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已经有了不少的制度和制度框架。从大处和根本上讲，最重要的制度建设成果，是经过十多年努力，已经初步建成市场经济体制。任何创新必须要有市场，创新在本质上是创造一种供给，而供给存在的前提是需求；因此只要有强大的市场需求存在，就会永远有创新。由众多具体的制度、政策构成的市场经济体制，基本上打通了供需之间的关系通道，任何需求都能及时有效地传递和刺激供给的创新。如果我们国家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还是计划经济，那么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无从谈起；所以市场经济体制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最重要的制度支撑。
市场经济体制为创新提供的是一个制度大环境，作为国家、政府，它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不能被动地在有了市场需求之后才去开展创新工作，而必须主动创造供给、创造需求，占领先机。在去年全国科技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讲话都强调，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核心是要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就是要着眼长远，提前做计划，超前部署关键技术、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培育新兴产业，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国务院组织2000多名各界专家，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就科技发展和创新工作本身来讲，《规划纲要》和实施规划纲要的各种有关政策措施，都是非常重要的制度支撑。
在法律制度方面，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以来，我国陆续制定和不断完善了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宪法第二十条还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置有各种科技创新奖励，最大的科技奖励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500万元，每两年颁发一次，至今已颁发了三次。温家宝总理还提出要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建立有利科技创新的体制规范，制定和实施鼓励自主创新的财税、金融、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政策，制定加大科技投入和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
尽管有了以上一些制度支撑，但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本身是一项创新的事业，在制度支撑方面依然还有不完善、不得力的地方，需要及时和不断改进。笔者认为现在最主要、最明显的制度缺陷有三个。
第一个，是各种创新奖励主要是一种“事后诸葛”奖，没有奖在创新者最需要物质支撑和最具创新活力的阶段上。制度设置是思想认识的产物，正确有效的制度一定是建立在正确认识基础之上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不尽合理的奖励制度是基于什么认识呢？依我看是基于对创新活动的规律认识不清。
中国古代哲学认为，每一类事物在不同的宇宙时空中存在的状态各不相同，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壮大、衰败、灭亡的过程。中国古人通过长期观察、总结和验证，最后用五个字来概括每一事物从生到死的全过程，这五个字就是旺、相、休、囚、死。“旺”是事物发展到鼎盛时期的状态；“相”是事物发展处于受生、受益时期的次旺状态；“休”是一事物因产生另一事物之后走入衰败的休息状态；“囚”是事物失去生的源泉而又克制不了当旺之物，处于被束缚和比“休”更弱的状态；“死”是一事物受到另一强旺事物的重克，元气伤尽、走向灭亡的状态。根据这个科学原理，我们必须对创新活动的规律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人生的旺、相、休、囚、死这五个阶段或五种景况中，那些阶段和景况是最具有创新欲望和创新的动力？一个人最具有创新欲望和动力的阶段是“相”和“囚”的阶段。为什么呢？因为处于“相”态的人，他要达到“旺”的目标，他就会努力和创新。一个科研人员，他的创新能力的发挥、事业的进展、机遇的获得、收益的获取等还没有达到顶峰，也就是还处于“相”这个状态的时候，他的创新欲望和动力最强、最大。扩大开来讲，一个组织、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动也是如此。比如我们作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个伟大的创新举措，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在国际竞争中不是最旺，而是处于有压力、有挑战的“相”态。
为什么人在“囚”的状态下会富有创新精神？因为他有压力在身，他要“翻身逃出牢狱”，他要“报仇血恨”，因此他会想方设法、敢作敢为、勇于创新。例如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留给人类最伟大的科学成果是相对论。他的相对论论文在1905年26岁时就发表了，但他当时只是瑞士专利局的一个小职员，1906年才晋升为“二级技术员”。当时才华横溢的年轻科学家马克斯·冯·劳厄这个人，他来到专利局与爱因斯坦相识。看到身份低微、外表寒酸的爱因斯坦，他感到不知所措，甚至当爱因斯坦路过他向会客厅走去时，劳厄都不好意思上前打招呼，他说“我不相信他竟然就是相对论之父”。劳厄在前往爱因斯坦寓所的途中，爱因斯坦递给劳厄一只他最心爱的廉价瑞士雪茄，它的味道特别刺鼻，劳厄不得不偷偷将它丢到了河里。爱因斯坦当时处在什么状态中？他就处于“囚”态中，处于“囚”态中的他发明了伟大的相对论。中国有句古话叫“置之死地而后生”，我看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置之囚地而后生”。司马迁《报任安书》说的“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并断言“《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都是“置之囚地而后生”的经典案例。
现代的案例，比如一个企业和一个比他强旺的企业竞争，他就被牢牢控制住了，于是它就必须大胆创新，拿出绝招，才能走出被“囚”的状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大多数企业和发达国家企业相比，就是处于“囚”的状态。那为什么被“囚”我们还要入世呢？为什么不关起门来自己“旺”自己呢？这就是因为事物处于“囚”的状态，机遇与挑战并存、动力与压力并存，因此只有打开国门，通过WTO合法进入广阔的世界市场，才能真正增强竞争实力和综合国力，所以入世是中国政府英明、智慧的抉择。
