正式在学堂的教学课程中设立体育课，把一些近代西方体
育项目引入学堂，如击剑、拳击、哑铃、足球、跳栏、跳远、跳高等项，此外
还有游泳、滑冰、木马、单双杆及爬山运动等，使北洋水师学堂成为我国最早
设立体育课的学校。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
这是一篇批判顽固派，呼唤救国、维新和向西方学习的战斗文章，对当时的思想界起着积极的启蒙作用，突出强调了当前形势的严峻与维新变法的迫切。
1895年这一年，严复在甲午战争震荡之下，怀着激愤的心情，发表了一系
列政论文章，抨击封建制度，批判传统观念，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呼唤救国维新，改造社会。严璩在《候官
该文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维新思想。严复在文中惊叹“鸣呼！中国至于今日，其积弱不振之势，不待智者而后明矣。深耻大辱，有无可讳焉者。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军。今者款议不成，而畿辅且有旦暮之警矣。……
《辟韩》是一篇战斗性很强的文章，它猛烈地批判了
在文章中，严复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达尔文及其进化论观点，指出世间万物均在“争自存”，“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而欲“争自存”，则必须治本，即“开民智、强民力、新民德”，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及今而图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三者又以民智为最急也”。他反对对日议和而主张与其作持久战。
严复本来也想在天津水师学堂作出一番建树来。但是在李鸿章洋务派官僚的控制下，严复又无法施展才华。这使他加深了对洋务派的矛盾。早在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中国惨败之后，严复就对李鸿章洋务派的所谓“新政”不满，甚至在言论中也开始对洋务派进行抨击。甲午海战时，李鸿章命令军舰不抵抗，躲藏在威海卫内港，还美其名曰：“猛虎深山”政策，结果整个北洋舰队就在威海卫港全军复没，惨遭失败。去年严复只是在给陈宝琛的个人信件中，表达了对李鸿章的看法，没有在社会上公开。这次在《原强》中，严复公开在报纸上直接抨击李鸿章的不抵抗政策：“猛虎深山，徒虚论耳。”实际上严复是通过李鸿章这个人，观察到清朝官僚政权腐败的实质。有一次，李鸿章的一个儿子杀死仆人，李鸿章竟花了二十万缗买通关节。结果他的儿子就逍遥法外了。这样黑暗的官僚政治，在严复的另一封致陈宝琛的信稿中愤然提到：“合肥第二子，于前年鞭杀其仆，事颇喧哄。以二十万缗谄其家，事始寝。钱有耳，可使鬼，岂虚论哉。”
清光绪皇帝面对国人痛心疾首，下诏全国，征求“自强”“求治”之策。一时间，朝野上下将总结失败教训，筹划救国之计视为头等缍传急务。
这是清政府在
严复大声疾呼“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指出了要变法必须大力提倡新学，必须废除八股为代表的旧学，强调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性。提出了著名的“西学救亡论”，主张推行西式教育以救国。
严复的教育思想是先进的，在全国引起剧烈的反响，尤其是这些言论是在天津著述发表的，无疑对于天津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章的发表，透露了严复爱国的炽烈、救亡保种的热诚，显示了他超人的见识及不凡才华。系列议论的问世，俗世为之震惊，严复的名字开始为人所知，他的社会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1895年5月2日（四月初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公车上书”，呼请培养人材，变法图强。主张改良政体，“废科举，兴学校”，提倡“西学”。
1895年5月6日（四月十二）和13日（四月十九），《申报》发表社论，鼓吹变法自强，建议设立西学学堂。
1895年7月19日（闰五月廿七），朝廷颁布谕旨：“……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阅，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严令各省将军、督抚“悉心筹划，酌度办法，文到一月内分析复奏。”
此即是朝廷要求各地建立新式学堂的上谕，同时也是北洋大学堂开办的直接原因。
1895年9月1日（七月十三），身为洋务派实力人物的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久蓄宏志，闻风而动，响应清光绪皇帝的上谕，与美国人丁家立商议起草了一个《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
1895年9月19日（八月初一），盛宣怀将《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禀呈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
1895年9月30日（八月十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给光绪皇帝上奏折《津海关道创办西学学堂禀明立案由》，奏请光绪皇帝御批。
1895年10月2日（八月十四），清光绪帝朱批《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西学学堂禀明立案由》“该衙门知道”，北洋大学堂建立。
是日，清政府批准盛宣怀为首任学堂督办；批准聘任伍廷芳为头等学堂总办，蔡绍基为二等学堂总办，美国学者丁家立为首任总教习。
1895年10月18日（九月初一），北洋大学堂开学。设有律例（法律）、工 程（土木工程）、矿治（采矿冶金）和机械四个学科。
这是由清政府官办的我国近代第一所本科层次的、以法工学科为主的综合性现代大学。
伍廷芳虽被聘为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总办，但实际上“伍廷芳没有上任北洋大学堂总办职务。”
1895年10月（九月），北洋水师学堂第五届驾驶班学员毕业。
1895年11月11日（九月二十五），王文韶亲往水师学堂参加年例的课考，严复和王修植作为总办和会办，精心组织了这次会考。
王文韶在当天日记中记有："辰正前往……学生六十人，文字技艺均有可观，司道咸集，即留午膳"
1895年11月（十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派长芦盐运史胡燏棻在天津小站 练兵，成立定武军。聘请德国人汉纳根担任教官，按照德军方法训练新军。初在马场后移至小站。王修值由水师学堂会办兼任定武军总务处帮办。
在这之前，胡燏棻积极促请清廷组建新式陆军，但毕竟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之事，他首先得写出如何练兵报告。胡燏棻得到英国公使《应时练兵说帖》，就请王修植代拟给清廷的开练报告。“王修植文辞敏捷，对新政研究有素，遂写成两稿，第一稿是以英使说帖为蓝本，第二稿是加以文字的渲染”。胡燏棻把第二稿送至京师，“因得练定武军十营”。中国新式陆军即由此而来。
