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是一种成长方式
真正的旅游，就是离开熟悉的地方，然后不一样的归来。离家出行的旅游者，进入异文化环境与非惯常生活状态中，经过一番观察、体悟、交流、对照、思索之后，待到归家之时，已经在视野、经验、心智、能力、认知等方面发生了变化，成为某种意义上的 “新人”，平稳度过了某种困境、危机或瓶颈状态，更好地进入新阶段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之中。由是观之，旅游是促成人生转变的重要力量，是日益重要的个体成长方式。
一、“通过仪式”与旅游者的“身份转变”
在人类学家看来，旅游活动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与社会价值，它是一种人生的“通过仪式”，可以促成人的“身份转变”。综合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迪恩·麦坎内尔（Dean MacCannell）、纳尔逊·格雷本（Nelson H. H. Graburn）等学者的观点，旅游是一种“神圣”的旅程，是一种世俗化的“仪式”，是人们进入下一个身份或状态之前的“驿站”。 根据国内旅游学者郑晴云、余志远、赵红梅等人的研究，结合背包客、间隔年旅行者及公益旅游者的游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经由这种“通过仪式”，旅游者从日常生活中的“原我”过渡到旅游过程中的“真我”，再到回归到常住地之后的“新我”， 完成了自身的“身份转变”， 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再造”或“新生”，推动自身在“成人”“成己”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参照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的仪式结构理论，旅游活动包括分隔（阈限前）——过渡（阈限）——融合（阈限后）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在分隔阶段，旅游者妥善安排工作、学习和生活事务之后，开始收集信息、安排行程、准备心情、打点行囊，对即将开启的旅程充满“快乐的期待”（ 纳尔逊·格雷本语）。对他们而言，离开常住地，空间距离将世俗生活世界隔绝在外，暂时告别日常生活的时空框架与活动规则，脱离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络，摆脱某些束缚、责任与压力，开启无拘无束的个性解放与自由体验模式，不少人会产生一种“全新开始”的感觉。到了过渡阶段，旅游者置身非惯常环境，心境产生跨越，开始游历异国他乡，欣赏优美风光，体验异质文化，了解他者生活，开展本真交往，身心状态慢慢发生变化。这个阶段容易打破甚至颠覆惯常环境中的种种社会“规则”、人生“角色”限定与生产生活模式，旅游者的旧身份几近死亡，如同回到母体子宫。在精神引领、自由导向、回归本真、自成目标的旅游世界里，从轻快心绪、优美景致、旖旎风情到文化震撼，无一不与日常家居生活或工作形成强烈反差。经由直觉感知、认知联想、审美反思、镜鉴观照、情感触动、心灵感悟，旅游者被重新打造与锤炼。在“非同寻常的流放”过程中释放和激励机制的作用下（《旅游研究纪事》主编贾法•贾法利语），他已经不由自主地在旅游的“不同寻常”中发生了改变。第三个阶段是融合阶段，旅游者重回常住地的日常生活世界，给亲朋好友赠送纪念品，通过各种渠道分享旅行经历，并对本次行程作出评价。更为重要的是，旅游者精力充沛地回归社会，此时的他已经不是当初出门时的那个他了。亦即，旧的社会个体已经死亡，新的个体宣告诞生，身份转换悄然完成。对于旅游的这种生命再造功能，谢彦君教授曾有如下论述：“它意味着康复，意味着新生”。
二、旅游促进人们发现自我、再造自我、实现自我
（一）旅途是个试验场，“他者”是面反光镜
在非惯常环境中，旅游者拥有了崭新的人生参照体系，不断接受各种信息的刺激，成为重新认识自我、发现自我、改变自我的重要契机。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认为，“对每个人而言，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找到自我”。在旅游世界中，人们可以在陌生的环境中摘掉“面具”，做回真实的自己，发现人生的多种可能，反思自身的角色定位与职业规划；在与“他者”的相遇中，看到自己的另外一面或另一个我，获得生命意义与存在方式的启迪，重新找到迷失的自我。对此，席慕容曾论道“旅行的意义在于脱离日常生活的轨迹，在撤除界限，在于放松自我，在于融入他乡，在于嬉游中的观察与反省”，余光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人不喜欢到处去看看：多看他人，多阅读他乡，不但可以认识世界，亦可以认识自己。”
（二）出门踏上“跳板”，旅途上演“变形计”
