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思想·人生

——《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读后

陈宣妃

 

像奥德赛一样朝着心中的方向御风而行，终点是，没有终点。

——题记

（1）摒弃狭隘的学科观念

在介绍阅读这本书的心得体会之前，我想先讲讲为何会选择它。老师在课上谈到这本书时，说这本传记十分精彩有趣，传主的一生与20世纪的历史紧密联系。经济、哲学、历史，这三个词连在一起，瞬间就点燃了我心里那簇火苗——我对这些社会科学怀有极为浓厚的兴趣，大学两年以来在其他课堂上（譬如现实生活中的博弈思维、冷战史讲座），我深刻体会到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交融的魅力。经济学并不是圈起来的一块独有领地，用计量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学习它的过程中应该存在着许多“交互项”。本书的传主，“50年来最伟大的发展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就是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知识分子，他致力于打破学科之间的隔阂，创建起一个“统一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伦理学等的相互交叉、融合”。

作者杰里米·阿德尔曼几乎贯穿始终地强调了赫希曼的一个习惯：将生活中所观察到的零星事物与“小想法”收集起来，从对周围环境的细致观察中得到一些独特的见解。在阅读这本将近九百页的书的过程中，我也有过许多“灵光乍现”的时候，但想要全部记录下来，实属一个重大的挑战。这篇读书笔记，我想仿照赫希曼的这小习惯，将阅读过程中受到启发的一些片段给摘录下来，并尽可能按照其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串联。这算是梳理，也算是与赫希曼思想的一次“会饮”。

（2）奔赴未知的战场

赫希曼能够成为一个全球性知识分子，与他青少年在柏林的那段日子息息相关。生在一个条件较为优越的世俗化犹太家庭中，赫希曼从小便被父母鼓励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世界，到处游玩的经历以及求学的过程也让他有了更多机会去观察不一样的风景、思考不一样的东西。赫希曼在海因里希·埃尔曼的推荐之下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给了他启动新世界的一把钥匙——尤其是它与现实政治的相关性。加入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后，赫希曼与另一位成员坚持认为，“为了实现目标，更有效、更可取的方式是从组织内部发出不同的声音，而不是简单地选择离开。”很显然，关于“退出”及“呼吁”的问题已经在青年赫希曼的心里埋下了种子，只待历史来催熟。（赫希曼后来著有《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

在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人纷飞的唾沫里，在魏玛共和国逐渐坍塌的过程中，在国会大厦炙热火光的阴霾下，赫希曼记下了列宁的话：“革命者有时试图证明，（统治阶级）绝对无法摆脱危机。但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完全没有任何希望的形势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怀有此种理念的教条主义者无异于在眼前蒙了一层黑布，无视历史分叉的可能性。可现实却是，希特勒得到了大批拥护者，纳粹党打败了社会民主党及共产党站上了最高的位置，并对社会各界的犹太人进行了驱逐甚至施以暴行。这个时候的赫希曼意识到，“体制内的抗争（呼吁）不但是徒劳的，而且简直就是自杀。是时候走出去开创新的局面了（退出）。”

在这里可以看出，“退出”与“呼吁”在赫希曼心中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的。不过在选择退出之前，对于体制的忠诚总会让人产生“断去手足”的挣扎感。本书的作者在书的后半段引用了克尔凯郭尔的一段著名的文字，即亚伯拉罕向上帝献子以示忠诚时，内心所充斥的焦虑不安。赫希曼对此的评价是：“（这）让我们明白，即使是最忠诚的人，他们的行为也包含着大量理性计算的因素，因而不同于纯粹的信仰行为。”这段痛苦而漫长的心路，赫希曼认为，起码也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自由。

（3）行动才能决定历史站位

前往法国后，赫希曼对于单向度的、教条的共产主义愈发意兴阑珊。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的反对派必须摒弃所有原教旨主义信念，从来没有“历史一定站在我们这边”的说法。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比喻：这种“认为不用行动就能到达终点的人”——他们觉得只要站的位置正确，历史这条传送带就会无任何条件地把他们送向光明的远方，因为在他们眼中只有一条康庄大道。可是血淋淋的现实摆在所有人的眼前，纳粹主义似乎（从表面上看）正将奄奄一息的资本主义从泥沼中拖出来，希特勒刚上台时向民众承诺的“面包、工作与尊严”，也在德国经济逐渐好转的局面中被一一实现。在对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进一步了解后，我发现希特勒似乎也怀揣着这样一种历史必然性的信念——发动战争、掠夺其他民族的生存空间，是德国崛起必不可少的一环。当然，这个战争狂徒最后还是被这种错误的历史必然性给打败了。