王修值兼任定武军总务处帮办，胡燏棻对他极为重用，认为王修植在北洋水师学堂任会办期间与严复接触甚多，关系密切 ，对泰西近来兵政了解甚多，对他所提见解均表赞同。王修值对汉纳根的练兵方法，认为“以牟利为事”提出批驳，说服胡燏棻拟自练一军，并为其起草了“其招募操练章程与营观兵制”。胡燏棻还想奏派王修值为定武军总营务处督办，己信告督办军务大臣，但未有回音。
1895年12月4日（十月十八），盛宣怀因病奏请开缺回沪养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札委黄花农暂行代理海关道，督办北洋大学堂。
盛、黄于本日交接后，盛宣怀在12月6日离开天津返沪。
1896 年（清光绪二十二年 丙申）
1896年1月2日（十一月十八日），王修植写信给汪康年。
王修植在信中说：“嗣云翁（胡燏棻字云楣）以弟于泰西近来兵政略有所知，一切下采当荛。而汉公（汉纳根）发轫之初，以牟利为事，所陈条陈颇多窒碍，应许款项颇多侵渔。经弟再三驳诘，并劝云翁以利害人告，现已一概收束，而买军械，雇洋员二项，已不明不白去二三十万金矣。其受病之源，由于汉公入京时，颇以高论大言耸当道之听，衮衮诸公不免以貌取人，为其哄动。若非弟与云翁力排其议，则利不可知，而害已有不可胜言者。 云翁现拟自练一军，先以万二千人创始，其招募操练章程与营规兵制，均出鄙人之手。其意奏派弟任总务处之事，曾有信告督办军务王大臣，候其示夏，再行奏请。六七日来尚未有回音，想廷议尚在踌躇耳。”
当时，袁世凯从朝鲜回国后，被任命为温州道台，但一直在天津未上任。他也是最早促请清廷组建新式陆军的官员之一。身为一代枭雄，袁世凯当然不愿随波逐流，一心要谋取练兵实权。《北洋军阀史话》一书中说，“袁了解到王修植在帮助胡燏棻练兵中起到的作用，乃日日趋访王修植，并和王修植、张锡銮、孙宝琦、潘克俊四人结成盟兄弟。当时北京侯家巷的名妓为沈四实、花媚卿、花宝琴、林枝笙、赛金花等。袁逐日在大实班宴会，借以肆应王修植，求王代拟一个练兵条陈。”
王修植把曾代胡拟的第一稿，即英使练兵说帖交袁。袁的为人在重要关头极细腻，得王交来之稿，早晚朗诵，紧记要点，然后缮正，求军机大臣兼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代奏。荣向袁逐条详询，袁亦逐条对答如流。荣大为激赏，乃携袁谒见醇亲王和庆亲王，袁亦对答如流，较胡燏棻能抓住要点，加以胡是绍兴人，官话不如袁流利，清廷于是决定让胡燏棻去督造津芦铁路，袁遂得瓜代胡在小站练兵。
历史学博士李冬君出版的新书《孽海自由花》，也提到袁世凯此事。书中说，“袁与王修植等人结成盟兄弟，几乎天天都要请王吃花酒，目的就是要王帮忙写练兵条陈。不过，该书中纠正了《北洋军阀史话》一个错处，称袁、王等人常去之处是在天津侯家后，此时名妓赛金花正红了侯家后。侯家后那时是天津著名繁华之地，享誉海内外的狗不理包子据说最初也兴起于此。”
另有史料说，袁世凯能如愿以偿，一是靠会找门路，二也确实与他拿出的练兵条陈给大臣们留下好印象有关。当时掌握实际军权的荣禄是西太后亲信。1895年6月，袁世凯奉旨到督办军务处差委，荣禄交待他“于暇时拟练洋操各种办法上之”。袁把翻译的兵书呈递荣禄，自称门生。荣禄就大力提携，收为己用。袁又拟定《练兵要则十三条》等呈报督办军务处。督办军务处认为“甚属周妥”，最终联名奏举袁接统定武军，扩编更名为新建陆军。
1896年初（十二月），胡燏棻迁调芦汉铁路督办，清政府改派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接统定武军。
台湾历史学家丁中江先生的《北洋军阀史话》一书也说，“袁世凯为了获得给他一生命运带来转折的机会，千方百计搞定了一位名叫王修植的能人。他与王修植结成盟兄弟，几乎天天都要请王吃花酒，请名妓赛金花作陪。最终王修植给他拟定练兵计划，袁世凯早晚背诵，上奏清廷，得到肯定，由此如愿取代他人小站练兵。”
定武军原有4000余人，袁世凯将其扩充到7000人，并更名为新建陆军，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王修值仍在新建陆军帮办督练。
1986年初，德美英俄各国悉知天津有意培养西学人才，各国学堂均有函件与大学堂住来咨询，以求合作。
1896年3月7日（正月二十四），黄花农上任伊始便出示晓谕，要在天津招考十名二等学堂学生。
1896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往祝贺。
1896年4月（二月），梁启超应汪康年之聘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为《时务报》主笔。
恰好这时严复去上海办事，经马相伯和其弟马眉叔介绍与梁启超相识，梁启超时年23岁，严复42岁。梁启超非常崇敬严复的学问和见识，以及严复的为人，严复也称赏梁启超为才华横溢的盖世之才。虽然俩人相差19岁，却一见如故，终成忘年之交。
1896年4月15日（二月二十），黄花农主持了北洋大学堂的招生考试。
1896年5月13日（三月十八），直隶总督王文韶上报朝廷，因临时代理海关道的黄花农（建筅）现丁母忧，而盛宣怀又一时不能回任，“所有津海关道篆务自应另行委员接署以重职守，查天津道李岷琛才长心细为守兼优堪以调署。”要求将李岷琛调署天津海关道。
1896年夏天，严复受中日甲午战败刺激，致力于译述以警世。开始翻译《天演论》。“未数月而脱稿。桐城吴丈汝纶，时为保定莲池书院掌教，过津来访，读而奇之。”吴汝纶是最先读到《天演论》译稿的人。
1896年7月间，由俄国驻华领事馆葛拉司建议，经直隶总督王文韶奏明，李鸿章批准，严复奉命在天津筹办俄文馆。
夏曾佑回京后，写信给汪康年，向他介绍这次的天津之行：“……到津之后，幸遇又陵，衡宇相接，夜辄过谈，谈辄竟夜，微言妙旨，往往而遇。……盖吾人自言西学以来所从不及此者也。……《天演论》为赫胥黎之学，尚有塞彭德之学，名《群静重学》，似胜于赫。……”在津期间严复向夏曾佑介绍了他所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和《群静重学》。
1896年8月《时务报》正式出版。王修植在天津积极安排专人负责订阅工作。后来《时务报》在天津订数达到400份。
黄遵宪来津，对《时务报》的发行工作十分认可。黄遵宪对王修植的评价为：“津郡能派至四百份，王菀生，孙慕韩之力也。王君初见，通才达识，殊不可及。”
严复在信中讲：“昨公度观察抵津，稔大报一时风行。于此见神州以内人心所同，各怀总于蹈厉之意。此中消息甚大，不仅振聩发聋，新人耳目已出。……寄上汇票百元，到时乞与察人，付据。区区不足道，聊表不佞乐于观成此事之心云尔。”
在信中严复对《时务报》大加赞扬，充分肯定其倡导维新变法，具有振聩发聋、新人耳目的作用，并汇寄一百元银票资助，表示对《时务报》的赞赏和支持。
1896年10月20日（九月十四），盛宣怀调任上诲铁路总公司督办。
1896年12月（十一月），光绪皇帝朱批“直隶津海关道员缺着李岷深调补，钦此。”
李岷琛上任伊始，就将北洋大学堂改称天津大学堂，他虽任津海关道兼大学堂督办，但大学堂的事务却鲜于问津，都委托王修植一手操办。
1896年冬，伍廷芳受命出使美国。
1896年冬，王修植继吴廷芳任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总办，并协助二等学堂总办蔡绍基监理二等学堂学务。
1897 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丁酉）
