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为什么会有哲学？

从生命物诞生演变所经历的三大阶段中，看到了地球人自然进化的历程不仅艰难曲折，而且充满了许多无法意识到想象到的意外和风险。

自然造就生命很难，自然造就人类更难，人在自然进化中探索发现，并获得正确意识则难上加难。往往一个突破性的真理被认识、被确立需要付出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辛勤探索和努力才能实现。

全球哲学家思想家不妨设身处地为远古祖先们想一想：对于那些刚刚开始响应劳动尚无任何科学知识的智人种群来说，他们一旦产生了意识，会经常思考什么？若切实站在低能智人角度推想，他们首先不是想要改造世界观，而是经常关注生存条件所托和生命延续之托。

为此才经常要寻找自己在物质世界中的位置，由此发展到后来产生了如何看世界、如何在物质世界中寻找自己位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劳动再造人类的漫长时期，较早产生并流传的哲学思想是“客观唯心论”，即有神论思想。说宇宙之上有一个神力无边的“东西”主宰一切。这种能主宰一切又存在于人类知觉以外的“东西”被总称为“上天”（或有人性化称谓叫“老天爷”或冠名为“上帝”，它有精神有意志）。客观唯心论是人类最初的创新意识为自己的命运寄托之于自然界中最早确认的自我定位：人是上帝造的，上帝之于人类至高无上。祈愿上帝保佑就必须屈从上帝。

上古口口相传的神学思想即客观唯心主义，是对“自然造就生命时期”整个过程及“劳动再造人类时期”前期阶段之大自然演变过程很客观的哲学概括。它是远古人在大自然面前未取得任何自由的“苦命哲学”，也是现代人遭遇不幸和苦难时容易滋生的一种信仰；它反映了当时人类尚无能力摆脱自然界一切苦难，自然力则反过来可任意造就人之命运的客观性。

（2017年4月16日加注：人们从现实中看到，容易寄托于客观唯心主义信仰的群体，不仅包括在穷困中挣扎和希望摆脱命运不济的人，更包括那些以权谋私而获得巨额收入但同时也陷入忐忑不安和命运焦虑之困境中人。后者属于另一种“苦命”。）

（2017年10月9日加注：当今全球最圆通的宗教当属佛教。它以超越天界的“极乐世界”为客观存在，以“六道轮回”解释命运注定；它以积德行善作为往生极乐世界的追求。不过，它对转世轮回中儿女是父母“讨债人”的解说是否需要修正？）

身处蒙昧时代的远古人或那些面对生存“苦命”和焦虑“苦命”的现实人，都难免不信“苦命哲学”，容易以此为“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一切顺应天意或上帝，一切慰藉于命中注定。所以，客观唯心论的核心思想是“上帝中心论”或者“老天中心论”（中国“宿命论”称上帝为老天爷）。

在当今知识人看来，上述想法当然愚蠢，但在远古文明火烛才刚刚点燃的那个时代，它应该是十分自然而伟大的哲学智慧。

　　客观唯心主义起源于智人种群响应劳动的初期，应该在语言产生后和文字形成以前，即有口口相传的有神论雏形传播于人间。作为最早产生的哲学，显然，它是对所有不可解释其隐秘原因，但可直观眼前幸运与不幸的一种“人与大自然关系”的智慧总结。它产生的物质基础，是远古人的大脑响应功能面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低能性”，为其奠定了不可抗拒的诱因。

因为，当时的智人祖先没有任何物质条件（包括人脑响应条件）可以抗争大自然的任意摆布；没有任何物质条件（包括人脑响应条件）可以揭开自然界带来的许多灾难和风险的缘由中所蕴藏的那些自然奥秘；更没有任何物质条件（包括人脑响应条件）可以使远古祖先相信人是在自然的“信息与响应”过程中逐步演变进化而来的。于是，一切皆由神造。

因为，那是距今以万年计的上古。上古智人祖先不可能不确信人是“上天”造就的，自然界有一种看不见的“神力”自始至终在操纵人类命运，那“神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西方人习惯把那种“神力”称之为“上帝意志”，中国人则把看不见的“神力”统统称为“天意”。