赫希曼在法国遇见了伦佐·吉亚，他抨击左派人士在传统上一直坚持高调的道德主义、“伪饰的行动主义”和苛刻的“革命纯洁性”，并说：“一个挺身而出大声疾呼的人的价值，就远远高于你们这个由非法移民（指德国流亡者）组成的整个网络……”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十分震撼，部分革命者总喜欢把“等一切时机都成熟了”挂在嘴边而迟迟不肯行动，这究竟是真的慎重还是被所谓的“大局观”给束缚住了手脚？从后来赫希曼有关拉丁美洲改革的思想中，足以窥见了吉亚这种“以行动为导向的理念”对他产生的深远影响：赫希曼对总想在能够对全局进行把控之后再做出计划的决策者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他认为不必等待所谓成熟时机的到来，因为那只“隐藏的手”总会带来意料之外的收获。

在诸如福楼拜等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下，以及良师益友欧亨尼奥的熏陶中，“实干精神”在赫希曼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成为了他一生思想发展的一个基点。他奔赴西班牙内战的前线，不断往返于意大利、法国之间帮助营救犹太精英分子，从美国重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前往拉丁美洲近距离观察这个落后的社会……赫希曼是一位文人，也是一个战士；他是一位思考者，更是一个实干家。

（4）带着怀疑的眼光去观察

这本书——或者可以说赫希曼的一生中，贯穿始终的有两个关键的词：怀疑与不确定性。欧亨尼奥·科洛尔尼传递给赫希曼这样一种感觉：建设性的行动和目的性明确的思考皆以不确定性为先决条件。也就像老普林尼所说：只有这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没有任何事情是肯定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你认为你可能是错误的；怀疑则意味着你不确信自己是否知道。不确定性会令你缺乏自信，但是怀疑不会。”欧亨尼奥和赫希曼都认为，怀疑具有创造性，它能够激励人们去采取行动，而不是被束缚在某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下，遭到怀疑的拖累，成为迟迟无法采取行动的“哈姆雷特”。我认为还得加上一点，不能做一个“白痴怀疑者”，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的人，事实上只是单纯的“脑袋空空”罢了。想真正将怀疑内化为寻找答案的动力，则需要无微不至的观察，显然，赫希曼将这一点做到了极致。

赫希曼一直在怀疑：对历史必然性的怀疑，对普遍规律的怀疑，对凯恩斯理论的怀疑，对“均衡增长”的怀疑……这一切都促使赫希曼去对周围世界进行观察，然后成为一个“经验亲近者”。他所记下的第一句格言就是蒙田的：“观察、再观察，直到永远。”在意大利的时候，赫希曼就通过收集大量数据，识破了意大利所谓现代“自给自足”型经济的假象。他仔细观察周围人与自己那些司空见惯的情绪变化，经历交通堵塞时发现了“隧道效应”­——人们预期改革会带来收入增长；但是，看到自己的收入增长落后于其他人群或阶层时，人们会产生被剥夺感，从而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反对力量。这也解释了为何七十年代的社会心理急转直下，被愤怒与嫉妒所包裹。

赫希曼对一切宏大的理论都保持深刻的怀疑，他认为不存在这样一个能够囊括所有细节的模型。他给出了一个忠告：对于许多社会科学家都具有的那种偏好——根据对一个时代的观察构建出一个适用于所有时代的永恒的理论体系，必须予以警惕。他希望从观察到的“小想法”出发，“就好像拾起一块块拼图一样，拼凑出一个伟大的思想，而不是从抽象出发，去定义日常所经历的。”这里让我想起了亚当·斯密，他的某些观点就是二元甚至多元的，这源于他经常从抽象和具体两个维度去解释一件事，以至于有时候会自我矛盾。事实上，赫希曼对这种“悖谬”的东西总有着无限的兴趣。

（5）强权是悬在贸易头上的一把剑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道，“贸易的自然结果就是和平。两个国家之间有了贸易，就彼此互相依存。”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在《国家实力与世界贸易的结构》中，赫希曼试图将全新的（国家）马基雅维利主义和国际贸易体系结合，将强权政治与全球贸易连接。他强调人们不该把强权看作“不理性”的东西、或是反动精英某种努力的结果（熊彼特就作此想），而应该认识到“经济侵略”这种行为倾向是内生于国家主权体制当中的。赫希曼在《国家实力与世界贸易的结构》创造了这么两个新术语：供给效应与影响效应。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影响效应越大，它以军事力量为后盾，采取强硬立场的空间也越大。那么对于强国来说，放弃自由贸易绝非一种下策——他们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对周边弱小的国家采取经济侵略。

