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知识的使用价值对于政治经济学的
重要意义
从政治经济学发展历史看，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广泛而丰富，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同的时代有同不的研究侧重，如，有时研究偏重于政策，有时研究偏重于经济；即使是同一时代对于不同的研究者来说，也会有不同的侧重，如，有的侧重于研究财富的生产，有的侧重于财富的分配或交换，有的侧重于物质财富的生产，有的则把福利和道德纳入自己的研究，有的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的研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甚至研究意识形态对于经济的作用。
无论研究什么，研究者都是人，经济活动主体也都是人。人要进行经济活动，就必须首先知道该进行什么活动？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经济活动？如何更好地进行这样的经济活动，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问题，就是认识问题、知识问题，是需要拥有相应的知识、用知识才能回答的。只要是人，就受到知识的影响，人的思维和言行，就受知识的反作用。研究政治经济学，就是为了更好地提升人们对于政治经济的认识，并更好地指导人们进行新的政治经济实践。也就是说，知识既是人的劳动产品，又能反过来影响人。古人告诉我们，人都“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实践——认识——提高”的规律，对任何人都起作用，无论他是经济一线实践者，还是经济理论研究者；无论他是掌握生产力的人，还是掌握生产关系的人，无论他是居上层建筑，还是处经济基础，都会在实践中不断积累自己的知识、改善自己的思维、不断实现提高的。知识既是意识形态的灵魂，也是政策制度的灵魂；既是生产力的灵魂，又是生产关系的灵魂；既从根本上影响意识形态，又人根本上影响政策制度；既从根本上影响生产力，又从根本影响生产关系。人的言行受知识这个灵魂驱动，人的能力受到知识这个灵魂支撑，有什么样的知识水平，就有什么样的灵魂、什么样的言行、什么样的能力水平。
也许有人会说，是利益而不是知识决定人的行动。对于这个观点，需要认真分析。利益是什么？如何认识利益？什么才是自己的利益？如何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要回答或认清这些问题，就必须掌握相应的知识。正常情况下，人知道什么是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最大化利益在哪里、如何实现。人知道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众人利益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隐性利益与显性利益的关系，巧取与豪夺哪个更有利于保障和发展自己的利益。人是社会性、智慧性动物，是有知识、道德、法律和做人准则的，人不可能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一切，这是被历史和现实证明为正确的观点。也就是说，人对利益的认识会受到其所掌握的知识的影响的。如果其所掌握的知识决定了他只讲自己的利益，而不讲公共道德、法律、做人准则，则他可能什么利益都得不到，甚至会丧失已有的利益。不遵守大家应当共同遵守的道德、法律、做人准则，就会受到那些遵守准则的众人的制约、制裁甚至惩罚，使其无法得逞。也就是说，社会通常有其运行机制，以保障其正常运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正义必胜！人民必胜！”的道理。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或社会及其成员，大家都有着共同的价值准则，并成为大家基本的遵循。完全丧失社会秩序的社会，通常不会长久，也不属此文研究对象。
考虑到传统政治经济学发展面临着的对知识及其使用价值的认识，就此谈谈知识的使用价值对于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一、发展中的政治经济学
（一）几本标志性政治经济学著作
以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为标志，政治经济学自此诞生。此后，有大批学人、官员及其他类型人士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出版的相关著述颇丰，其中代表性的有：1803年，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创作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1817年，李嘉图创作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20年，马尔萨斯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纳索∙威廉∙西尼尔创作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后来，又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新知识经济学等。马克思1859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后，恩格斯整理了其遗稿，并以马克思之名，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发行了《资本论》第二、第三卷。《资本论》主要揭示：私有制下的资本家必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占有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无产阶级必然推翻并消灭资产阶级和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后来，苏联共产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系列文章和著作进行研究，编写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呈现并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观点。
其实，这些经济学都主要涉及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府决策等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都属于政治经济学。
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为依据，吸收欧美市场经济国家政治经济理论，持续开展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研究，创造性地编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使政治经济学获得了新的发展。
（二）发展着的政治经济学