朴素唯物主义相比客观唯心主义有何异同？两者都是在文明史前并链接文明史后的同一个人脑进化大阶段中接续产生的，是在相同的人脑整体性低能响应条件下和相同的客观物质条件下萌发出来的。

朴素唯物论也要寻找“人”在大自然中所处的位置，但其中，隐约的自然的包含了探索“人”究竟是不是“神造”的哲学主题。

唯一不同是：朴素唯物论者堪称同一主题的拓荒者，也称为“无神论”者。他们没有直接为人类社会造“神”，不过，也没有从哲学高度寻找到支撑物质世界形成和演变的最终概念，即对物质“本原”既没有也当然无法“归一”。他们有的把自然界物质根源归结为“气”和“水”，有的归结为变化无穷的“金木水火土”，有的归结为“原子”和“虚空”。

从上古、远古到中古时代，朴素唯物论始终不是官方哲学，属于草根哲学。众多解释中所有解说，都有道理又都不能服众，其所形成的“终极概念”难归一统，又各占一席。涉及到要解释那些能造就其他物质的东西又是“谁”造就的？是什么使它们变化起来的？均无服众解释。

　　（2008年加注：如果说客观唯心论是人类自我定位的发端，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总根源，那么，朴素唯物论则是人类探索宇宙间物质自身变化规律的发端，也是自然科学的总根源。智人种群是因为自发担负起要完成自我定位的“哲学使命”，才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哲学领域，闯入到了科学领域并延伸到了宇宙宏观和粒子微观领域。）

　　公元前4世纪，有代表朴素唯物主义最高成就的德谟克利特（注：古希腊哲学家，公元前460年～公元前470年）曾针对“物质世界是什么使它们变化起来的”疑问，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猜想。然而，他刚刚声称是它们“自己变化起来的！”（据《西欧哲学史》记载）即被宗教法庭问罪，因其违反宗教旨意被逐出雅典。哲学史上记载的这一重要事件，足以说明：依据当时绝大多数人大脑响应条件来衡量，朴素唯物论无法再向前迈出一步，如果当时也“归一”了，那同样是一种“神”的力量，同样归于客观唯心主义。

客观唯心论与朴素唯物论两种哲学，在今天看来均缺乏科学根基，在共同寻找人与自然关系上，它们没有出现实质性差别。而且，朴素唯物论反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按“上帝精神”造就物种多样性的“神话”。两种哲学唯一差别是：理论概括上一个概括程度较高，成为统一流派“一花独放”；另一个概括程度较低，成了俗家之言“百花齐放”。

现代人从哲学史上可以清楚看到：客观唯心论在相当长的古文明时期，它可为多数人接受，朴素唯物论因其解说纷纭未能形成社会主流意识。这便是劳动再造人类前期和中期，客观唯心论成为主流哲学思想的原因之一。

　　足见，人类哲学诞生之初无政治意义。它在按当时条件很客观地“摆正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和位置后，即开始启发物质条件极差的地球人为祈愿神佑，被动顺应自然和逃避灾难，同时感恩和接受“上帝”或“上天”的赐予，不去有意违抗“神”的意志。这对增进和丰富人脑响应条件，帮助人类遵循“顺应自然”而劳动、而避害的生存法则，起到了智慧向导作用；对人类在极差环境中延续种群、繁衍生息给予了难以估量的精神支撑。

　　比较一下：当今生活条件十分优裕的现代人，有人稍稍遇到艰难和挫折就感到痛不欲生，想一死了结。而我们的上古、远古祖先，他们在食不裹腹和餐风宿露的条件下，究竟是靠什么精神力量支撑他们顽强地活下去，使之生生不息繁衍至今的？就是靠“神”的信仰。因为从自然造就生命时期末期开始，祖先已意识到“上帝”或“老天”无论如何要给一部分人留下生存空间，只要逆来顺受，一切屈从“天意”的摆布，总会有生路。