旅途中充满不确定性，会出现各种不可预料因素，邂逅不同的人、事、物，考验着旅游者的应变及适应能力。目的地拥有新奇、丰富、多变的异态生活场景，以及研学科考、文化创意、静修调养、医疗美容、运动探险等不胜枚举的体验活动项目。这些都为旅游者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再造自我提供了无限可能。旅游世界消解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束缚，提供了与自身、与他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机会，人们可以自由行走、自由交往、自由探索、自由冒险，获得生命的解放和个性的自由，让旅游者更加自信、自立、自强。同时，还可以帮助旅游者摆脱人生困境，修复生存裂痕，发现人生的意义，获得奋斗的新动能。
（三）足迹踏出成己之路，归来已非往昔之我
在丰富多彩的旅程中，旅游者得以开阔视野、丰富阅历、增长智慧、释放潜能，是人们提升自我、完善自我、实现自我的基本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说，个体的成长就是走向自我实现，谋求全面自由发展，成为“完整的人”。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早就指出，“你必须超脱常规，结识新人，探索新观念，尝试陌生的路径。早某种意义上，自我成长所包括的风险，就是进入陌生领域和未知地带，在那里，语言不通，习惯不同，而你必须依靠自身。”旅游世界的非惯常环境具有“陌生领域和未知地带”的典型特征，旅游者“依靠自身”去“结识新人，探索新观念，尝试陌生的路径”，体悟生命本真的快乐，走向精神自由之境，实现人生价值。
三、让旅游活动回归真谛
对旅游活动本质属性的探索，历来是旅游学研究工作者努力的方向之一。进入大众旅游时代之后，规模化、制度化、标准化的供给为普通人实现旅游权利提供了条件，也催生了“到此一游”型观光模式，引发了有识之士的担忧。对于这类旅游行为与体验，历史学者丹尼尔·布尔斯廷（Boorstin, D.J.）早在1960年代就曾谓之“肤浅、琐碎”，言辞之中尽显轻蔑与批评。朱莉娅·哈里森（Harrison Julia.）曾刻画了他们的典型形象：“一群衣着怪异、脖子上挂着相机、嘴上吵吵嚷嚷、对文化麻木不仁、像羊群一样急匆匆赶路的人”。在国内旅游业界，长期流传着一句具有调侃意味的顺口溜，也为我们描述这类游客的行为：“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到了景点，胡乱拍照，回来一问，啥不知道。”毋庸置疑，这样的旅游是缺乏灵魂、没有实质收获、名不副实的。
根据前文的讨论，真正的旅游活动——不管其具体形式与内容如何——应该是能够拓展人生的宽度、高度与深度，促进个体自我认同、生命解放与健康成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认真思考如何让旅游回归真谛、促进人的健康成长与全面自由发展、全面发挥旅游业的社会效益。近年来，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逐渐增加，人们对生命质量关注度日益提高，旅行经验也不断丰富，为推进享受型旅游向发展型旅游转型升级创造了条件，以背包客为代表的自我成长导向型旅游群体也在不断壮大。但是，要在全社会范围内真正让旅游成为一种转变的力量，除了游客自觉以外，尚需要政府、企业、传媒、社区居民等方面的共同努力。理论工作者应自觉加强相关理论的研究，为实践提供科学的指导。新闻、出版与传媒机构应综合运用书籍、音像、网络、微信、短视频等媒体，加强对文明健康型旅游理念、旅游成长方式、成长导向型旅游产品的宣传，让“离开，是为了更好地归来”“在路上，遇见最真实的自己”“旅行归来，眼中总有不一样的神采”等理念深入人心。文化、教育和旅游部门应创新闲暇与旅行教育的方式，帮助公众树立正确的旅游观，强化对旅游者理念与行为的引导，防控旅游活动的庸俗化倾向。企业、社区及政府应推进发展型旅游产品的创新，开发更多诸如“我到北京上大学”“重走长征路”“陪着盲人去听海”“湘行乡土写作营”“宁夏隆德变形计之大山里的童匠”“中国旅游集团希望之星成长营”等成长促进型产品。公益组织与民间团体则可以结合乡村地区发展、弱势群体帮扶、生态环境保护，为希望转变与成长的旅游者提供更多平台和机会。
事实上，各地旅游界已经迈出了从享受型旅游向发展型旅游转型升级的步伐。以云南省为例，不少旅游地都在积极推进深度旅游产品的开发，将游客健康成长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例如，迪庆州梅里雪山景区确定了“来梅里，找自己”的旅游形象口号，邀请“梅里使者”推广“不塑之客”环保活动，“转山之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高。丽江古城为自强不息的“口书”创始人——和志刚设立了书斋，建设了王丕震纪念馆、雪山书院（丽江讲坛）、手道丽江等系列文化院落，推出了虎跳峡徒步、老君山飞拉达、石鼓攀岩等挑战型旅游项目。在大理，Voluntour、Gapper、美丽公约等组织推出了打工换宿、凤羽支教、洱海保护等义工旅行项目。此外，还有一些旅行服务机构推出了“秘境云南”中华小天使探索之旅、“父辈的旗帜下·重走滇缅公路·缅怀先烈”公益之旅、“茶马古道——启迪心灵的行程”、香格里拉滇金丝猴保育+志愿者教学+电商助农义工旅行、西双版纳边境守护支教计划等主题产品。上述实践为发展型旅游产品研发、旅游型成长方式培育积累了宝贵经验，其他旅游地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探索，让旅游活动成为重要的成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