1897年，王修植任北洋大学堂总办，总理全校事务。
北洋大学堂自1895年成立以来，由于资金是由津海关提供，大学堂督办无论是盛宣怀还是李岷琛，只是名义上的校长，并不负责学堂具体事务。总办一职直到1897年才实际设立，王修植成为第一任总办。
选择王修植担任总办，首先是因为他有超前的办学思想，他曾担任过北洋水师学堂会办，与严复共事过一段时间，对办学堂有所了解和新的设想。他在给江康年的信中讲：“民气之不通，人才之不振，是今日病源所在。何以通民气，则各省之公议堂之开，不可复缓；何以振人才，则各项学校之设，又不可或缓。”其次是因为他得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的赏识。王文韶有乡曲之见，重视对浙江人的任用。浙江人每年正月在浙江会馆团聚，王修植是王文韶指定的召集人。
王修植担任总办后，重视西学中国人才的任用，曾聘请了一些有海外求学经历的人充任教习。其中有留学英国剑桥大学的温宗尧、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的陈锦涛。除此之外，王修植还聘任了举人吴稚晖担任汉文教习。
王修植担任北洋大学堂总办后，还奏请津海关拨款，成立北洋西学译书局。当时天津没有一所外文书店，为此王修植托朋友汪康年从上海购买了一些原版西学图书为翻译所用。
王修植在担任总办期间，北洋大学堂在1897年增设了铁路专科；派了3名学生往日本留学。1898年又附设铁路班。1899年北洋大学堂第一届本科生毕业。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将铁路班学生转到南洋公学附读。
王修植任北洋大学堂总办，还得到外国人的高度评价。
夏曾佑是最先看到《天演论》手稿的人之一，看后夏曾佑对严译《天演论》也多有建议，严复在
1897年2月间，夏曾佑回到北京后，写信给汪康年。
夏曾佑在信中讲：“到津之后，幸遇又陵，衡宇相接，夜辄过谈，谈辄竟夜，微言妙旨，往往而遇。徐、利以来，始明算术；咸同之际，乃言格致。泊乎近岁，政术始萌，而彼中积学之人，孤识宏寰，心通来物，盖吾人自言西学以来所从不及此者也。（《天演论》为赫肯黎之学，尚有塞彭德之学，名《群静重学》，似胜于赫。又言中国大易确系非拉索非各种人之古书。自印度外，无及之者。）但理赜㤡繁，旦夕之间，难于笔述，拟尽通其义，然后追想成书。……不知生平有此福否？”
1897年5月，严复和王修植、夏曾佑，在天津开始筹办《国闻报》，拟略仿英国《太晤士报》之例，日报之后，继以旬报。
时王修植刚上任北洋大学堂总办不久，随后，就到日本驻津领事馆，拜访领事郑永昌，言：“《国闻报》为余发起而成立。当时仅与有志者共同谋划努力，多方募集资本。”
报社人员：主笔1名，辅助3名 ，会计1名，庶务3名，共8名。“俱由王修植之亲友、门生组成”，报社的外国新闻翻译，均由北洋大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学生担任，但没有稿酬。报纸开设的最初资本约一万两白银，其中投资两千两从英国购买大型印刷设备。
据日本外务省挡案《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在天津的汉字新闻）》记载，当时日本人认为王修植为《国闻报》馆主，夏曾佑为报纸主笔。
1897年6、7月间，俄国陆军大佐沃嘉克与俄国驻津副领事格罗斯听说要创立《国闻报》，企图用金钱收买并强调报纸主笔“必须采用俄国人选拔的支那人”。王修植认为“既然俄国人抱有如此野心，若为募集资本而迁延时日，却会给俄国人以可乘之机，情况愈加不妙”。于是，他与严复商量后，严复决定由严复和王修植二人共同出资，即刻发行《国闻报》。严复还提出请毫无知名度的福建人李志成为名义上的馆主。
1897年8月间，严复作《国闻报启》，托黄遵宪（字公度）送《时务报》刊登。
信中说：“上月托公度观察袖呈《国闻报启》一通，求登貴报。……现在资本已集，印机已购，开办之期即在来月，伏乞将前寄启文赶为登录。将来出报之后，南中各省埠，尚拟依附贵报派报处代为分送。……”
《国闻报》报馆设在天津紫竹林法国租界地面 。在创刊初期，严复、夏曾佑主办旬刋，王修植、杭辛斋负责日报。后来，旬刊停办，他们集全力于日报，严复总其成，经常为这份报纸写社论，均不署名，北洋水师学堂、北洋大学堂部分学生也参与了该报的翻译工作。
《国闻报》每日印一张，八开，用四号铅字排印，毛边纸，单面印刷，对折成四页，每天约八千至一万字。旬刊名叫《国闻汇编》，每十天印一册，约计三万字，用三号铅字排印。
《国闻报》主要内容有：上谕及直隶制台辕门抄、路透社电报、社论、全国性重要新闻、地方新闻和外国新闻等。每月定价300文钱。
《国闻报》不仅登载国内外时事，并经常发表社论，宣传变法维新，是北方最有影响的报纸。
严复作有《＜国闻报＞缘起》一文，叙述该报宗旨：“《国闻报》何为而设也？曰：将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后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此则本馆设报区区之心所黙为祷祝者也！”
严复是《国闻报》的主要负责人，从创刊到
严复等人在创办《国闻报》时，事先估计到会有各种麻烦，所以将报馆设在天津紫竹林海大道（今天津大沽北路）法租界地面，并请毫无社会知名度的福建人李志成为名义上的馆主；平时在王修植寓所商量报馆事务，从不到报馆办事。
王修植性格温和，善于交际，家住紫竹林红楼后，在此期间，严复常与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孙宝琦以及时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凱等人聚会，海阔天空地议论时局，彻夜长谈，寻求维新图强之策。
袁世凯之所以能参加这样的聚会，一是由于王修值和袁世凯为结盟兄弟；二是袁能时主小站练兵，王修植为其提供的练兵说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三是王修值曾在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中任帮办督练。所以袁世凯确实与王修植关系非常密切。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期，时常到天津王家“为长夜谈”。
时王修植的朋友杭辛斋担任袁世凯的幕僚，并与严复一起编辑《国闻汇编》。杭喜欢易经能相面，在王修植家为袁世凯相面，称袁世凯“他日必当皇帝”。袁世凯笑答：“吾当皇帝必杀你。”当时严复、王修植都在场，以为是个戏言。没想到1914年袁世凯称帝，而杭辛斋作为革命党反对复辟，被袁世凯收监入狱。直到袁病死才恢复自由。
1920年12月22日严复为杭辛斋《学易笔谈》二集写序，回忆了这段经历，在序中严复写道：“辛斋老友别三十年矣，在光绪丙申、丁酉间，创<国闻报>于天津，实为华人独立新闻事业之初祖。余与夏君穗卿主旬刊，而王菀生太史与君任日报。顾余足迹未履馆门，相晤恒于菀生之寓庐。时袁项城甫练兵于小站，值来复之先一日必至津，至必诣菀生为长夜谈。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时君谓项城，他日必做皇帝，项城言：‘我做皇帝必首杀你。’相与鼓掌笑乐。不料易世而后预言之尽成实录也。次年<国闻>天殂，政变迭兴，遂相契阔去。”
当时，王修植的家成为了维新运动的沙龙。王修植还接待过黄遵宪、张元济等戊戌维新领袖人物。
在此期间，严复还注意同顶头上司，新任直隶总督王文韶搞好关系。
1897年11月北洋水师学堂第五届管轮班毕业。
