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书记、杨主任、各位论坛在线参与者朋友：
大家好。杨主任再三推荐邀请，我就小学生冒充高中生，做个主题发言《高加林的时代与时代的高加林》。从总体说，我参加文学类论坛活动频次很低，主要原因是不挣钱。参加国际金融领域论坛，一小时收益三五千美金，参加文学类论坛，按半天算不超过820美元，收益差距差将近二十倍。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参加金融论坛听众是经过筛选的，听众要缴费，相当于在歌剧院听歌剧买过门票，而文学论坛参与者绝大多数是免费的，听众没有筛选，这也是一个很大因素。杨主任微信沟通中再三和我说，张老师，我们不能凡事都看经济收益。杨主任说，邀请我发言重要原因是我也是籍贯陕西，出生陕西，并出版长篇小说《卤阳湖》，说我具有一定代表性。我跟杨主任说，处在一个凡事都说钱的时代，也是好事，这是社会进步和市场经济进步的成果。
这种成果重要表现标志之一，就是礼品被商品替代，人情被商业服务替代。大概四年前，有个从新疆回郑州创业的青年，来上海和我交流，说到搬家问题。2019年上海已经有专业搬家公司，进行商业化报价与服务了，而当时在郑州郊区地带，搬家还没有专业成熟公司，主要依靠朋友和熟人帮忙，完事后请朋友吃饭，吃饭的花费比在上海请专业搬家公司费用还要高，不仅如此，朋友间还欠个人情。搬家中朋友不小心把微波炉、茶几等摔坏了，也不好意思叫朋友赔偿。我们当时算了算账，这种人情互相帮忙的成本，远远高于上海请专业搬家公司搬家成本，专业搬家公司搬东西坏了要赔偿，说好的价格支付完成，搬家公司和客户互相不欠对方人情。这是一个具体真实例子，说明一个道理，就是商品代替礼品，商业服务代替人情往来，是社会进步，提高效率，降低生活成本。
我再说另一个例子，就是我父亲和我之间沟通的例子。我父亲已经去世五六年了，在我二十多岁时候，我父亲就不断灌输一种思想，说我读书走出农村了，村里无论谁家有什么事，彼此之间有来往的，一定要给礼金，互相往来，这样将来他去世就有人帮忙把棺材抬到公共坟地去。按我父亲要求做了几十年，到2017年我父亲去世时候，还是冬季，我回老家埋葬父亲，当地还是土葬，可是农村基本找不到五十岁以下的人，都外出打工了。最后，我父亲坟墓是挖掘机挖的，一两个小时就好了，比几个青年人用铁锨挖几天效率高许多倍。这些其实都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人们不得不重视人情往来以完成互助的时代逐渐被商业时代代替。
同样道理，今天再分析路遥作品《人生》，也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
一、《人生》小说文本分析和文学内涵分析
关于《人生》小说文本分析有不少研究，发表在文学争鸣、文学评论等专业刊物上。去知网搜索相关文献，近十年来总文献1441篇，对这些文献进行粗读和精读分类，发现小说文本研究者多以范式标准和方法进行研究（张坡，常州工学院学报，2022），研究者极少有在当地生活之经验。这两年也有影视作品拍摄《人生》，拍摄地点就在陕北清涧县，从延安开车去清涧县，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一句话，许多文本分析者本身不了解陕西，不了解陕西方言，也没有去过陕北，所以多为范式分析和间接研究。同时，路遥写作有其自身特点，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可以看成是《人生》写作提纲，其文字具有极强均质性，缺乏语言结构分析的基本特征，并不具备文本分析普遍价值——甚至不如分析《锵锵三人行》语言节目。
从文学内涵分析来说，路遥、陈忠实包括贾平凹在内，文学内涵具有人性思考深度。文学作品普遍能就一些社会矛盾比如青年出路问题等进行分析，同时具有时代局限。具体地说，《人生》时代局限就是人口并没有完全放开流动的农业社会结构时期，高加林想要找出路，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上只有三条：接班、考大学和当兵提干。接班需要家里有个人不是农民，才能接班；主流还是考大学和当兵提干。当兵容易提干难。考大学在当时竞争相当激烈。高加林高考失败，也没有当兵，更没有可以接班的机会。那个时代，高加林出路是什么？
从文学内涵反思角度看，如果时间延伸四十年，放在今天，高加林和刘巧珍会发生什么变化？
今天中国大西北农村，上过中学、年龄超过三十、娶不上媳妇的大龄男青年成批成批。这不是个别而是普遍的。同时在大城市，大龄剩女一大把一大把的，想找个优质城市男结婚是相当困难。如果高加林放在今天社会，高中毕业后可以去学汽修，可以去蓝翔技校学开挖掘机，也可以学开汽车，学木匠泥水匠，或学烹饪，等等，社会和时代提供了更多机会。
所以一旦时空环境变化，人们配套的价值观也会发生反思和改变。刘巧珍在今天这样时代，也可以去城市工厂里打工，也可以去城市足疗店做洗脚工，能参与社会新的分工。当刘巧珍和高加林都进了城，开了眼界，他们看待社会视角会不会发生变化？一定会。变化有没有局限性？一定有。可以肯定，新时代的刘巧珍，无论怎么变，也成不了叶塞尼亚。
二、《人生》文学架构的局限性与开放性
