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G/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文地理学的人文环境系统整合研究
近日，国际顶尖地理学刊物《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PHG)》刊发了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樊杰研究员关于“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文地理学的人文环境系统整合研究”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通过选取一些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成果的方式，描述了在中国不同阶段的综合人类与环境系统研究，其中反映了人文地理学发展过程中的理论方法和社会贡献。该报告还展示了以下因素对中国人文地理学坚持人与环境系统整合研究的影响：中国古典哲学关于人与土地和谐共存的思想、西方人文环境关系理论、苏联经济地理学研究方法、可持续发展科学、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需求、研究庞大复杂系统的不断完善的数学模型和大数据方法，以及中国的管理体制改革和特殊的科研体制和背景等。
1. 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社会贡献
现代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自那时起，人类和环境系统的整合一直在寻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利用学术研究来支持政策和管理。特别是21世纪，综合研究在关注国家和地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引入了现代科学方法来调查复杂的领土系统，并通过遥感数据和大数据揭示自然和社会现象。因此，综合研究推动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在更广阔的地理世界中具有独特的发展轨迹和学术特色，可以说中国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已经在全球领先了一步。
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社会贡献表明，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专注于对人类环境系统的综合研究是卓有成效的。人文地理学在人文环境系统集成研究领域具有独特的学术和应用价值，并取得了较高的学术和应用成果，可以影响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中央决策。
首先，中国人与环境系统整合的研究进展与国外人文地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科学的进展密切相关。其中，西方可持续发展科学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对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理解，并增强了对“人”——中国人文地理学中的社会系统——的认知。
其次，一些中国人文地理学家不仅停留在哲学层面讨论人与环境的关系，还坚持开展大型科学研究项目，深化对中国不同发展阶段和地区条件下人与环境系统基本特征和成因的探索，以及主要的冲突和协调。它在知识创造方面反映了中国不断变化的人类和环境系统，发展了跨越不同空间尺度的可持续发展模型，以填补中国可持续发展科学的空白。
第三，人类和环境系统研究的进展与中国社会的变化密切相关。1949年以后，以农业区划为核心的农业和农村地域体系研究满足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布局的需要。1978年改革开放后，在探索市场机制的过程中，中国的土地利用研究满足了城市和区域规划转型的要求。21世纪，人与环境系统整合研究的重点是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也符合中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可以看出，从农业区划到国土空间规划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目标更加复杂。同时，中国政府更加重视科学证据作为决策依据。由于形成的制度环境和客观需求，中国人文地理学家开展了人与环境系统整合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决策。
2. 不同阶段的研究方法
人文环境系统的综合研究是地理学的一个共同研究领域。事实上，中国早期的地理学家采用了综合性的研究范式，将自然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来解释自然和人文地理现象的出现，并描述其分布特征。
（1） 1920-1949：引入跨学科和应用导向的方法
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从一开始就立足于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社会现状，工业化和城市化仍处于初级阶段，现代科学也是如此。近代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主要是通过从欧美归来的中国学者引进近代科学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当时，现代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学术著作，例如La géographie humaine中所描述的人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思想，被认为与中国“天人合一” “因地制宜”的经典哲学思想是一致的。这一思想得到了中国人文地理学家的广泛认可和应用。这导致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文地理学对人类环境系统的持续整合研究。
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客观上为人文地理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学科提供了条件。由于中国学者具有为国家服务的社会责任感和为社会服务的人文情怀，现代中国人文地理学从一开始就强调农村问题和国家的其他主要需求。
因此，直到今天，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都采用了大量的跨学科的方法，并需要大量的应用研究。一个世纪以来，一些中国人文地理学家的研究影响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这些研究包括胡焕庸的《中国人口分布与统计与地图》、周立三的《中国农业地理》和吴传钧的《中国粮食地理》等。
（2） 1950-1970：苏联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方法的采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与按照苏联经济建设模式发展的中国经济一样，中国的人文地理学也按照苏联模式发展。1949年至1978年，中国地理学和苏联地理学一样，由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组成。经济地理学的“经济”范畴仅仅是社会主义经济所承认的物质生产部门，这为人文地理学关注自然和经济的研究以及服务于以发展农业和重工业为重点的国家经济战略创造了条件。中国人文地理学以人文环境关系为研究对象，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早期，基于长期研究经验发展起来的经验方法成为探索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常用方法。
苏联经济地理学家的成就对于塑造中国人文地理研究的现代方法论、支持人文环境关系的研究主题以及加强面向社会需求的价值取向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时期翻译和出版的苏联经济地理学家著作中表达的理论方法，如苏联工业地理、苏联经济地理和运输与工业结构，在旧中国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经济地理学家和新中国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新一代经济地理学家的研究实践和学科建设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首先，经济地理学关注社会主义生产布局的需要，强调生产布局的目标函数是使国民经济整体效益最大化。第二是强调自然地理环境、交通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在生产布局中的作用，以保持经济地理学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质。第三，经济地理学运用经济地理区划和区域生产综合体的研究方法，从整体性和区域异质性的角度实现了对区域发展复杂系统的科学理解。第四，技术和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显著增强了经济地理学定量解释生产布局内部机制和计划利弊的能力。
（3） 1980-1990：受西方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影响