这是在《＜国闻报＞缘起》一文后，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在该篇文章中，严复驳斥了英国《太晤士报》支持德国侵略中国胶州湾。紧接着在
1897年11、12月间，王修植曾给汪康年写了一封信，告知“《国闻报》现在每天销1500张，本津500张，北京200张，俄商150张，外埠700余张。”
在这期间，俄国人沃嘉克、格罗斯二次来访王修植，告知俄人可每月捐赠三百两，条件是报纸须为俄国人谋利益。听到此话，王修植立即给予回绝，称：“《国闻报》必须主动基于一定的主义，坚持以公正的立场，作不偏不倚之论说，绝不能为金钱而改变其主义。
王修植回绝了俄国人的赞助，后来俄国人每日购买300份《国闻报》。
1897年11月27日（十一月初四），北洋大学堂举行了赛跑运动会，“演赛奔跃之法”。时为北洋大学堂总办的王修植给以积极的支持。
1897年11月29日（十一月初六），严复、王修植、夏曾佑所创办的《国闻报》，创刊才一个月，就对北洋大学堂的运动会做了报道。
报道中对运动项目使用了描述性的称谓，比如，跑带跳一百码、掷重物、先跑后长跳、先立后长跳、持棍高跳法、先跑后跳高、跑围场一周等等。其中跑袋法非常具有趣味性，它要求人全身用袋子套住，或奔、或跃，先到达终点者胜出。
这是目前从近代早期报刊上能够找到的关于现代体育的最早报道。虽然早在1894年前，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就设立了体育课，但当时天津还没有中文报纸，根本谈不上做什么报道。
《国闻汇编》主要刊登国外主要报纸的评论和各国纪闻，计划一年发行33期，全年订价四千文钱。《国闻汇编》第一期刊登了严复的《斯宾塞尔〈劝学篇〉》（未登完）等。《斯宾塞尔〈劝学篇〉》即以后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中的第一篇《砭愚》，但译文颇有出入。
在《国闻汇编》创刊号上，还刊登有严复所撰《＜国闻汇编＞叙》一文。
严复等人以《国闻报》和《国闻汇编》为阵地，以通上下之情和中外之情为宗旨，编发了大量的海内外新闻，积极报导维新人士的活动，并经常发表社论，抨击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顽固守旧分子，鼓吹维新变法。《国闻报》作为维新派的重要舆论阵地，创刊不久就成为北方最有影响的报纸，与上海的《时务报》构成南北呼应之势，被誉为当时南北维新变法舆论的“两颗明星”。《国闻报》从创刊到
1897年12月19日（十一月二十六），被认为是“开我国文摘报之先河”的《萃报》，以北洋大学堂赛跑为题转载全国：“初四日为北洋大学堂赛跑之期。计有头等、二等两学堂学生170余人，于9点钟，齐集于学堂围墙内之跑场，演赛各种奔跃之法。查赛跑一法，欧美各国学堂均有之，亦体操中之一端也。故本届始有此举。”
《本馆告白》言：“本馆原定章程专纪西北各省之事，至东南诸路报馆林立，一切新闻无俟敞馆赘述，……今本馆因特变通前议，凡东南各省如有重要亊情，或关军国大计，或系民生利病，亦于各埠分托访亊友人量为采录邮寄，择其尤要者登其报章，题曰东南各路新闻，以飨阅报诸君之责望。”
1897年这一年，汪康年创办了务农学会，同时创刊《农务报》，农学会通过汪康年与梁启超的联络，得到了张之洞助银500元。为了得到天津的支持，王修植与孙慕韩面见北洋大臣王文韶，建议从北洋屯田局中，酌提数千金，虽然没有得到认可，不过王文韶私人捐银300大洋并通饬直隶各州县，均订《农务报》，从开出的订报清单看，约在一百数十份之则。
王修植和夏曾佑还参加了汪康年发起的不缠足会，该会规定：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女子为妻，已缠足的女子8岁以下者须一 律放足。王修植表示“一切遵照而行”，表明了支持妇女解放一种态度。
王修植的外曾孙张闳达回忆说：王修植暗中支持维新，但一直保持低调，只是将这种思想在修身齐家中潜移默化地表现出来，并对后代产生影响。王修植不让女儿（即张闳达的祖母）缠脚，很早就为女儿请了家教，不仅学习中式八股，还学习英文，这在当时极为罕见。老人说，家族中的人总是能很快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他父亲很早就学习西医，自己也在祖母的启蒙下从小习读外语。
1897年12月，日本东京开发社副社长兼《教育时论》主编迁武雄到天津考察学堂教育。
王修植向日本记者介绍了北洋大学堂概况：“鄙堂学生，分八班，每班三十名。自入学堂之日始，八年毕业，前四年教以传通之学，后四年则分习专门。专门学有律例、工程、矿务、机器四科。”
日本记者称王修植“以金闺之彦，筮仕畿南，经史词章，擅名夙昔，而于天文历算声光化电之学，亦俱研讨有年，心通其意。自入堂视事以来，于中西至要诸学，万户千门，宏网毕举。与总教习丁家立君暨中西诸教习，循循善诱，成劾炳然。”
1897年冬，吕增祥在天津曾寓大狮子胡同“严公馆”，和严复切磋所译《天演论》。在严复翻译《天演论》过程中，吕增祥给予全力支持和帮助，后来在1901年南京富文书局出版的《赫胥黎天演论》，就是由吕增祥署检的。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
1898年，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学生林、王、江三人，“将学堂现用之《形学工课书》译出，共10万字”。这是应上海汪康年、梁启超的要求译成的，翻译费为每万字10元，具体由陈锦涛负责组织。但此事没有知会王修植，王发现后“欲收堂中所译著之书，以为本堂刊本”。经询问，陈告之在汪康年手中，王执意要收回来由大学堂刊印。最后上诲、天津皆未刊印，而这一年北洋西学译书局也暂停了工作。
1898年这一年，严复一改与李鸿章自觉保持距离的清高态度，注重同新任顶头上司----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关系，王文韶后来也多次对严复予以疏通保护。
育才馆创办于1895年，在馆学生60名，学习英语、理学诸科，总办为孙宝琦。（
时王修植为北洋大学堂总办，丁家立为北洋大学堂总教习，严复鉴於早在1894年前就在北洋水师学堂开设体育课，而在去年11月北洋大学堂举办了赛跑运动会，《国闻报》等新闻媒体又作报道，引起当时的社会轰动一时。遂向王修植和丁嘉立提议联合搞一次校标运动比赛。得到丁嘉立的积极回应和王修植的支持。
1898年1月9日（十二月十七），《国闻报》报道了日本东京开发社副社长兼《教育时论》主编迁武雄到天津考察学堂教育，会见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的消息说：北洋大学堂“自从去年开办以来，初为总办者，为新会秩庸观察(即伍廷芳)。伍观察奉使美洲后，继之者为定海王菀生观察。观察以金闺之彦，筮仕畿南，经史词章，擅名夙昔，而于天文历算声光化电之学，亦俱研讨有年，心通其意。自入堂视事以来，于中西至要诸学，万户千门，宏网毕举。与总教习丁家立君暨中西诸教习，循循善诱，成效炳然。”
严复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这是因为严复在去年《国闻报》上所发表的反对沙皇俄国代保旅顺、大连的文章，与当时清政府幻想联俄制日的外交政策相冲突，并引起沙皇俄国的敌意，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向《国闻报》施压，为了缓和这方面压力，严复一方面被迫违心地撰写了《中俄交谊论》，在《国闻报》上发表，一方面与日本驻华公使取得联系，试图利用日俄的矛盾，来抵挡俄国的压力。