从各个时期、不同学者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情况看，政治经济学研究什么，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立足实践实际、立足学者自己的观察角度，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接续发展了政治经济学，但是，从今天中国大陆情况看，总的来说，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滞后于实践实际的，这符合“理论产生于实践”的基本规律。
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什么，应当是个科学实践问题，是随着实践和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正如物理学开始研究地球上一般物质的物理现象，到后来研究天体物理、微观物质物理、电、磁、量子等物理学，这都是随着科学发展进步而不断发展进步的。政治经济学也应当如此，而不应当固步自封、刻舟求剑。正如西尼尔在其《政治经济大纲》（彭逸林、商金艳、王威辉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2月版）所言，“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人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各不相同。”“人们对政治经济学一词的理解，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改变的。”这才是对政治经济学应有的科学态度。
1、《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一些重要观点。
以《国富论》（亚当∙斯密著，马兰主编，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为例。
这本书的问世，标志着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是一种知识创新。斯密先生在这本书中，定义了价值概念，并首次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一词的含义有二：一是表示某种特定物品的效用，也就是使用价值；二是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具有的对其他物品的购买力，也就是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交换价值很小，甚至没有；相反，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亦往往使用价值很小，甚至没有。劳动才是衡量一切商品内在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虽然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通常衡量商品的价值并非依据劳动。”研究了分工、自由贸易以及各种不同的国家政策、措施等对财富增长的作用，特别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分工对于提高劳动生产力、促进财富增长的重要作用，这个观点受到后人的高度重视。研究了资产的分类及其功效，工资、利润、地租的来源、构成等，不同政治经济学下政府所采取的促进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政策。
如果我们承认斯密先生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当作政治经济学开山之作，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就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2、《政治经济学概论》涉及知识的一些重要观点。
在政治经济学获得巨大发展的基础上，萨伊先生在其《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铎译，商务出版社1997年出版）中主要聚焦财富的性质、以及生产、分配、消费三个环节，指出，“（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并不是研究天然财富或大自然无代价地和无限制地供给我们的财富，而是专门研究社会财富。社会财富的基础是交换与财产权受到承认，而这二者产生自社会制度。”“人们所给与物品的价值，是由物品的用途而产生的。”“当人们承认某东西有价值时，所根据的总是它的有用性。“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价值的基础，而物品的价值就是财富所由构成的。”“所谓生产，并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生产数量不是以产品的长短、大小或轻重估计，而是以产品所提供的效用估计。”“买者买这东西，也只是因为它具有效用，可把它拿来使用。”
萨伊先生显著地分析了知识、理论、科学技术进步、无形产品等对于财富创造的重要作用，并提出许多新观点，如无形产品。他指出，“在一切情形下，都可把劳动区分为三种：理论、应用和执行。一切国家除非在这三方面都很优越，否则劳动就达不到十全十美的地位。”“科学家的劳力，无论是使用在试验上或著作上，都是生产性劳力。”“在我们的时代，大不列颠虽然在科学方面取得了很高的地位，但它的巨大财富归功于它的企业家善于把知识应用于有益的途径以及它的工人能够敏捷和巧妙地执行手工部分的工作，尤其在科学发展方面。”“虽然企业家甚或工人从改良机器的使用最终能得到很大好处，但享受最大利益的总是消费者。”“发表意见就是生产动作，倾听意见就是消费动作，生产和消费都在同时发生。这就是我称之为无形产品的东西。”“生产无形产品的人，通过多次的这种交换行为，可以发财致富。”“劳动的质量，对劳动价值有极大的影响。身体健康心地聪明的人的劳动，比身体虚弱无知无识的人的劳动，价值要大得多。此外，劳动的价值，在劳动需求强烈的繁荣社会，比在人口过剩的国家大得多。”“劳动的价值，并不比其他货物的价值有更充分资格充当衡量在相距很远地方或相隔很久时间的两个价值的尺度。事实上，没有价值尺度这种东西，因为没有东西具有充当价值尺度的必要条件，即价值永恒不变。”“一般劳动利润不平均的最后一个原因，也许最重要原因，是劳动所需要的技巧程度。”
3、《政治经济学大纲》涉及知识的一些重要观点。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西尼尔在《政治经济学大纲》中提出，政治经济学应成为超阶级的纯粹经济学。他的这本书研究财富的性质，以及生产、交换和分配规律，最先用人的心理因素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即效用），并力图把萨伊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说协调起来。同萨伊先生一样，西尼尔先生也很重视观察和分析知识、科学、技能、脑力劳动等对生产力进步和财富创造的重要作用。