结合现实来看，前面提到的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经济就是这个道理。“法西斯政府通过协同控制手段，把意大利经济的方方面面都收归国家以及各种准国家组织所有。” 强国通过强权操纵国际贸易，以牺牲其海外殖民地及周边弱国的利益为代价来扩张自己的国家权力，这也是为什么法西斯国家的军事扩张野心会不断膨胀的原因：“只要国家权力依赖于对贸易的管制，经济就会成为服务于暴君的奴仆。”

斯密主张不再把财富看成国家所有，而是社会所有。但赫希曼认为只要还存在大国、小国，富国、穷国之别，掠夺性活动的诱惑就永远不可能停止，这种脱离现实制度的观念或“福音”并没有太大帮助。基于此，赫希曼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必须要对经济主权进行严格的约束，禁止掌握国家权力使用商业武器。“必须剥夺各独立国家之间组成的联盟所拥有的组织、调节和干预贸易的独占性权力”，并将这种权力转交给“领事机构”、“商会”……从而将贸易从国家那里“解救”出来。

看到这里，我想起了美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三国所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由于无法与美国政府大力补贴的进口玉米竞争，数百万墨西哥小农失去了农场，国内农业遭受重创，民族工业的衰落与巨大的贸易逆差为毒品贸易提供了温床；而美国则享受了来自墨西哥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加速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并提高了商品的综合竞争力（墨西哥人似乎已经离不开可乐了）。即便戴着“自由贸易”的帽子，这其中也似乎已经有点“经济侵略”的意味了。在贸易上，弱国很难从对强国的依附中抽出身来。也就是说，直到二十一世纪，赫希曼的伟大构想似乎还是没得以实现。

（6）不平衡使列车开得更快

赫希曼是一位伟大的发展经济学家，《入世哲学家》这本书用较大的篇幅描述了他在此领域的经济思想，想要全部概括并非易事，因此我将从我感受最深的几个地方粗略地讲一下自己的理解。

在来到哥伦比亚之前，同在美联储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事亚历山大· 格申克龙在一次会上的发言对赫希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人类社会要向前发展，并不以铲除落后为先决条件。落后也包含着一些隐藏的优势……落后的社会可以跳过一些发展阶段，而先进的社会必须不断地逐步更新其厂房和技术。因此，落后可能是一种资产，而不是负债。”（亚历山大·格申克龙著有《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

历史无限分叉的可能再一次萦绕于赫希曼心头：“落后和后发恰恰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使它们有可能跳过所谓的‘正常顺序’的某些阶段，甚至将‘正常顺序’反转过来。”欧美学者总喜欢把总结出来的理论一般化，声称它们普遍适用于所有社会。他们都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历史从来就不是单行道。我觉得这种观点就好像勾勒出欧美大陆的版图边线，再硬移到第三世界的地图上，除非智利的领土伸进太平洋，否则怎样也变不成美国。

在经济学领域，有些“专家”会故弄玄虚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有一些则偏好一种“宏大体系”，希望能够根据对一个时代的观察构建出一个适用于所有时代的永恒的理论体系。赫希曼对一切宣称可以从总体上一次性解决的模型秉持怀疑态度，对各种宏大的理论怀疑几乎贯穿了赫希曼的一生。

信奉平衡增长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家普遍持有此种看法：计划者必须要创造一些轨道，使一个社会从一个均衡状态切换到另一种均衡状态，要同时打破所有阻碍发展的障碍（比如罗森斯坦-罗丹推崇的大推进理论）。赫希曼从来就不是一个常规的经济学家：就好比在英国求学时，当周围人激烈争论凯恩斯主义是否正确时，他转而去研究其他方面的问题；二战结束不久，便从欧洲重建的决策中枢前往拉丁美洲发展的第一现场。这个时候的他开始反其道而行之，对“不平衡”的作用越来越着迷。

在赫希曼看来，改革意味着拥抱各种张力，并把它们内化。正是改革导致的“压力、张力和不均衡”，才推动了发展，然后又进一步释放出更多的摩擦、冲突和张力。在《经济发展的战略》一书中，赫希曼区分了两类关联：前向关联，即加工或销售某种产品以满足消费需求时导致的效应（后端）；后向关联，即对产出、销售某种产品的投入（前端）。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推动一个行业或部门的发展可以促进一系列张力与短缺，进而使相关联的其他行业和部分共享发展的果实。