1898年1、2月（正月）间，严复翻译了《伊索寓言》中的《鸦乘羊者》。
该文揭露了清政府被迫与德议租胶澳事，引起俄人不满，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提出抗议，称：“《国闻报》泄露俄德两国外交谈判之秘密，使得支那人大增对俄国人的恶感，因而希望即刻下令停止该报的发行。”然而王文韶与王修值是为同乡，私下关系甚好，而且王文韶还是《国闻报》创刊最早的赞助人之一，对俄国人采取了敷衍的态度。但俄国人又到北京活动，要求总理事务衙门采取行动。
这篇文章同时也引起“总署震怒”，下令严查这件事，并奏请北洋大臣王文韶将《国闻报》封禁。
严复与王修植觉察到办《国闻报》的危机，便由王修植私下委托直隶总督署的日文翻译陶杏南前往面见日本驻津领事郑永昌，郑提出“若能改为日本人名义，则可免除此危难”。
随后，王修植又亲自到日本领事馆，对表面上将《国闻报》归之日本人一事进行确认。郑永昌将此事报告给日本驻华公使矢野雄文。
后经王修植与郑永昌商议谈妥后，郑永昌将时任《国闻报》记者的西村博叫来相见，彼此约定在表面上暂时将《国闻报》转让，以西村博名义继续发行。
张元济在信中提到：“《国闻报》消息灵通……署中已三发封禁之议矣。
文中“东邻矢野君”即指日本驻华公使矢野雄文。
不过，将《国闻报》“假盘”给日本人，仍未使风波平息，不久，在俄国人的怂恿下，御史李盛铎弹劾《国闻报》及严复，参奏严复有“与日人勾串之事”，他们以弹劾《国闻报》为陪笔，矛头直接严复。
谕称：“有人奏，天津设有《国闻报》馆，咸谓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道员严复合股所开，本年三月间，归日本人经理，而水师学生译报如故，应请饬查禁等语。……著王文韶查明该报馆现办情形，及道员严复有无与外人勾串之亊，据实具奏”。
夏曾佑在信中提到：“《国闻报》馆近日又为李木斋（李盛铎号）所劾，其折中劾报馆一层不过陪笔，而实则劾又陵（严复）”。
时隔不久，天津俄文馆迁移至梁园门外（今河西区大营门一带）新馆。1900年因八国联军入侵天津而停办，1903年并入北洋大学堂俄文专科班。
王文韶特委王莞生（修植）赴学堂，会同严复在头三天考驾驶、管轮诸班，考以天文、驾驶、弧三角……等项。第四天，考以格致、化学……。第五天，考以汉文论说。（
当日，严复拜会了直隶总督王文韶。（次日《国闻报》）
王文韶在接到光绪皇帝的谕令后，派天津海关道李岷琛密查，李岷琛致函日本驻津领事郑永昌，询问“《国闻报》馆果否系日本人经理，并接自何人之手”。日本领事很快复函：“前《国闻报》馆主李志成，福建人，因亏本歇业，曾于中历本年
王文韶对严复甚为敬重，严复又多次拜会过王文韶，王文韶不想与严复等人过不去，也不想在自已管辖的地方出什么事，就回奏说：“今该道被参报馆合股，及与外人勾串各节，既查无其事，应仰恳天恩，免其置议。”为严复开脱。但又“谕饬严复并学堂学生等，嗣后不得再有只字附登馆报，以自取戾”。
不过，严复虽被谕饬“嗣后不得再有只字附登馆报，以自取戾”。但他还是我行我素，继续在《国闻报》上发表文章。
在王文韶即将离开天津前，22日王文韶特上书为严复请奖。奏折中说，严复等 “尽心督课，不遗余力，以积年综理之功，储异日兵轮之用，询属著有微劳”。建议将严复交吏部从优议叙。旋光绪皇帝在奏折上硃批，“著照所请，吏部知道”。
荣禄到任后，欲将大学堂改称高等学堂，但丁家立坚持保留大学堂之名，盛宣怀在上诲也坚持用“北洋”二字作为校名。
时为北洋大学堂总办的王修植，积极投身变法运动，草拟变法奏折，不遗余力地为光绪推行新政而出谋划策。史载，其所条陈之内容为“开铁路、设邮使、裁绿营、立学堂、改科举、开经济特科等十二事”，由“大府上之”。帝认可，降旨实行。大府者，上级官府。明清时，称总督、巡抚为大府。直隶不设巡抚，最高长官为总督。当时的直隶总督是荣禄，荣禄是慈禧的心腹，属于后党保守派代表人物，与以翁同龢为首的帝党维新派相对立。因此，王修植那充满变革思想的奏折不可能由荣禄呈递，唯一的途径是由总理衙门代呈。
应当指出的是，王修植的奏文与康有为的《戊戌奏稿》内容相呼应，是众多奏稿中比较全面和有份量的一件，因之，王修植成为“一时名宿，咸以识时俊杰相许”。
荣禄还委派王修植对天津的书院改为学堂制定办法、对推广普及俄文制定办法。
严复也多次拜访了这位新顶头上司，与荣禄也保持有良好的密切关系，荣禄也借重严复的资望，委其办理一些事情。
1898年6月底，经严复校改后的《天演论》慎始基斋版本，正式刊行。
这是《天演论》的第一个正式通行本，分上下两卷，木刻一册，由李凤高署签。
严复由于主办《国闻报》深受顽固守旧人士忌恨，多次遭到参劾，由於顽固守旧分子的百般阻挠，后来，“主其事者不知何故，忽易前议”，又改变了主意，严复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事，终于流产。（
奏折称：“臣前承恩命，视学闽中，在任数年，于该省人才时时留意……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候选道严复，本船政驾驶学生，出洋学习，于西国典章名理之学，俱能探本溯源，精心研究，中学亦通贯群籍，著述甚富，水师情形，尤其所熟知专习。久在北洋供差，奉公之外，闭户寡合，其人品尤为高卓”。
王锡藩认为严复“通达时务”，朝廷应“量才器用”。光绪皇帝因此批准严复来京觐见。被王锡藩同时推荐的还有林旭等人。
同日，光绪皇帝命“北洋差委候补道严复，着荣禄饬令来京，预备召见”。
1898年9月11日（七月二十六），身为北洋大学堂总办的王修植奉荣禄之命，在天津承担了接待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工作。
王修植传达了直隶总督荣禄的问候，并设宴款待。伊藤表示：“中国如有谘询借助之处，甚愿竭力相助”。
1898年9月１２日（七月二十七），荣禄“设宴款待”伊藤，王修植、袁世凯、聂士成陪坐。
1898年9月13日（七月二十八），天津县令吕秋樵、与王修植相继宴请伊藤。
席间，王修植赋诗，希望伊藤向朝廷“直谏”，借鉴日本维新“前箸”。其诗曰：“元老宾王国，知非汗漫游。墙余旧痛，错壤动新愁。往事怀尊攘，雄图展亚欧。吾皇求真谏，前箸熟为筹？”伊藤虽未作和，但其随员森泰二郎却赋诗以答：“纵目津门阔，高楼依上游。江山尚作恨，花鸟亦关愁。势岂三分国，洲唯半壁欧。谁防未然祸，尔我慎边筹。”
光绪皇帝向严复详细垂询办理海军、开办学堂以及其他方面的事情，奏对约三刻钟之久。
“光绪帝：“本年夏间，有人参汝在天津《国闻报》馆主笔，其中议论可 都是汝的笔墨乎？汝近来尚在《国闻报》馆主笔否？”
严 复：“臣非该馆主笔，不过时有议论，交于该馆登报耳。”
光绪帝：“汝所上报之文，其中得意文章有几篇？”
严 复：“无甚得意者，独本年正月间有《拟上皇帝书》一篇，其文颇
长，当时分作六、七日登报，不知曾蒙衘览否？”
光绪帝：“他们没有呈上来，汝可录一通进来，朕急欲观之。”
严 复：“臣当时是望皇上变法自强，故书中多此种语，今皇上圣明，
业已见之行事，臣之言论已同赘旒。”
光绪帝：“不妨，汝可缮写上来，但书中大意是要变什么法？”
严 复：“大意请皇上于未变法之先，可先到外洋一行，以联各国之欢；
并到中国各处纵人民观看，以结百姓之心云云。”
光绪帝（微叹）：“中国就是守旧人多，怎好？”
此外闻垂问事甚多，约奏对三刻钟之久。严观察既退，遂回寓，将春间登报稿本上紧修缮，以备进呈。”（
但是，还未等严复将《拟上皇帝书》,抄呈光绪皇帝，一个星期后就发生了“戊戌政变”，维新变法宣告失败。
但光绪皇帝暗中又由林旭带出另一个给康有为的密诏，令其速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
这一天，衔史杨崇伊密奏慈禧太后，呼垦皇太后即日训政。