西尼尔指出：“个人能力不能完全转移。”“个人能力和素质都是财富。”“作为一个商人，无论小心谨慎的程度如何，都不得不在冒险的情形下采取行动。”“人们的共同愿望是以最小的牺牲来获取最多的财富。”“随着文化的逐步提高，人口增长对生活资料的压力在慢慢减退，但这种压力在一切长期安定的国家中及普遍存在。实际上，除了将先进知识推广开来的那些拥有大部分空地的殖民地国家外，几乎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免除这一压力的影响。”“在导致人口与生活资料增长变化的原因中，知识、财产安全、获取权利与地位的机遇公正与否、交换自由等都是不可以忽略的因素。”“资本可定义为，由于人类自身的努力而产生的，用于财富的生产或分配的一种财富。”“无论在农业方面还是工业方面，各类机器和工具的使用一方面会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降低劳动成本；另一方面会提高部分效益、增加工人工资，最终加快资本的更新速度，使资本所有者加速财富积累并不断实现规模化经营。”“农业在技术上的任何一种改进，都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提高。”“一件物品的使用方式取决于凝聚在该物品中的劳动和资本。劳动包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脑力劳动比例越大，这种劳动的适用范围越广。”“使用脑力越多，一个人完成工作的质量就越高，而且总体成就也越大。”“当报酬低于预付值时，毫无疑问，资本家是亏损的；即使报酬值与预付值相当时，资本家也是亏损的，因为资本家预付的部分，本是能产生利息的；只有当报酬值扣除预付值的剩余部分与预付值的比例大于当时的利润率，才可以说投资有了收益。”“良好的教育有利于提高技术水平，并使报酬增加。”“要想获得可观的利润，资本家必须设法提高工人工作的满意度，表现出对工人的尊重和关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其工作效率。”“人民所拥有的知识、精力和能力等看做国民财富的一部分”“由无形资本而获得的收入可以看做资本利润。”“这部分收入由他们所具备的良好能力（无形资本）或运气（行业突然变得紧俏等）而得。”“能力、知识、技能等无形资本具有不可小觑的生产力，它们所能产生的利润大大超过有形资本。”“人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现在的社会，正是无形资本决定了国家财富的多寡。”“无形资本的数量以及普及程度正左右着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在发达地区，人们投入了更多的时间、精力、财力用于人才和技能培养，使该地区人民在知识储备、智力能力上大大超越了贫困地区。而正是这种能力的培养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支配有形资本，获得更多利益。”“知识就是力量”的理论，在经济学中更贴切的表述是“知识就是财富”。“美洲殖民地壮大的原因何在？他给出的解答是：良好教育。”“美国的诞生也立足于一些人的知识和创造力，此后的发展壮大更与这些人的思想财富密不可分。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一个无可比拟的奇迹，是因为良好的教育培养，以及由于受教育而产生的伟大洞察力和积极进取心。”“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因素可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因素即为劳动者的自身因素，如肉体程度、智力高低及精神状态等属性；外部因素同为影响劳动者的环境等，包括自然因素、资本因素及政府干预因素。”
（三）政治经济学可能的发展方向
从斯密、萨伊、西尼尔三位政治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看，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新揭示，就是都观察并初步揭示到了知识、科学、技术等对于人民财富增长、经济发展、福利提升的重要作用。而且，他们之所以研究政治经济学、形成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目的就是为了影响和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指导政府决策和政治行动，其本身就是为了把自己的知识转化为实践力量和行动，从而实现知识的（使用）价值。并且，他们三人对于这方面的观察与揭示在时间先后上呈现出了继承、深入、加强的态势。但是，从时间上看，在后来者马克思这个“批判者”加入后，这个方向和进程似乎中断和转向了，这可能是一种巧合。再后来的凯恩斯等，为了应对时代发生的经济危机的需要，转变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他根据民主政治的功能，结合政治经济实践和认识的发展成果，把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制度等，作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这体现了科学认识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进步的基本规律。凯恩斯的宏观调控政治经济学，呈现了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强大的政治功能，体现了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高度和新作为，体现了“知识就是力量”，呈现了知识（价值）转化为政治经济健康运行和财富（价值）增长的清晰景象，是把政治经济学知识转化为政治经济实践力量的重要体现，是对政治经济实践更具指导力的政治经济学。但是，凯恩斯经济学立足于解决具体问题，并没有形成一般规律性的理论成果。若要形成一般规律性理论成果，还必须回到正常情况下的政治经济运行状态。如果沿着斯密、萨伊、西尼尔等对于政治经济学新贡献的轨迹去思考，我们可以想像，不久就可能会诞生以知识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
二、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是否研究使用价值的观点
马克思的两种观点。其一，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提出，“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个观点对后来的苏联政治经济学家们影响很大，甚至至今都在影响着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政治经济学者们。至今，中国仍然有许多政治经济学甚至哲学方面的学者只看到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并把这个观点奉为圭皋、雷池，园囿于马克思的这个观点，不愿意或不敢基于现实实践而对这个观点提出新看法。今年七月中旬，中国大哲学家、价值论权威、中国政法大学李德顺教授对我讲，政治经济学不研究使用价值。这确实是中国的实际。虽然李教授自己对于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的定义主要是基于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即使用价值的，（见《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李德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但是，似乎他并没有意识到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同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可以相通、相融、相互转化，并对定义和理解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具有指导意义。
