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蚩尤，我国古代书籍的记述，多有怪异之处：记其人，颇类鬼；述其事，又近妖。这些，我们既不能以类鬼似妖而笼统地斥之为“荒诞不经”，一概不信。但也不能不加分析地都视为信史。这种怪异，如我在前言中提到的那样，它是有很多历史原因造成的：有的，看似怪而本来不怪。之所以有人觉得怪，是由于对原始社会的许多实际历史情况，如原始思维、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事物称谓等等，不甚了解而以为怪异。倘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史所述如无怪异难解之处，倒不一定真实，而很可能是后人的伪造。唯有几千年后的人所不能理解处，才可能是远古所传的真实史料；还有一些怪异之处，则是由于后人附会式的解释所造成。这种附会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些解释古史的人，本来无知，却偏要妄说，对一些自己不知或不全知的怪异之处，偏要引经据典或编造一套说法来解释。不然，好像自己就不够博学。如此一来，越穿凿越乱，竞互相抵牾，歪曲了古史原意，失之于真实；而还有一些人，如巫师、方士、志怪小说家等，则又偏以怪诞为旨趣，在古史原有难解的“怪异”记述基础上，加以敷衍，使之越演化越怪。古代，志怪小说多以古史为题材进行创作不说，且小说与经史又分得不如现在之清，往往又有些训诂者引小说以释历史。关于蚩尤的“铜头铁额”之说，便属此种类型。

　　蚩尤的“铜头铁额”之说，均出史书之外的文学、志怪类书籍之中。如南朝梁新安太守、文学家任防的《述异记》，其中关于蚩尤的记述，就既有采于他书之中的材料，又有民间传说及风俗习惯中得到的东西。其旨并非述史，而在“述异”。《述异记》云：“轩辕之初立也，有蚩尤兄弟七十二人，铜头铁额，食铁石，轩辕诛之于涿鹿之野。”唐朝的张守节为《史记》作注所引的《龙鱼河图》之语，与《述异记》类同。其文曰：“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造五兵杖、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龙鱼河图》的原文为：“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仁不慈。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敌。”由此可见，《述异记》中关于蚩尤“铜头铁额”的一段文字，是抄自《龙鱼河图》，在个别文字上作了一点改动。《龙鱼河图》一书为汉代著作，原书已佚，明孙瑴《古微书》及清黄奭《汉学堂丛书》有辑录。此书按其所记蚩尤事，当为神道家以其神道观点附会经史之作，或可视作志怪类笔记小说。其书名之定，就是一证。

　　《易·系辞》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文。究竟河中是怎样出“图”的？洛水中又是怎样出“书”的？我们对此尚难搞清，但后人则以此附会出了活龙活现的“神话传说”：说是伏牺之时，有龙马从黄河之中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之中出现，背负“洛书”。于是，伏牺氏根据这种“图”和“书”画成八卦，这就是后来《周易》的来源……由是，人们又据此到处附会，连轩辕黄帝的史事也有了这种影子。如唐代王瓘创作的专写轩辕黄帝的神话著作《轩辕本记》云：“（黄）帝登恒山，于海滨得白泽神兽，能言。因问天下鬼神之事，令写为图……”此后，宋代张君房辑录道家门类著作，便收《轩辕本记》到了《云笈七笺》之中。《龙鱼河图》同样是受神道之说影响，以神道之说去附会历史的。

　　蚩尤“铜头铁额”之说为妄，还在于此说根本不符合历史实际，明显为不懂历史的胡说八道。在我国，用铜的历史很久，今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在M3296号墓中，发现有一件铃形铸造红铜器，经化学定量分析，“得知其含铜量为97.86%、铅1 .54%、锌0.16%，系纯度较高的红铜。”我们知道，古人用铜先是利用自然铜，以手工打造器物，尔后才发展到采矿冶炼和铸造器物。陶寺M3296号墓中人骨，经测定，其年代“应为公元前2085年左右，即公元前21世纪上半叶”。由利用自然铜到采矿冶炼出纯度很高的如陶寺出土的红铜器，当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所以，古史言黄帝之时铸鼎，就较为可信。而用铁，在我国则是从春秋时期开始，此距蚩尤生活的时期，尚须上溯一千八九百年之久。这里，就不用说人不会长什么“铜头铁额”了，就连神话传说，形容用语，不仅那时候不会出现，就是以后的商周之际都不可能产生！即使是神话传说，也是依据了人类的现实生活才能去想象，去创造的。它虽为凭空塑造，但毕竟还是带着现实生活的影子的。如此，说蚩尤“铜头铁额”岂不荒唐？

　　但是，汉以后，不仅有人以此荒唐可笑之词去解释历史，甚至为《史记》作注释。到了今天，还有人偏要以此种说法为“原始”，硬将古代的历史以此为准而“还原”为神话。此，岂不谬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