这一天，康有为又接到密诏，即与林旭、谭嗣同、梁启超、徐致靖等商讨救帝之策，决定由谭嗣同出面说袁勤王，当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凱，劝袁助行新政，举兵杀荣禄。袁世凯假装应允。
同日，《国闻报》报道了光绪召见严复的消息。
这一天，慈禧太后自颐和园还宫，直抵光绪皇帝寝宫，怒诘光绪皇帝，并尽括章疏携之而去，当日还迁光绪皇帝于灜台。
正好林旭也来到郑馆，林旭通报说“上势甚危，太后命新章京所签诸件，自今日惠呈太后览之”。郑孝胥在日记中记有“返馆，幼陵，噋谷（林旭）皆来。噋谷言，上势甚危，太后命新章京所签诸件，自今日惠呈太后览之。”
这一天，光绪皇帝接见伊藤博文，慈禧大后亲自在屏后监视。事后，吕君止设宴招待了伊藤博文。
这一天，袁世凯面见光绪皇帝，请训后，即返天津，尽泄谭嗣同等密谋于荣禄。
这一天，得到风声的康有为离京，从天津逃往上海。
这一天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训政，并下懿旨拿康有为。历103天的维新变法以失败告终。
这一天上午，梁启超访谭嗣同，正对各事有所计划的时候，忽闻政变和懿旨拿康有为，并抄南海馆（康寓所）的消息。
梁启超在午后二时赶到日本公使馆求救，当晚梁启超躲进日本公使馆，日代理公使将梁化装成猎人，乘火车去了天津。
谭嗣同表示：“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吾己无亊可办，惟待死期耳。”竞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有人劝他逃亡日本，他坚决不走，准备赴死，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据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尝手书当时维新党之姓名，张诸座右，以志其恨”而严复名列其中，经军机大臣王文韶全力挽救，严复免遭迫害。
这一天军机大臣大学士王文韶密示意严复离京。
政变发生后，慈禧下令搜辅康梁等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和粱启超都是从天津出逃的，荣禄在天津派出多路人马，进行搜捕。王修植是其中一路，荣禄把王修植当为自已的心腹，在七月十五日，曾派王修值在天津担任过对伊藤博文的接待工作。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伊藤来访是引发戊戌政变的导火线，9月20日慈禧太后亲自在屏后监视光绪皇帝接见伊藤博文，21日慈禧太后就发动政变下诏训政。后来，粱起超在《戊戌朝变记》中写道：“七月十五日，日本候相伊藤博文过津。八月之变，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借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当时有维新派官员建言，希望任用伊藤博文为顾问官，参与新政。
关于荣禄派王修值搜捕康、梁一事，有几个说法。
其一，张元济后来曾作《追述戊戌政变杂咏》一首：“权奸只贯工欺蔽，直以官埸作戏场。欲纵故擒聊布局，逋臣稳渡太平洋。”又附注：“夏穗卿（曾佑）语余，闻都中政变，任公（梁启超）避入日本使馆，已由日人送至天津。日领事郑永昌伴至塘沽，将登日本兵舰，觅得日领汽船，与任公话别，旋登岸遇王箢生（修植）、陶杏南于河滨。时菀生以候补道官北洋，询以何来？菀生言捉拿要犯，一笑而散。后菀生告以当日荣禄传见，云奉电旨梁某由日人护送至津，潜图出国，经探报日领已偕至塘沽，将登日本军舰，汝速往塘沽，设法拿捕，务须慎重。菀生心知其意，请带日语翻译，荣云陶大均可，菀生请同行，荣允之。即派小火轮追至塘沽，遂遇穗卿于途。即登日领汽船，说明缘由，见任公正在船中，佯作不识，时任公已去发，著日本服，日领诿云我船中并无此人，从者指任公形迹可疑。日领云此为我国人。菀生言带有翻译，愿与一谈，任公坚不开口，杏南尝试无效，彼此厮混一场，亳无结果。王陶与任公均好友，荣岂不知？知之而故为之者，正欲遮掩外人耳目，菀生请派日语翻译，正是心心相印，王陶二人即销差，而荣禄遂以追拿无着，复总署代奏矣。”
其二，王修植的曾外孙张闳达写有《我的外曾祖王修植救了康有为一命》一文，文中说：“晚清御史王修植经常奉慈禧之令查办要案。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接到密报称，康有为在外国使团人员帮助下准备出国躲避，立即派王修植率人去天津捉拿。王在港内一条正准备起航的外轮上，遇到了康有为。康打扮成一个烧煤的伙夫在假装填煤，一个随从吆喝一声：“滚开点，不要在这里挡路！”王乘机冲康喝斥道：“挡道！滚！”两人对视了一下，似乎心照不宣。康立即俯首躲开，王修植遂去别处检查。返京后，王向慈禧复命捉拿无果。”
其三，但舟山海详数字图书馆在2011年发表有一篇《放跑康有为梁启超传闻真伪》的文章，文中讲：王修植在追捕中放跑维新派领袖人物，不光他的后人认为是事实，就连参加戊戌变法的当事人也这样记叙，并且流传几十年，可见影响很大。不过，人们从第一手的相关历史档案中考证，已经发现并无此事。
相关史料显示，时任直隶道、北洋大学堂总办的王修植奉命到天津出海口——塘沽港追捕过康有为，但并没有追上康所乘轮船，因此根本不存在见了康故意放跑一节。
台湾历史学家、作家高阳专门研究过这段史实。他找到的史料称：政变发生第二天，1898年9月21日，慈禧命军机大臣拟拿办康电令给在天津的荣禄。慈禧阅后交被软禁的光绪皇帝。光绪踌躇久之，方始发下。当天下午三点半，荣禄派道员王修植带同英文翻译到塘沽，知康有为所搭者为重庆号轮，因派飞鹰舰往追。中途以燃料不足，折返。王修植于次日中午回津。
康的女儿康同璧在其回忆录中也说，康有为当时出逃乘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号轮离开天津。荣禄派海军飞鹰舰追赶。飞鹰舰的速度比重庆号快一倍，可是走到半路，兵舰的煤不够了，只好折回天津。康因此逃过一劫。
北大历史学家茅海建等文章说，梁启超能够逃生也与王修植无关。梁在政变发生后逃入日本驻华使馆。9月25日深夜，由日本领事郑永昌等护送从天津紫竹林搭帆船去塘沽，26日凌晨被清军蒸汽艇追上，但双方只是隔船交涉，清军带领者也不是王修植。当天清晨，日本领事在塘沽遇到日本军舰大岛号，就马上将梁送上日舰。以后也无上船检查事件。这有袁世凯（当时代荣禄主持直隶总督府事务）当天给总理衙门的电报及郑永昌事后向日本政府的报告为证。
当天（八月初六）夏曾佑在日记中记有：“六日，小雨竟日。夜起，至待庵（王修植）处，知国家有大事也。”
夏曾佑在日记中记有：“初七日，睛，访待公（王修植），知其将往塘沽。”
这一天，在勤政殿举行训政礼，光绪皇帝被幽禁于南海瀛台。
这一天，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人被捕入狱。
1898年9月26日（八月十一），夏曾佑在日记中记有：“十一日，晴，与西村、井上游于塘沽，见聂功庭、黄少卿、黄花农、吕秋樵诸君方捕亡人。”昔人云：“鸿飞已翔于寥廓，弋志独见于薮泽。”
透过夏曾佑的日记记载，可见荣禄在天津派出多路人马，王修植只是其中一路，搜捕康梁维新派领袖，确有其事。
但据茅海建的《戊戌变法史事考》，他查阅了日本外务省档案，从日本公使林权助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电文上看，日本人对营救梁启超早已有所安排。