其二，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P154、P411）中说分别说道：“使用价值本身起着经济范畴的作用。至于它在什么地方起这种作用那要由论述本身来确定。”“使用价值一旦由于现代生产关系而发生形态变化，或者它本身影响现代生产关系并使之发生形态变化，它就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了。”马克思甚至驳斥了那些认为他把使用价值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的人。（参阅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P3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很多人忽视了马克思的这个观点。
今天，现实已经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了，知识及其使用价值已深入且巨大地影响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影响着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正如萨伊所言：“只有时间，能够充分证明，可从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关于立法和政治一般原则的知识得到好处。”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就是为了让其理论观点能够指导人类的行动，在人类政治经济活动中得到使用、发挥作用，使理论的使用价值转化为实践中的价值，他怎么可能把（知识的）使用价值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
科学无禁区。能否把使用价值纳入政治经济学研究范畴，不应当受什么金科玉律、清规戒律的影响，而应当勇探雷池，按照实践实际、理论发展、研究方向的内在要求来确定。
三、知识的使用价值在政治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人是“实践——认识”的主体，是政治经济运行的主体，知识决定着人的思想行动，在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甚至是决定性作用，不能忽视人的知识对政治经济运行的作用和影响。历史事实早已证明，那些忽视了作为经济社会主体人的知识在人的实践中作用的理论，都是不科学的。只有充分地把人纳入“实践——认识——提高”的逻辑中，把知识对人的影响即知识的使用价值纳入人的政治经济实践中，才能形成科学的理论，才会有对实践正确的认识和判断。知识对人产生的反作用，属于知识的使用价值，或者说是知识使用价值的功能。
从广义知识角度看，包括政治制度、政治理念、政治理想、政治决策等在内的政治思想或意识形态不属于物质的范畴，而属于意识的范畴、知识范畴。不同的知识及知识的不同使用价值，决定了不同的政治制度、政治理念、政治理想、政治决策等。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用理论武装自己的思想，并一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重视用某种自己认为正确的理论和政策来服务、指导人民进行经济实践，这就是政治经济学。这说明，理论决定了政治经济行动，这就是理论和政策的使用价值，也属于知识使用价值的表现。
1、使用价值是劳动者的追求。人类为什么要劳动？就是为了追求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使用价值。更广泛、广角地看，人类追求的不是付出劳动，而是获得劳动产品，以满足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只要某种东西能够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那么，这对人就是有价值的。而这种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功能或属性，就是东西的使用价值。人劳动不是为了劳动本身，因为，劳动本身是辛苦的事，是需要人消耗体力和脑力的事，而人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在消费体力和脑力之后，能够得到补偿，以恢复自己的体力和脑力，否则，人的生命就会终结。人正是追求某种对人有用的使用价值才使生命得到延续和发展，才进行劳动。使用价值是劳动者的幸福载体。付出劳动是辛苦的事，而获得并享用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则是幸福的事。如果人可以不用付出辛苦劳动就获得自己需要的所有使用价值，那么，人就不会去劳动的。使用价值是社会财富载体。能供人使用的东西越多，那么，人拥有的财富也就越多。不能供人使用的东西，就不属于人的财富。
2、知识的使用价值不同于其他使用价值。知识的使用价值直接作用于人的大脑，指挥人的大脑，控制人的大脑思维。知识的这种作用对于人来说，是根本性的，它决定人对世界和对自己的认识，决定人的意识、认知、思维、理念等一切意识性东西，决定人的言行、决策，这就是知识的使用价值。知识的使用价值是知识对于人类具有意义、用途的根本因素。对于人及人类来说，知识不像大米、布料那样，能直接用来吃、用来穿，人类为什么还需要知识？因为，知识可以指导人们的实践，可以供人使用。当然，人类对知识的使用方式不同于人对大米、布料的使用方式。人对知识的使用，主要是人的大脑对知识的使用，是人的大脑思维运用知识，来指导人的行动，使人采取相应的行动。并且，这种使用不会使原有的知识改变形态、性质等，不会使原有的知识减少。比如，人吃了一斤大米，大米就会减少相应的斤两。人穿破了衣服，衣服就变成了废物，不能再被人穿用。知识不同。知识不会在被使用后减少，反而会增加，产生新的知识。一个人使用了知识，不影响他们人使用知识。而且，知识不会在被人使用后，减少或改变了知识的形态、性质。
同一个人使用了不同的知识，可能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不同的人运用了不同的知识，也可能会采取不同的行动。知识对人的使用价值主要表现在人的不同言行上，人有不同的言行，表明人运用了不同的知识。也就是说，知识是指导人的言行的，人的言行是受知识指导的。这就是知识对实践的反作用。人在实践中创造了知识，人又会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已创造和掌握的知识来指导自己的新实践，使得这个新实践比原来的实践更有效，达到了更高层级。新旧实践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新实践运用了新知识。
3、知识的使用价值决定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知识就是力量。”有什么样的知识，就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力。生产力呈现的就是知识，生产力的进步靠的是知识。所有的机器设备、工具等，都得是知识的产物，也是知识的呈现，是知识生产力的呈现。机器设备、工具等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是该知识具有什么样的生产力。