　　于是，一方面相信“神”的保佑，一方面顺从“神”的旨意，对大自然带来的一切灾变和恩赐均要去领受、莫违抗，即成为当时人类可以生存下去的强大精神支柱。今天的科学思想能够推测到太古时期的灵长动物和远古人类在其各自生活地域，曾经经历过无数次毁灭性的地震、飓风、海啸、洪灾和天体运动大灾难，而残留的生命火种则又再次繁衍生息兴旺起来。那种灾变与续火的更迭必使远古智人首先悟出的哲理是：上苍在掌控一切。如今，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远古祖先经历灾变后的遗址，还有祭奠天佑的神坛。

哲学，为什么首先是世界观学问，然后才是方法论学问？正是因为自它诞生起，便是远古祖先为了确认人类自我生存空间和命运寄托，继而确认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学问。之后，人与天主之间的定位又不可避免延伸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再接着，把对“天主”的崇拜移植到社会体制中，人为地促成“政教合一”和政教合一统治下的人与社会关系。于是，早期的客观唯心论即演变成了统治者用于对民众施以精神控制的世界观。

客观唯心论曾在很长一个时期走向了它顺应“人与自然”关系的反面。“政教合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禁锢人脑响应条件、禁锢民众思想自由、禁锢科学探索的思想空间，它只对少数统治者有利，对人们现世精神寄托有利，而对科学发展前途和人类长远进步没有一点好处。

西方的“上帝中心论”或中国的“天命决定论”，是占据人类哲学史主导地位、支配执政理念和束缚民众意志最漫长的哲学思想。其主因有三：一是文明史起源阶段大自然的各种“灾变”给予人类心理烙印太深的原因。各国宗教大都基于客观唯心论思想，而宗教也恰恰是人类难以抗拒、难以承受“大灾难”和“人性恶”的产物。二是劳动再造人类时期的文明之进程过于缓慢的原因。三是后来的宗教统治者和封建统治者主导的结果。

　　从客观唯心论开始，即可看出其后及至当今的哲学思想体系均是围绕一个轴心在发展，这就是：不断地重新寻找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位置。如果不看哲学流派和分支，只看主线，那么，其所显示出来的每一次哲学“本原”问题被重新圈定的唯一的推动力，恰恰就是“人脑”的生化物质功能即响应条件在持续发生巨大变化。

　　（2008年加注：所谓“哲学发展主线”是以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推进哲学本体论演变的思想史发展主线；是首先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础，进而扩展到“人与社会”、人与整个物质世界关系的思想体系。哲学各种流派的分支体系则不同，常常不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哲学思想体系的立足点，而突出强调某个思想断面的价值观。）

（2008年加注：比如，萨特的存在主义对“人与财富”、“人与社会”予以最高关注，它为人们所提供的是适应“现世”生存和实现“现世”人生价值的哲学智慧。存在主义对西方价值观和当今中国知识界影响深远。为尊重信仰自由，本书对萨特存在主义不详评。）

（2008年加注：但必须提示——萨特把财富和金钱等社会存在价值提到了至高位置，他由此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历史标签”。即“萨特”盛行于哪一国时期，也是该国自然生态遭严重破坏时期。显然，这与一种盛行的哲学思想所推崇的价值观关系很大。）

　　（2008年加注：存在主义以其深刻的现世价值观激励人们崇拜社会存在、追求社会价值，很难免导致全社会忽视人类和谐发展的基础是自然，然后才是社会。问：没有天伦何来人伦？天伦可以不管不问，人伦必然丧失殆尽。哲学作为洞穿世事的学问，她清楚看到：凡是失守了自然法则的哲学思想，最终，也会促成它的崇拜者失守人伦底线。）

（2010年加注：比如，分析哲学也属于哲学思想发展史的分支。它跳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重点关注哲学概念与科学概念的关系，且把数理逻辑与语言分析视为哲学全部使命，主张改变哲学与科学的地位，认为只有让哲学做科学的奴仆才能视科学为崇高。）

（2010年加注：分析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担负起了人的智慧必须从定向定位方法，积极迈向技术操作方法的延伸重任。它的哲学思想对推动科学事业发展有显著作用。但是也很遗憾，它以哲学分支立场否定哲学主流尊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则属于失之偏颇。）