另据郑永昌的报告：本月（1898年9月）25日，他与另外两名日本人伴梁启超，换上猎装，自晚上9点左右从紫竹林俏俏登上一艘中国船，中途被北洋大臣的快马号拦截，快马号上乘清国的警部，持枪士兵和其他二十多名中国人。他们声称有梁启超，但郑拒绝搜查。当时这艘船被绳索缠上准备艳回天津，大约逆行200米，双方辨论起来，经过两个多小时达成协议。清国警部与持枪士兵，以警护为由，转乘郑的船只，一同去塘沽，而快马号则回天津禀告。翌晨7时，到塘沽日舰大岛号旁，军舰上放下炔艇，此时清国警部与士兵见此情形便打算各自逃离去，郑与梁启超四人上了大岛号。从郑永昌的报告中，可见梁启超的逃生似乎又与王修值无关。
1898年9月27日（八月十二），严复所主持的《国闻报》以《视死如归》为题对谭嗣同被捕前大义凛然的态度作了报导。
不久张元济就去了上海。
1898年11月，北洋水师学堂第六届驾驶班畢业。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 已亥）
戉戌政变后，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上台执政，《国闻报》与清政府关系十分紧张，严复和王修植屡遭参劾，他俩深感报馆已成是非之地，再办会殃及自身，决定停止办报。但日本人却想继续办下去，郑永昌向外务省发出密信称：“现今王修植已陷入行将解散之窘境。然而，该报发行数已达到三千，如果很有前途的报纸就此破产，实为遣憾。”后来，王修植与郑永昌立约，将《国闻报》报杜的所有机器、铅字、生财什物及一切费用等项，出卖给日本领事郑永昌，价钱洋值一万一千元。
1899年3月（二月），山东义和团朱红灯部起义。
1899年7月，北洋水师学堂第六届管轮班毕业。
严复在信中言及：“《国闻报》有死灰复燃之说，必不可信，大家作事尚须格外谨慎回避也。”
内藤虎次郎在与严复见面之前，所得到的有关严复的信息如下：
“严复字又陵，福建候官人，现为北洋候补道、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年齿四十七，二十年前曾游日本，十年前赴英国游学三年，通英语，已将赫胥黎之书翻译、印行，名为《天演论》。”（《内藤湖南全集》第30页。内藤湖南：《燕山楚水》）
他们两人见面时，采用笔谈的方式，其中论及翻译问题。内藤氏说阅读《天演论》之后，觉得“文字雄伟，不似翻译，真见大手笔”。严复则回答：“因欲使观者易晓，不拘原文句次，然此实非译书之正法眼藏。”又说；“近所译计学一书，则谨守绳墨，他日书成，当有以求教。”……（内藤湖南：《燕山楚水》第33页）
内藤虎次郎回国后，出版了见闻录《燕山楚水》，其中记录了此次与严复的谈话。从严复的谈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严复翻译《天演论》之所以译得像秦汉散文，是因为“因欲观者欲易晓，故不拘泥于原文句次”。
在交谈中，严复还回答了内藤虎次郎提出的，关干对国家财政和官员“中饱之弊”的看法。严复认为，国家富强之道是革新除旧，而国家“理财之大弊”，是那些主财政者，没有把有限的资金，用于推动国家改革的进步事业上去，而是用于“无益的军政”。严复认为，要防止出现“中饱之弊”，则首先须增俸养廉。
内藤虎次郎对与严复的这番谈话极为感动，尤其是在戉戌变法失败后，士大丈都钳口结舌，而严复仍坦然陈述己见，议论纵横，毫无顾忌，感到敬佩。
内藤虎次郎认为严复“是当地第一流人物”，“虽然政变以来，人家箝口结舌，莫有敢言者，他却往往谈论纵横，毫无顾忌”。并说已“拜读了大作《天演论》，文字雄伟，好像不是翻译似的，真是大手笔”。（内藤虎次郎：《燕山楚水》）
内藤虎次郎在这次与严复和王修值的会面中，对王修值的第一印象是“王年齿四十一，容貌温籍，虽不通欧文，犹在现职，盖为才物也。”他与王修植也是采用笔谈方式进行交流。内藤问“贵邦时局，当从何处着手，方见气色？”王答：“政府诸君大都耄而倦勤，必无改革之望，鄙意须从百姓自相团结做起，但鄙邦人不学者多，见解甚短浅，恐一时犹难语此也。”内藤问：“贵国时事，尚难变法耶？”王说：“目前尚未能说到此。大约十年以后，列邦交逼，即使上不变，下亦必变。” 内藤说：“变法亦不应轻谈，鄙邦三十年来，以变法而立富强之本。然今日观之，措置失当者，亦不复少，是贵邦志士，宜所鉴戒。但鄙邦人勇于进，拙于守，贵邦人反之。进者退之，退者进之，予意贵邦人今日之事，未遑言守成之事耳。” 王修植回答：“尊见甚高，去年诸君子，亦正坐知进不知退之病。”王修植对康梁的一些做法操持不同意见，但仍然坚持中国必须继续变法的信念。
针对北洋大学堂十分重视英文教学，当时头等学堂直接选用英文教材进行教学，但王修植却有不同的观点，他对内藤虎次郎说：“以外国文字教工艺、制造等学，事倍而功半，鄙邦今日，教育之法，乃坐此病，地球各国所无，鄙意教育之事，又须由广译做起也。”
王修植重视翻译工作，但对自已不懂英文十分惭愧，他对内藤虎次郎说：“走（我）不通西国文字，忝列此职，抱愧之至。”
严复在信中说：“穗卿想已返沪。……菀生（王修植）本日晋都办引。此老入世狡狯神通，不必我曹代为煎虑也。……顷又闻孙慕韩将有高丽之行，……至于鄙事，尚是漠然无向，姑徐徐耳。”
晋都办引，系指到北京办理接受新职务手续，到底王修植这次到北京有没有接受了什么新职务，不详待考。
1899年，严复委派王邵廉代表北洋水洋学堂跟北洋大学堂的丁家立具体组织举办了校际运动比赛。
除了北洋大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两校外，还邀请了武备学堂和电报学堂参加。这是天津，也是近代中国首次校际间的体育比赛运动。
1894年考入北洋水师学堂的王恩博老先生，1958年在其《谈谈六十三年前的体育活动》的回忆文章中谈到这次比赛，北洋水师学堂“有二十多人”参加，他“还得了第三名”。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庚子）
严复在这封信中提到：“菀生近亦有交北洋查办之事，乃一篇老文字，幸裕制军极力肯为洒刷，当可无虞。”到底王修植的那一篇文字，要被交北洋查办，幸裕禄极力肯为洒刷？不详待考。
严复在信中还提到：“又闻有人见新出《清议报》册后，刻有穗兄（指夏曾佑）吊六君子诸诗，居然将其大名明白著布，此事仆实疑而不信。窃谓穗兄晓人，决不当所为矛盾如是，身为州县，名在禁书中，有是理耶？”信中还请张元济，为弄清夏曾佑是否在《清议报》册后，登有夏曾佑吊六君子诸诗，并居然将其大名明白著布，就近一查，并请立即写信给夏曾佑，“属其设法速止；徒祸身家，于时无毫末之益”。
1900年3月底，严复由天津赴上海，娶朱明丽为继室。
1900年4月下旬，严复返回天津。
此时义和团已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甚是势盛，大造“灭洋”的舆论，处处设坛。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运动已在北方大地迅猛发展。
1900年5月（四月），身在安徽的夏曾佑写信给上诲的汪康年。
信中问道：“又陵想已迎妇而返，菀生已回津否？”“见菀生亦望告以近状。”当时王修植在上诲。
有的资料称：荣禄承西太后旨意，借义和拳与各国开衅，修植力谏，荣禄不从。（待考）
严复从此结束自1880年至1900年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的二十年生涯，从筹设到终止，严复可谓与北洋水师学堂相始终矣
北洋大学堂校舍先为美军占领，后成为德军兵营，校舍被霸占，设备、文档卷尽遭破坏，学堂被迫停办。
1900年7月，严复一家由天津抵迏上海后，赁居闸北长康里。
1900年8月14日（七月二十），八国联军侵入北京。
