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尤为重要的今天，如何持久创新、减少各种“噪声”带来的决策“偏差”，按照预定计划和目标不断努力奋斗，尤为重要。《碳达峰碳中和的中国之道》关注的是能源体系的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我国脱碳成本曲线显示，在达到 75% 脱碳后，曲线将进入“高成本脱碳”区间，而实现 90% 脱碳的年成本可能高达约 1.8 万亿美元。后疫情时代，大规模的绿色公共投资计划是振兴各国经济以及更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高比例发展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是实现提前达峰目标的根本对策。

　　《国家科技战略引擎：新型研发机构》认为，新型研发机构是顺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产物，实现创新链条的有机重组，是推动重大基础研究成果和原创成果转移转化、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机制创新。作者以科技部火炬中心的成立及其发展作为线索，分别说明了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陕西光电子先导院、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哈工大机器人（合肥）国际创新研究院、温州大学新材料与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六家新型研发机构，不仅成为攻克“卡脖子”技术瓶颈的中心，还能成为学术交流、人才引进、产学研一体化的开放式创新中心，提升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延续了《噪声》中对人类行为认知的研究，法国经济学家奥利维耶·西博尼在他的新作《偏差》中，分析了人类商业决策的九大陷阱，以及为什么明知决策不合理，却甘愿冒风险的原因。比如在一桩跨国商业并购案中，咨询师分析认为并购对公司作用不大，而且合并后的冲突也会很多，但首席执行官却认为并购可以进行，因为他认为收购该公司所兑换的美元会升值，而最后事实证明首席执行官是对的。这也就是人类在很多决策的时候，更相信自己的直觉而非理性，由此留下了各种商业欺诈的温床。比如讲故事的陷阱，感性的思维模式会将一些毫无联系的孤立现象进行分析和联想，从而得出所谓的模式和需求，而理性的思维模式则会出现确认性偏差，那就是更容易相信支持自己的观点，却忽视与自己立场相悖的数据。为减少决策陷阱所造成的偏差，奥利维耶·西博尼总结了健全决策架构的3大支柱与40 个决策技巧，包括对话机制，从不同角度看待事物、以偏差对抗偏差，以及改善决策机制等等。

　　与《偏差》的作者一样，达利欧也认为财富的多少也与人的认知能力相关。在新作《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中，他考察了500年财富和权力的所有重大变化背后反复出现的模式和因果关系，得出自己的理论，历史通常有相对明确的生命周期，一个是和平繁荣时期，一个是萧条、革命和战争时期，人的一生中，重大的繁荣时期和重大的萧条时期只会出现一次，一旦这些周期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历史的构成板块就会移动，所有人的生活都会发生巨变。书中，达利欧也认为，资本主义也需要进行改革，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体制、经济体系、货币或帝国可以永远存在，当今主导世界的货币从历史上的荷兰盾，先后演变为英镑、美元再到今天崛起的人民币，都是在面临历史大周期和债务大周期的考验之后，不断改革的结果。  

　　李晓教授再《双重冲击：大国博弈的未来与未来的世界经济》一书中，论述了美国金融霸权的真相和“拜登经济学”的本质，在他看来，美国是将金融业务中“欠债还钱”的“债权人逻辑”替换为从“最后贷款人”到“最后做市商”的“债务人逻辑”，抛掉了“黄金魔咒”和“央行魔咒”，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以美元体系来实施。在“领土主义”时代，英国维系霸权的机制是“经常账户顺差+资本账户逆差”，而在美元的“经济主义”时代，维系霸权的机制则是“经常账户逆差+资本账户顺差”，强化了自己作为“金融国家”的地位。而拜登经济学的本质则是，建立一个更高市场规则标准的经济体系，将中国排除在外。在大国博弈的时代里，之前中国“以开放促改革”，和平崛起，而在未来，需要“以改革促开放”，这样才能在“逆全球化”的不利局势中，通过“向内用力”，实现可持续性的崛起。

　　同样的，赵昌文博士在《从持久战到双循环》一书中，将中国经济体分为革新型发展中经济体、革新型发达经济体、僵化型发展中经济体和僵化型发达经济体四种分别进行考察。每一种类型的经济体在长期增长绩效方面的差异，既取决于是否仍具有后发优势，也取决于决定后发优势能否得以实现的体制可改革性。其中，体制可改革性是改革动力和改革阻力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改革阻力主要是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束缚；在改革动力中，政治家——政治领域企业家或一切愿意并能够真正推动制度创新的政治人物——是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在他看来，“向内用力”的改革，不会出现反转和崩溃，也不会以“歼灭战”的方式“速胜”，而是需要经历“持久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