此外，赫希曼 还发现了一种“以陷阱促发展”的模式。一个项目表面上看起来是失败的，但是在它带来危机的过程中促使人们在摩擦中学会融合，同时会引发一系列意外的进步，这些项目就是赫希曼所说的带来不平衡增长的扰乱器，它们会加剧所谈到的那种“张力”。赫希曼在《发展项目述评》一书中提出了 “隐藏的手”，他用这个术语来描摹那种隐藏在“跌跌撞撞地取得了成功”的过程背后难以捉摸的动力，我认为这个词是对他发展思想的高度凝练，也是他几十年来对“不确定性”痴迷的又一反映。

最后，我想就赫希曼的一句话谈谈自己的感受： “不协调：你不得不面对某种与你的个性不相称的东西，但最终的结果是，你改变了你的个性。” 我认为那些总想在能够对全局进行把控之后再做出计划的决策者就是没有对这点进行考虑，他们总认为一切事情都能在协调之中发展，一旦出现所谓的不协调——即不平衡，就会认为改革是失败的。其实在改革的过程中，所有事物都在发生变化，原本的问题不再是问题，原本的条件又成了问题，就是在这种条件-问题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我们的前进呈现螺旋式上升的趋势。赫希曼说项目形塑制度，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地去调整这个体制，才能让发展的列车在一条“波浪式”的轨道上前进，而不是千方百计想要一辆前行中的火车毫无颠簸地“平衡”转向一条快车道里。我想，如果真的实现了，恐怕牛顿也不会同意吧。

（7）利益是激情与理性的中介

赫希曼对经济学所做出的另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在《激情与利益》中对社会利益及个人利益的讨论。在这个时期，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令和赫希曼失望，因此他重拾古典政治经济学，希望通过回溯历史，思考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基础，并对以皮诺切特为代表的怀有专制独裁思想的统治者提出挑战。但这并不代表他与外界的现实切断了联系，我觉得正是这种与古人之间的“会饮”，令他与现实塑造了又一层崭新而又紧密的联系。

休谟曾于1747年写下过这样一句话：“理性是并且应当是激情的奴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幸运的是，人们生活在了这样一种情境之下：虽然他们的激情可能会促使他们做出邪恶之事，但是他们的利益却足以阻止他们这样去做。”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中有提到一种类似博弈的概念，即应让人们之间的利益相互制约。但要论这些人中对赫希曼影响最大的，那非斯密莫属了。

赫希曼认为，斯密的作用在于，他将“利益”与“激情”这样一对反义词转变成了同义词——即当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的时候，就能够推动整个社会进步。部分人片面地将斯密称颂为传播“自立福音”的使徒，却不知道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一贯致力于调和公民人道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一个重商主义的批评者，斯密选择“小贩原则”这一略带贬义的词描述了这样的现象：“丝毫不关心民众幸福、只知道追求自身利益的大地主、大领主和商人的行为，却导致了对‘民众幸福’、‘公众福祉’至关重要的非意图后果。”他还写道：“对于这场大变革，这两个阶层完全不理解，更加不可能事先预见到……”很难不怀疑，赫希曼“隐藏的手”的隐喻是否是在这里得到的灵感。

赫希曼也非常喜欢斯密的好朋友休谟的一个观点，即各种制度确立前都要基于这么一个假定：所有人的行为都指向同一个目的，即个人利益。那么，就可以利用他的这种弱点让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这里也可以看出，休谟是在为压制那种可怕的激情寻求一条出路：即将对荣誉与权力的追求转移到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上（主要是指金钱财富）上来，这样就不会造成什么过于严重的后果了（可能是指对权力的热爱引发了战争）。很显然，赫希曼读出了休谟的这种思想。以上观点也很好地诠释了这样一句颇有深意的话：“人们希望把恶人变成有自己的利益因而不再有兴趣去作恶。”