知识的使用价值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人与人在生产中结成的关系。如果人能够认识到在生产中与他人结成某种关系能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对自己很重要，人才会去与他人结成某种关系。认识水平越高，所能结成的关系越对路，对于自己来说越有价值，也就是越有用处。供求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重要方面，如果认识越深刻，那么，供求关系就越对路。知识的使用价值是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前面说了，知识水平决定生产力水平，而生产力是经济基础的基础。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而知识是生产力的基础，从而，知识是经济基础的基础。知识的使用价值决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大脑思维、认识、观念的呈现，是意识、知识的呈现。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就是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什么样的知识，决定了人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从而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同时，知识的使用价值决定上层建筑，决定政治制度、政治政策等。有什么样的知识，就会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采取什么样的政治政策，政治制度、政治政策等，既是知识水平的体现，也是以知识的样态呈现的。
中文“政”字是由“正”和“文”共同组成的，没有“文”就不成“政”，而“文”就知识，就是知识的使用价值。作为政治的关键角色和要素的政治人物，其思想、言行严重受到其所具有的知识的影响。政治人物有什么政治认知、政治观念、政治理想、政治行为，取决于政治人物所拥有和运用的知识。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政治知识，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实践，包括政治经济实践。一个国家的政治首领有什么样的政治认知，影响这个国家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决策。如果不考虑知识在政治主体和政治制度建设、政治决策形成中的重要作用，那么，就无法正确认识政治经济活动的内在动力机制。而政治经济学如果不把知识纳入其研究范畴，那么，也就无法建立起科学的政治经济学。
知识的使用价值是文明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人是成为恶魔，还是成为君子，不是由人所吃的食物、掌握的工具决定的，而是由人所掌握的知识决定的。“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果。”
知识属于人，人的言行受知识支配。不同的人之所以有不同的言行，是因为有不同的知识。知识是影响政治经济行动的直接因素，无论是政治制度、政治主张、政治理念，还是政策措施、政治行为，抑或经济理念、经济目标，都是知识的重要形态，具有知识的一般功能，都受知识支配。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抑或社会制度、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都是知识的重要形态、具有知识的一般功能，都是知识产物，都受知识支配，也都是政治形态、政治呈现，与作为主体人的知识不可分割。这其中，人对知识的需求，就是对知识使用价值的需求，人对知识的使用、运用，就是对知识使用价值的使用、运用。知识是人的灵魂，也是政治与经济的灵魂，也是政治经济学的灵魂。
一切社会进步和社会变革，都取决于知识的进步和变革，都取决于知识对人的作用，取决于知识的使用价值。作为政治经济学，就必须研究如何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包括如何重视和促进知识、科学的创造、推广、转化，如何更科学地决策，如何更好地提高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率以满足全体人民不断发展的需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这样的目标下，政治经济学就不能忽视知识的使用价值，或者说，不能忽视劳动者和决策者们的认识水平、知识结构等在政治经济活动中的重视作用，把知识的使用价值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因为，人的认识水平和知识结构，决定了生产力水平和结构，决定了生产关系、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也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水平。把知识排除在政治经济学之外，既不科学，也不合理，更不可取，不利于政治经济学发展，也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幸福指数的提高。面对对政治经济有如此巨大意义、巨大影响、巨大作用、巨大决定性的知识的使用价值，政治经济学怎么能把知识的使用价值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外呢？
六、结论
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忽视政治经济理论在政治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更进一步地看，就不能忽视知识的使用价值在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就有必要把知识的使用价值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把知识的使用价值纳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发展的必然和内在要求，是科学、正确的选择。认识、理论上把握主动是最根本的历史主动。把知识的使用价值纳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原因和切入点就是知识对人的政治理念、政治理想、政治制度、政治决策所具有的巨大作用及影响。政治经济学必须考虑知识在这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才能形成符合实际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
由企业管理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发行的《新知识经济学》正是立足知识的使用价值这个范畴来对知识的经济学意义进行研究的。
作者：余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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