（2010年加注：分析哲学主张放弃哲学对人类精神命运的关注，势必酿成难以遏制的精神危机；它急盼用数理逻辑理顺所有语言，又未免于把理性思维压缩在狭小空间导致人性的卷缩和扭曲；它未能理解人类文语何以要分为哲理语言、文学语言、科学语言、数字语言四大语系，它对四大语系相互联系共同支撑人类智慧的方法作用知之甚少。）

　　（2010年加注：也是因为分析哲学的思想指针极端崇尚一种狭隘语系，所以，它尤其感叹哲学语言和人文语言“玄虚混乱”，寄望用数理逻辑“理顺”所有语言；又因为它刻意专注语言梳理和概念分析，这就难免有意无意舍弃了科学探索的创新原点和智慧源头。）

　　人脑对自然、对社会、对体内外信息之响应敏度的提升和变化，不仅表明人脑功能在提高，也表明经验与常识丰富了人脑记忆积累，改变了人脑生化基因的遗传条件。到了现代，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实践在发展，科学知识在增长，人类文明在不断进步。

然，不论你从哪个角度来总结，有一点：自然界的变化相对于人脑功能的进化速度总是缓慢的，反过来，人脑功能的进化速度相对于自然界的变化则是迅速的。因此，人就不可能不通过哲学思想来实现人与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位置及其关系的不断调整。

正是此一原因，便使我们看到了客观唯心主义演变成“政教合一”统治思想之后，它的最消极的一面，就是严重阻碍了人脑响应条件能够自然并且自觉地去实现人与自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使我们看到了“政教合一”成为人类思想禁锢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仅从上古远古祖先确认人与自然关系之单纯的谋生存角度，而非政治角度来分析，就能看到客观唯心论发展到宗教统治期的主要弊端，恰恰是它没有考虑人脑功能的变数与大自然变数间的关系，它长期把进化的人脑人性与自然与社会间的关系固错了位置。

　　古大西州、古埃及、古印度、巴比伦、古中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创建，标志着劳动再造人类时期已进入到后期发展的一个提速阶段，直到19世纪末劳动再造人类时期才算结束——那至少超过20000年的时间，也恰好是智人种群响应条件的提速阶段。因为日常口音概念被普及，后来有了文字，有了自觉逻辑思维的加速人脑进化的提速条件。

　　从地球和人类演变史中，可发现相对于自然造就生命时期和劳动再造人类时期的前期之漫长阶段，其之后的数万年尤其是有文字记载的数千年间，智人的杰出代表如雨后春笋相继涌现。由于早期口头文明史已经失落，后人只能根据文字记载重点提到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他应该被称为人脑响应条件进入后期提速阶段的杰出哲学家和科学家。

　　德谟克利特仍然是朴素唯物论者，但是，他的智慧启动了后来历时数千年社会发展过程中人脑响应条件被加速提升的进程。他的一生开创性的研究过宗教、艺术、逻辑学、宇宙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等10多种学问，留下了50多种著作。劳动再造人类时期快要结束时的伟大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把他称之为诞生于古希腊的“百科全书”。

他早于公元前4世纪就从哲学思维角度提出了知觉以外的“粒子”问题，他把那种看不见的粒子称为“原子”，认为物质世界是由“原子”组成的。可惜，他对知觉以外超微粒子的思维把握，仅仅属于“一花独放”，当时没有人具备接受其思想成果的响应条件，与20世纪初爱因斯坦相对论一发表立刻引起全球科学家共鸣的脑功能比，差甚远。

所以称，德谟克利特的大脑智慧不代表当时人脑的整体进化水平。但又不可否认，在他之前和之后相加的数万年间，智人种群的大脑对物质世界的响应深度和广度确实不同于过去了。在此，哲学应当牢记人脑功能的变数与大自然变数之间的关系，谁快谁慢？本书为德谟克利特而感到遗憾，也为那些同时代的宗教统治者对人脑进化表现无丝毫感动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