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道学堂按」林正德《非常十年》在《幾道学堂》已经连载164期，深受欢迎，特别是作者的老师同学校友，认为写出了他们的亲历而不深知事实、欲说而说不出的心事，要求加快发表。为了不延误发表全书，以飨读者，现把《非常十年》移至价值中国网，加速刊发！
长篇新写实小说：非常十年（林正德著）
林正德著：《非常十年》（连载164）
《非常十年》第二十二章（11）
19日晚，毛泽东找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和几个老帅谈话，声色俱厉地道：“我等了你们三天，你们不来。如果是这样，我回湖南，陈伯&达去苏州，江&青留在北京，让你们批判、枪毙。”他又说，“陈老总不是很想王明吗？把王明请回来做文革小组正组长，你陈老总做副组长……”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开了七次生活会，江*青拿着毛泽东19日晚的批评说话：“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政变的预演，复辟资本主义的预演。”
在强大的高压下，几个老帅和副总理不得不做了检讨，但也有的不肯做检讨。一天，戚本&禹打电话给李先念，催要书面检查。李先念的秘书面带难色地对坐在沙发上的李先念说：“戚&本禹同志又来电话催了，他说您的检查文革小组没通过，让你再写一份，明天送到钓鱼台。”
“你告诉他，我没错误，没什么可检讨的，你就说，我不写检查。”李先念怒气冲冲地道。
“这样硬顶不好，还是再写一份吧。”秘书劝说他。
“你就这样讲，我命令你这样讲，就说我李先念不写检查，一个字也不写，看他怎么办吧！”李先念依然盛怒未已。
秘书迟疑了一下，拿起话筒说：“戚本*禹同志，实在抱歉，先念同志病了，医生要求绝对卧床休息，检查暂时不能写了，过几天我再送去。”
“不对，我没有病！我就是不写检讨！”李先念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大声道。
秘书慌忙把电话挂上了。
江*青对谭震林的揭发信中把她骂为“武则天”始终耿耿于怀，3月6日，她叫戚本*禹和北师大谭厚兰通气，决定“反击‘二月逆流’先从谭震林开刀”，“反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刀。”于是，8日北京街上出现了“炮轰谭震林”、“谭震林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等大标语，对所谓“二月逆流”的反击战打响了。
同日，北师大“井岗山”、农大“东方红”、农科院“红旗”等十几个组织在北京农业展览馆召开了“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喊出了“打倒谭震林，解放农林口”、“谭震林的黑报告是二月逆流的宣言书”、“谭震林欺骗毛主席，罪该万死”等口号。大会揭发谭震林泡制“大毒草”——大寨展览——和“镇压群众运动的罪行”，并当场揪走了代理农业部部长江××。
9日，陈伯*达在一次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讲话”：自上而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他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当天，在农业部门口召开了首次批判谭震林大会，农林口所属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纷纷发表“声明”和“紧急呼吁”，四处串联，组成了一支数量可观的反对谭震林的队伍。
10日下午，谢富治、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亲临农展馆，给冲占展览馆的行动打气。他们参观了《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听取了北师大“井岗山”学生们的汇报，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一定要把谭震林的问题反映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并和大家一起振臂高呼“打倒谭震林！”、“坚决反击二月逆流”等口号。13日，北京出现了关于李富春副总理的大字报、大标语。民研所洪涛等人在统战部贴出大字报《就中央统战部运动中的几个根本问题与李富春同志展开大辩论》。此后，许多大专院校发表声明，反对炮打李富春。
同日，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贴出了“余秋里是毛主席点的将，我们信得过”、“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等大标语，而石油部大部分组织则未表态。
也在这一天，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发出通告说：“正当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在社会上，从上到下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在这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中，残酷镇压全农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谭震林，又赤膊上阵，兴风作浪，企图混水摸鱼，篡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决定：猛轰谭震林，解放全农口！”“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要求所属各单位立即行动起来，全力以赴，投入战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坚决粉碎这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14日，首都街头出现了10万学生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喊“坚决反击二月逆流！”、“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掀起了大规模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同一天中午，康*生和他的妻子、中央文革联络员曹轶欧一同参观了农展馆的大寨展览，并接见了师大井岗山、农大东方红、农科院红旗等组织代表，他提出说：“由谭震林一手泡制的《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有很多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而事实上，这个展览除两次经周总理亲自审查外，正是他代表中央专门审查批准的。
16日，在农大召开了有178个单位参加的声讨谭震林大会，会上农大“东方红”、中央气象台“红旗”、农业部“红旗”、师大“井岗山”、清华“井岗山”代表做了发言。
17日，红代会批谭联络站、全国农展馆等造反派召开了有134个单位参加的《彻底揭发批判〈全国大寨式典型展览〉誓师大会》，声势十分浩大。