文学冲突是文学发展的发动机。路遥在诸多人生冲突中，专门选取了高考落榜生。这是一个很小的群体。这个选题的局限性，很大程度上是借鉴柳青《创业史》写作设计（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路遥年轻时代崇拜柳青。柳青笔下的改霞，应当是路遥笔下高加林的前置模型。改霞碰到了新的时代机遇，勇敢地走出了农业社，要不是时代机遇，用改霞自己的话说，她可能就“走到生宝的草棚里去给他当媳妇了”。在这个选题上，实现了文学冲突效果和读者共鸣峰值最大化。从社会矛盾横向面板看，年轻人之间，特别年轻男女之间，两个人共同考上大学最终有走到婚姻殿堂的也有分道扬镳的；两个人都没有上大学也有喜结连理的更有各分东西的；一个上大学，一个没上大学，这个选题冲突最激烈。现实生活中，并不是说只有男的考上大学后和没有考上大学的女性分手，相反，女性考上学，男性没考上，自然也成不了，但人们对此不太兴奋，这不符合“负心汉自古多男子”观念。现实生活中，比负心汉更现实的女性比比皆是，不过不具备共振价值和冲突最大化效果。
同时，《人生》文学也具有开放性。今天看看，以2022年新闻公布的一个就业率数字为例，说中国北京某985/211高校2022年本科生签约率8.9%，就业矛盾更为突出。这种情况下，现在普通本科毕业生，其毕业后出路除了考研之外，直接就业压力，不亚于高加林。高加林当年高中毕业还能去当民办教师教书，现在985/211的研究生毕业想到深圳中学去当老师也竞争激烈。这是进步，同时也是压力。不同时代的高加林们，面临同质化的生存压力。
当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国民教育延伸普及过程中，整个国民素质普遍提高。国民素质提高和生产效率提高，深刻改变了新时代高加林和刘巧珍们的生存变量。要不要到县城买房？拿什么买？去那里挣钱？进城了干啥挣钱快？等等诸多递延式场景，为文学提供了创造空间。
三、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高加林
《人生》中高加林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符号，是人们面临出路决策的逻辑符号。路遥虚构了一个“德顺老汉”，来承载这一文学反思角色。陕北有俗语：“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瓦窑堡的石板清涧的碳”。从当地文化观照和折射出的文学信号看，德顺老汉承载的价值，应当是绥德汉子的理想形象。米脂的婆姨不但颜值高，德行也好，绥德的汉子身体强壮，信誉稳定，足以承担支撑家庭经济生活的任务。
道德制高点的机关枪是用来突突别人的，是对别人进行网络暴力和指责用的。一旦具体到自己切身利益和切身决策，人们决策依据往往不是道德制高点，而是实事求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恩格斯《反杜林论》分别都给出了明确的深刻分析。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当面临具体抉择时候，指导我们下决心决策的内在第一因素，到底是什么？
路遥《人生》中塑造的黄亚萍，是“陕西南京人”。因为这个名字，具有深刻陕西痕迹。亚萍，亚丽，亚荣，亚军，亚红……，这都是陕西特色乡村女孩名字，有浓厚地域LOGO特征。文学中出现的这个广播员黄亚萍，就好比初中二年级几何课堂上老师画的辅助线，是虚线，做定理证明用的。不可没有，不然不能证明定理逻辑性；不可实有，因此只能是虚线。某种意义上，数学基础研究方法和文学创造方法具有相通性。
四、《卤阳湖》文学外延分析
墙里开花墙外香。《卤阳湖》出版两年多，亚马逊美国、香港、台湾等销量比国内新华书店、京东、苏宁、当当、天猫、拼多多大的多，销量多，单价高。国内平均人民币20块钱左右，国际售价基本是国内5倍。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学图书馆、省市图书馆大概馆藏了几万本。上海图书馆馆藏大概在一两百本，分布在上海各个图书馆。电子书现在在微信读书、腾讯阅读、起点中文网等发售，电子书价格好像是人民币6块钱。
现在是一个视频时代，读书的人数量虽然比例小，但和过去时代比，还是有绝对增量。去年和前年和国外一些机构交流，谈文学外延分析，人家问我，《卤阳湖》和其他文学相比，突破在哪里？我说，在外延。《卤阳湖》作为长篇小说，文学内容不再是单纯农业社会冲突，内容包括了工业社会时代年轻人机遇与选择，包括了进出口贸易与国内外经济交流，包括了信息时代金融社会生活内容等等，这是区别。从内涵上说，没有本质突破，还是反思人性。
也有人问我，《卤阳湖》怎么和经典文学比较？我说《卤阳湖》是小学生，其他起码是高中生。
五、结束语——信则灵的神灵
任何时代任何人，在任何领域，要取得任何微小成果，都需要三个基本条件：时代机遇，个人才能，神灵护佑。这个神灵也许是一种量子力量或其他未知客观力量，但确实存在。生活中许多人很有才能，也拥有时代机遇，但就是最终一事无成，归因分析大概是神灵不佑。西方哲学把神灵归因于宗教，但西方科学把神灵归因于“运气”（LUCK）。也就是说，同样拥抱时代机遇，同样很聪明很有本事很有能力，人家大成，你一事无成，只是运气不好——如果终生都是运气不好，那就是你德性有瑕疵，业障太大。无论是解释为宗教，还是解释为运气，还是解释为神灵，大抵都是一种真实存在的不可控力量。这种不可控力量是否照顾我们，或者取决于我们的德性和内在的信念——无论是文学，或是工作，或是生活，或是我们短暂而匆匆的人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