但是，这个机制见效也有一个前提，即受利益驱动的政府和民众在行动中均需学会自我约束。赫希曼希望出现一个由自利的个体组成的经济，而且他能够带来某种权力，从而对“政治决策者”进行制约；同时他还希望，他们追求个人的自利目标的行动可能会导致某些悖论性的后果，例如导致特定制度的诞生——这些制度能用来治理国家。也就是说，自利的个体在过分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往往容易忽视自己作为“社会一份子”的存在，赫希曼希望他们将渐渐遗忘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重拾起来，避免国家在不知不觉中陷入独裁者的魔爪。站在这种视角来看待历史，仿佛也能窥见纳粹是如何利用人们的心理去达到目的——那些被希特勒承诺“面包、工作与尊严”后从而高举右臂的德国人，他们对帝国的“忠诚”，是不是也源自于对个人利益的狂热？

赫希曼在《激情与利益》中还引用了托克维尔的一段话，我觉得凝练而深刻：“一个民族，倘若只知道乞求自己的政府维持秩序，那么在其心灵深处早就成为一个奴隶了，它是自身福利的奴隶。在它这样做的时候，那个打算给它套上枷锁的野心家也很快就会粉墨登场了。”

（8）特立独行的奥德赛

事实上，赫希曼与我“刻板印象”中的经济学家不太一样。他不怎么用数理模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善用修辞与文字去捕捉和刻画各种细小而微妙的差别（他认为斯密也颇具这种才能，故而使他的一些想法显得有些矛盾）。“经济学家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消去模型中的外生变量来显示他们的进步……”好像模型里变量越多，就越能体现出其先进性。事实上，在上计量经济学的课程时，我也有过这样的疑惑，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怎么能够凭一串公式就去预测某个个体的行为？“保持其他条件不变”是否太过乌托邦主义了？

赫希曼的另一个独到之处——就是利用社会心理学洞见来解决经济学问题。他引用了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可以改变想法。正是人们对发展抱有的错误观念给发展的道路铺满了荆棘，这种观念可能是旁观者偏见的产物（大部分是那些“经济传教士”的功劳），因而会影响人们对潜在的替代方案和改革路径的认知。我们不必等到将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找到，把改革所需要的条件都了然于胸再开始行动。在你找寻通货膨胀产生原因的过程中，钞票已经没有纸值钱了。 “对风险无知可以抵消风险厌恶，而这是非常有益的。” 赫希曼这样说。想要促使原本不愿意采取行动的风险厌恶者成为积极的行动者，就要看“隐藏的手”发挥的力量。

赫希曼对自己的一些同事感到十分失望，他们从不肯承认自己的局限性、拥抱世界的“不确定性”。许多经济学家“舒舒服服”地躲在不断扩张的经济学帝国内部，与“外部世界”发生的事件完全绝缘——尽管这些事件可能是灾难性的……他们似乎从不知道，经济事件和政治事件之间是有联系的。这里的“似乎”用的极为巧妙，有些经济学家是真的预见不到某些政策给一个国家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吗？或许吧，对于有些人来说，错误的出发点让他们真的看不见；或者是像赫希曼口中那些“芝加哥男孩”一样，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甚至利益点，选择性地 “看不见”。毕竟，当初选择加大对拉丁美洲的投资力度，本就是美国政府用来遏制国外激进主义运动的政策之一（沃尔特·罗斯特）。

当然，赫希曼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他经历了诸多风波之后仍充满希望，被朋友亲切地称为“乐天”，但有些时候他显得有些过于乐观主义了。他总是倾向于认为那些不在原定计划内的事情一般都会带来“意外之喜”，低估了特定环境下创造型项目的风险甚至可能带来的灾难。博尔努铁路支线作为导火索引发了尼日利亚的内战，七十年代智利动荡的形势，都让赫希曼不得不直面政策的各种“消极副作用”……

 

在笔记的结尾，我想感谢这本传记的作者杰里米·阿德尔曼，他用生动的语言和同赫希曼一样善于观察的眼睛为我们展现了这位思想者、行动者波澜壮阔的一生。就像作者自己所说的一样，他并不想将赫希曼的一生断成几个节点，仿佛在某一天晚上他就突然“顿悟”，于是思想发生巨大的转变。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赫希曼从不困于从前的思想，但是他也不会僵化地与之前的知识划清界限，必要时仍会将它们拾起去解释一些现象。这一点或许也可以用于我对之后经济学的学习。赫希曼的思想令我受益匪浅，但往后随着阅读量的增大，肯定会遇到和他相悖的思想，希望那个时候我能真正学会赫希曼“怀疑”的小习惯，在抉择后觅得属于自己的真理。

 

Ps:本文是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经济系2020级陈宣妃同学在“经济学说史”课堂的第一次读书笔记。征得陈同学同意，发布与此，供同学们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