有资料称：“京城陷，王修值其继母受惊而死，修植亦悲愤成疾。” 王修植惊悉继母受惊而故，遂依清丁忧之制暂离职返乡守孝。清沿古制，凡官员遭父母丧，须去职在家守孝２７个月。否则，视为“夺情”。
1900年8月（七月） ，夏曾佑写信给汪康年说；“菀生知其确已到沪，不知情况如何”。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辛丑）
1901年5月中旬，严复及家眷一行，由上海抵达天津，正式就任开平矿务局华部总办。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壬寅）
１９０２年2月，王修植在家守孝期间，十分关注家乡的教育事业。
在他与定海厅同知吕耀弼共同努力下，经礼部批准，将定海“景行书院”改为定海“厅立中学堂”，并亲任堂长，教授学生。同时，还积极协办“申义蒙学堂”，为舟山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2013年夏志刚先生在定海城北龟山（现413医院内）西坡发现一座清光绪时墓葬，有一横墓碑，碑文阴刻“光绪壬寅秋日静斋应先生之墓 王修植肆题”。光绪壬寅即为光绪廿八年(1902 )，题写墓碑时王修植正因母亲病逝在家“丁忧”。
1902年8月，蔡绍基接替王修植任北洋大学堂总办。袁世凯指定在天津西沽武库重建北洋大学堂。
1902年9月（八月），夏曾佑回到上海。
1902年9月5日（八月初四），夏曾佑在日记中记有“初四，晚访毅白，同至老棋昌、遂意坊，容署、待公（王修植）皆在。”
1902年9月12日（八月十一），时在上诲的夏曾佑在日记中记有：“十一日，访待公（王修植）、颂谷。”
1902年11月（十月），王修植在家乡意外死亡。
关于王修植之死因，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为此说法不一。张闳达在《我的外曾祖父王修植救了康有为一命》一文中讲：“戊戌变法失败后，修植奉命捉拿康有为，而他却有意放跑了康有为，后以‘查无踪’复命。回家后，修植很是害怕，想到此祸将会诛及九族，于是一病不起，后请来一日本医生，给修植打了一针后不久，便口鼻溢血，气绝身亡。家人曾怀疑是被奉命杀人灭口，中毒而死，但结果被否定；又说是因极度紧张而引发心脏病致死，这点似乎更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另据陈瑶所作《王修植----定海最后一名进士》记载：“周世泽老人说，修植回乡后，遭同僚呈报荣禄说，修植借机回乡，不肯替朝廷出力，国难当头贪生怕死。荣转奏慈禧，火速招其进京，传旨官放天津总兵，出兵抵抗八国联军。修植知确难担此任，1903年11月在家中吞金自尽。据说，死后葬于大洋岙山上。”
上述所说王修植的死亡原因及时间，均不准确。王修植应是于光绪廿八年（1902年）十月去世。有资料称王修植“病殁，著有《行军工程测绘》一书传世。”.
1902年11月26日（十月二十七），夏曾佑在日记中记有：“十月廿七，阴，晚作微雨，十一点钟乘汽车（由北京）至天津，吊待公（王修植）之丧……”
另据李伯元《南亭联话.卷三》记载：严复在天津浙江会馆开吊王修植，王修植在京津的朋友们对王修植进行了公祭。
严复还作一挽联：
“兰以香而焚，膏以明而竭，同彼龚生，天年竞夭；
有拨使起之，孰挤使之止，嗟吾子敬，人琴俱亡。”
回顾王修植的一生，最光彩的部份是在天津度过的，与严复共事北洋水师学堂，与严复共同创办《国闻报》，特别是担任北洋大学堂总办期间，组织译局、开办铁路专科、招募人才、投身维新变法活动等，显示出其作为教育家、改革者的才智与魄力。
王修植生前留下的文字极少，许多资料多从友人的文章、书信、日记中获取，很难完整、准确地还原历史。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 癸卯）
1903牟4月27日，北洋大学堂在西沽 的武库新校舍正式复课。
生活困难事，写信给时主持南洋公学的张美翊（让三）。
严复在信中讲：“昨得菊生（张元济）缄知《原富》夏季分利，业蒙于节前□□开平沪局北寄，……
再者，定海菀嫂（王修植遗孀）海侄常有信来，但道度日不易。……弟念菀老平生交游至众，彥升孤嗣葛帔练裙，令人叹交道之薄。窃念定海家计月得二十番便可供□粥。此事独任固难，若众擎之，未必不举。海上定海同乡多公，能为之一呼否？……”
前在1899年11月，严复写信给时在南洋公学管理译书院兼总校的张元济，同意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刊行他所翻译的《原富》， 1900年3月，严复向张元济提出该书的版税问题：“此稿既经公学贰千金购印，则成书后自为公学之产，销售利益应悉公学得之，但念译者颇费苦心，不知他日出售，能否于书价中坐抽几分，以为著书者永选之利益。”后来，张元济答应了严复的要求，同意“以售值十成之二见分”。
1902年11月，《原富》全书共五篇在上海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齐全。时张元济已在1902年7月辞去南洋公学总理职务，投资设立商务印书馆。由张美翊（让三），接任南洋公学提调兼总理。为《原富》夏季分利事，严复遂给张美翎写了这封信。在信中还特意提出“定海菀嫂海侄常有信来，但道度日不易。……窃念定海家计月得二十番便可供□粥。此事独任固难，若众擎之，未必不举。海上定海同乡多公，能为之一呼否？”
王修植亡故后，严复在天津为王修植进行了公祭，并送挽联；“定海菀嫂海侄常有信来，但道度日不易”，严复亦常有接济，但认为“此事独任固难，若众擎之，未必不举。”恰好 张美翊是浙江宁波人，在上海有许多定海同乡，遂请张美翎为之一呼！体现了严复和王修植之间的真挚情谊。
这封信在严复一生的书信中，是目前见到的最后一次提到有关王修植的信件。
严复与王修植的交往从1894年共事北洋水师学堂到1902年王修植亡故，只有短短的8年时间，但从他们的交往历程中，特别是在创办《国闰报》过程中，他们互相配合、密切合作的精神 ，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之间的真挚感情，让我们记住严复！记住王修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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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杰 张世轶编著：《北洋大学与天津》（第一辑），天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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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曲振民：《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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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舟字水产：《帮助袁世凯转变一生命运——晚清舟山奇人王修植故事之一》
13，舟字水产：《日本记者眼中的王修植——晚清舟山奇人王修植故事之二》
14，舟字水产：《放跑康有为梁启超传闻真伪—--晚清舟山奇人王修植故事之三》
15，360百科：《王修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