中国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及与西方社会地缘政治关系的转变，使其学术界得以与世界前沿接轨。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正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一批中国人文地理学学者借鉴西方学术思想，对全球化与本土化、社会文化转型、贸易与金融进行研究，出现了一组新的人文地理学分支。传统的经济地理学家（即坚持研究人与环境系统整合的人文地理学家）及时捕捉了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概念和研究进展，并在当地和全国范围内调查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大量新兴人文地理学分支的社会化和人性化，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人与环境系统整合研究未能满足当时中国追求GDP快速增长的主要需求。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地理曾面临与西方社会相同的困境。当时，城市地理学在为城市规划和旅游服务方面仍然很有价值，因此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等著名大学将地理系的名称改为城市、旅游等系，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国家战略。因此，对人与环境系统整合的累积研究已成为服务国家需求的最大优势。在中国，不仅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没有出现，城市和地区的科学也没有真正形成。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和发展差异。为了服务于国家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决策，需要积累长期以来在国家、区域、城市和农村等不同区域的不同空间尺度和类型上形成的人与环境系统整合的研究，以及相对成熟和强大的学科力量。在中国，只有人文地理学能够履行这一职责，这是其他学科难以取代的。正是由于人文与环境关系整合研究的学术成就和社会贡献，有力地推动了人文地理学乃至地理学在中国的复兴。在过去的十年里，一些放弃地理的大学重新恢复了地理系。1978年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整合西方人文地理学在该学科中既方便又时尚。这导致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多样化。
遵循吴传钧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区域系统理论，一批中国人文地理学家抓住中国城市化、土地开发和区域发展深刻变化带来的机遇，探索了一条学科建设的发展道路，包括提炼关键科学命题，回应现实需要，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实现创新，促进学科发展，在学科发展的同时提高学科服务国家的能力。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过去40年里，中国人文地理学一直是为中国政府服务的国土规划的一支基本学术力量。
（4） 2000至2020年：开始研究区域综合系统
进入21世纪，以吴传钧、陆大道等为代表的人地关系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等关键领域的系统深入研究取得进一步进展，其在决策和社会应用中的作用显著提高。中国的人文地理学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以中国科学院和省级科学院为基础的研究单位，以及以大学为基础的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团队。人文环境系统集成研究的百年持久性和重大成就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人文地理学研究团队，中国科学院的人文地理学推动了全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并作为学术研究中心发挥着主导作用。除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综合研究背后的特殊科研体制和管理体制外，中国人文地理学家掌握科学规律，顺应科技发展前沿，这也是它们能够在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并在不同发展阶段服务于中国国家建设战略的重要原因。近年来，中国人文地理学家倡导在全国和地方范围内将数据库和模型应用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分析和优化，并结合“开放的特殊复杂巨系统”的研究原则，对区域复杂系统进行科学考察。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人文环境关系是人文地理格局和演化中最基本的关系，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大国，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存在显著差异。人与环境的互动机制、动力机制、作用和影响都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和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的特点。地表系统的完整性决定了区域之间的横向相互依赖，以及区域子系统和区域整体系统之间的纵向相互依赖。通过这种方式，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因复杂性、区域差异、区域间的相互依赖以及时空尺度的转换而发生变化，这构成了整个领土体系。显然，在国家和地方的可持续发展中，不同的地区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其领土系统中人类环境关系的演变创造了不同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在掌握了人类环境系统的变化模式后，中国人文地理学家追求目标功能（例如，更好的整体国家效益、更好的综合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以及强大的长期可持续性）。他们探索了调节人类环境系统、优化中国国土空间发展的科学途径。现在，中国的发展迫切需要从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转变为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对自然承载力和主要功能区划的系统研究及其在决策中的应用，是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中国可持续发展进程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
3.结论
目前，中国的人文地理学学科是多元化的。有四个原因使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综合研究得以继续。首先，在1949年前从西方社会归来的第一代人文地理学家中，有一部分人在1949年后坚持人文地理研究，始终坚持人与环境的综合研究。近一个世纪以来，它们基本上主导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脉络。其次，1949年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人文地理学家接受了苏联模式的良好科学训练，成为第一代倡导的人文地理学综合研究的实践者和学术带头人。第三，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决策者的注意力从可持续发展扩展到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文明建设，这对人文地理学提出了强烈的社会需求和新的科学命题。第四，中国人文地理学家在坚持区域研究的基础上，在中国人文地理学中实现了人与环境的全面整合，而不是国外的可持续科学发展。
中国人文地理学面临三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来自科学界。人文地理学的综合研究方向正逐渐成为地理学乃至整个地球科学的共同方向。人文地理学缺乏数据库、模型库、信息采集与观测系统、人文环境系统模拟器等基础设施建设，尚未形成综合集成研究的理论体系、技术方法体系和分支学科体系。因此，关于人与环境系统整合的研究并没有牢牢地锁定在人文地理学的范畴内，在人文地理学领域的比较优势也不强。
第二个挑战来自人文地理学本身。由于中国日益分散的科学研究机构，以及日益突出的以SCI/SSCI文章为导向的个人评价体系，人文地理学学科的新一代学者可能正在失去对综合研究的关注。
第三个挑战来自科学的管理机制。政府部门倾向于将重大科研项目移交给政府部门下属的新兴科研单位完成。直接为政府提供人文地理服务的机会可能会减少。面对这些挑战，中国人文地理学只能走向更广泛的综合整合。为了确保中国人文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有必要进一步重视人与环境系统整合的研究。未来，人文地理学在人与环境系统整合研究中的优势应该建立在对人类子系统演化和分布的深入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国外或全球地理学与中国本土人文地理学的融合，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人文地理学学术思想和理论，学习发达国家相关学科（包括可持续科学）的研究进展，是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的较好策略。
（原文Fan, J. (2022). A century of integrated research on the human-environment system in Chinese human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221085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