18日，在中南海勤政殿，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联席会议在这里召开，康生声色俱厉地发言说：“刘、邓、陶被打倒了，还有人。‘二月逆流’就是刘邓陶的继承者，同志们看到了，‘二月逆流’的成员们不是国外派进来的敌人，而是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一起战斗的同志。不是一般的党员，而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就是这些所谓的老同志、老党员、老干部，进行了‘二月逆流’的罪恶活动，其危险性也就在这里。‘二月逆流’的性质是很严重的，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次大预谋。‘二月逆流’的干将们，想象赫鲁晓夫那样达到复辟的目的，尽管他们现在发咒，愿意改正，写了检讨，可我也不敢保证，一旦时机来了他们不反扑。”
这一天，陈毅挨批后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汽车里，他指着窗外一掠而过的新华门，感慨万千地对秘书说：“真是巧合！四十一年前的三月十八日，我们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组织四千多民众，冲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反动政府，革命群众遭到屠杀。鲁迅痛斥‘三一八事件’，说这天是‘最黑暗的一天’。想不到四十一年后的今天，我因反对这一类反动家伙，受到批判。”
3月18日，中央碰头会终于结束了，这次碰头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党、政军、文碰头会中断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发言权被取消了；一切权力归于中央文革。不久，林*彪宣布：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军委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会。
20日，在京西宾馆的小礼堂里，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已全部就坐，突然，会场中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戎装笔挺的林*彪手持语录本步入会场，簇拥着他的除了中央文革主要成员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语录本，会场里的人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林*彪为首的一大班人登上主席台就坐。
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说：“我今天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讲阶级斗争、阶级观点的问题。一个问题讲主流、支流。一个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
“……从我们党内，毛主席和刘、邓，谁是谁非呢？那毛主席是正确的，是代表革命的，代表无产阶级的。而刘邓呢？是不革命的，代表资产阶级。一个要向社会主义前进，一个要向资本主义前进，所以又产生了激烈的斗争。……因此，文化革命是很重要的大事，关系国家命运、关系人类的大事，是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还是被另一个阶级所战胜的问题。……
“第二点讲一讲主流和支流的问题。……现在我们来看，这次文化革命到底是主流是主要的，还是支流是主要的？我们可以说主流是主要的，我们说这场阶级斗争中间，我们打了大胜仗，大胜利，中国人民的大胜利，人类的大胜利，这个必须要有一个总的看法。……所受的损失，少数人觉得很大，但实际上比的时候，不但不及于一个解放战争，一个抗日战争，而且不及于一个战役。……毛主席从头到尾强调文斗，但是自发地用了武斗，死伤的总数还赶不上一个战役，甚至赶不上一场流行病，也赶不上一次天灾、水灾、旱灾，所以损失量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我们看到，打倒这些大批的坏家伙，这是多么大的胜利！伟大的胜利！如果不打倒他们，将来大流血，还要实行白色恐怖来镇压，不晓得杀掉好多人，或者用战争来反抗他们，推翻他们，还要死好多人，所以这一主流和支流在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第三个问题是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刘、邓他们是犯了错误了，搞了刘邓路线。现在我们军队出马，全国各地都有，军队现在有的已经实行军管，接管中很多干部十七年来还没有这样干过，这个事情要看成是有危险的，有犯错误的可能，这个错误会犯，比刘邓还厉害，是带枪杆子的刘邓路线比没有带枪杆子的刘邓路线还厉害，还危险。……”
当天下午，毛泽东就此讲话写信给林*彪：“林*彪同志：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可印成小册子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作少许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
同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击溃谭震林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大会》，农大东方红等80多个单位在会上发言，北京城掀起了讨谭的大高潮，很快波及全国。
24日，北京正式成立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余秋里联络站”4月1日，外事口决定成立“批判陈毅联络站”。同日，《红旗》第五期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吹响了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向刘少*奇发起总攻的号角。
这些日子，我们被驻校军宣队的超高压压得喘不过气来，在这最困难的时刻，我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红军想念毛泽东》这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黑夜里想你照路程。……”我们的心里都盼着毛主席能够知道底下的这些情况，及早地发个声音，把我们从厄境中拯救出来。
3月23日，我收到了我二哥寄来的信，里面夹有一份传单，那上面印着的是3月13日的《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通告》、中央文革王力3月13日接见归国学生讲话摘录“谈新反扑”、聂元梓3月14晚整风串联会上讲话（摘要）以及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国科大东方红公社《紧急声明》。这份材料很新鲜，显然也很重要，它就像磁石吸引铁屑一样吸引了我，北京城突然冒出了个谭震林，这是一个颇值得研究的运动新动向，它跟我省的运动有什么关系呢？我心里尚摸不准。
下午，我即匆匆忙忙地赶到学校，我把这份传单交给新革会的诸伙伴传阅，并吩咐黄秋菊说：“这份材料很重要，你把它翻印成传单，作为参考消息，供内部传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