为什么人处在其他几个阶段和状况会缺乏创新？人处在鼎盛时期“旺”的状态，会目空一切，会沉浸在成功或者享乐之中，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谋创新。那么美国的科技发展不是最“旺”吗？那它为什么还要创新呢？单从科技上来看，美国的确是最“旺”的。但是从国际竞争关系的综合平衡看，从全球“命局”看，美国还面临恐怖主义这个克星和发展中国家后起之秀的压力，它的某些方面依然处于“相”态和“囚”态，或者说心理上处于“相”态和“囚”态，因此它还要谋求创新和发展。一个人在“休”的阶段，已经没有力量和朝气了，虽然知道很多东西，拥有渊博学识，但是要创新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就人的本性和管理规则来说，不喜欢已经“休”的人来说三道四、插脚插手。比如你的前任长官已经退休，现在是你当司令，可是这个已经退休的人老来指点你，你就不舒服；并且他的多数意见不一定正确，因此他的指点实际上非但不能促进你的工作，反倒会影响和阻碍你的工作。科技创新工作也是如此，那个该“休”的人他不休息，他就不仅不能创新，反而会阻碍创新。比如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他该“休”了，可他老在发挥余热，人们根据他的理论创立起科学的黑洞理论，可他至死不承认黑洞理论，因此也阻碍了创新。人处在走向灭亡的“死”态，已经元气伤尽、奄奄一息，灵丹妙药都难以起死回生，因此创新就无从谈起了。
上述观点告诉我们，国家有关创新的最佳制度设置，不应把奖励和扶持重点放在处于“旺”、“休”状态的个人和组织上面，而应放在处于“相”态和被“囚”的个人、组织上面，这样才能起到强烈地刺激发展、刺激创新和及时地挽救人才、挽救创新的作用。现在全世界已经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有800多，但是没有几个人在获奖之后还有创新发明的。有的人已经处于“休”的状态好多年了，已经跟不上科技发展的步伐了，却突然听到得了个诺贝尔奖。他的生活、工作已经不需要那个钱了，却突然在一夜之间成了个老来无用的大富翁。事实上没有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人曾经是为这个奖而工作的，这说明这个奖没有奖在刀刃上，它只是一个纯粹的荣誉，没有刺激创新的作用。世界上要是没有诺贝尔奖，世界科技的发展不会因此而慢半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有一次在北大听中科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选演讲，他说“给我这个两院院士，是告诉你：你这个人已经没有用了，因此拿个院士给你当当。”事实上我们现在的中科院院士几百人，已经没有几个还在创新的第一线了，多数是老“朽”，已经“休”了。王选在获得500万元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后不到五年，就彻底地“休”了，离开人间了。我想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奖励，相对诺贝尔奖应该要来个创新，不能都做成这种“事后诸葛”荣誉奖。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全民的事业，如果你让无数的创新人才和创新事业在没有金钱和物质支撑的“相态”和“囚态”中夭折，而把奖励放在那些少数创新成功之后不会再有创新、也不再需要那个钱的人头上，那么你这个创新型国家就永远建立不起来。
一个人在没有取得突出创新成果的时候，如何奖励他？这个问题需要研究、需要预见，这本身就是一个更高水平的制度创新。还有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一再强调要“包容失败”，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考虑，也给失败者和失败的事业设置一个特别的奖。中国最著名的格言中，不是有一句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吗？国外还有个说法，就是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失败，一个失败的成功之处就是明确告诉你“那条路走不通”。因此失败也有它的功劳，对有价值和意义的失败也应给它一个特别的奖，这样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勇于创新的风气。创新的规律是失败多于成功，如果面临失败的人和事业得不到必要的激励，人们就会害怕失败而不敢创新，这样就难以形成创新的社会风气。
第二个制度缺陷，是我们现在还存在严重的带有歧视性的户籍限制和其他各种人口流动障碍。一个国家只有做到人口的开放流动，才能形成全民性的创新热潮。例如美国纽约，它是世界最大的创新中心。有人把纽约称为熔化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城市的人口，是由五湖四海的来客组成的，大家都投到这个熔炉里，燃烧成创新的熊熊烈火。1970年，纽约有18％的人口是外国出生的，1995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33％，另有20％是在美国出生的移民后裔，就是说纽约至少有53%的人口曾经是外国人和外国人的后裔，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和移民后代构成了纽约人口的主体。（Reference: The mayor of New York once said, “Immigration continues to shape the unique character and drive the economic engine of New York City.”）我在好几篇文章中看到纽约移民的两句格言：When we immigrants get here we roll up our sleeves（我们移民来到这里之后，就卷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If you’re not ready to work when you get to New York, you’d better hit the road（如果你来到纽约不准备干活的话，你就最好赶路）。从这两句话来看纽约人，他们处于人生五种状态中的那种状态呢？就是处于“相”和“囚”的状态。为什么要“卷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这就是“相”；不干活你就得赶路，这就是“囚”。整个美国也是这样，纽约不过是美国的一个缩影。在过去不到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从200年前360万人种单一的民族国家，发展到今天2.8亿几乎包含世界所有种族和族裔的民族大家庭。以离现在最近的美国十年一度的人口统计为例，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移民美国的人数总计在1000万以上，这个数字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美国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创新就是冒险，人们都跑到美国去冒险、去创新，所以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创新国家。我们现在大谈全球化，全球化的实质就是物质、资金、人员和信息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可以说如果美国不是一个开放和人口自由流动的国家，它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创新国家。
我国改革开放已有近三十年了，近三十年来所取得的经济建设和科技创新成果，有相当大的功劳要归功于人口流动。现在国内各大城市中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只有极少部分是三十年前的本地居民。我们城市中的新鲜事物和创新活动，基本上都是外来人口带来和造就的。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在经商、入学、人才选拔、就业等等方面，都还有诸多制度上的关卡和障碍。上个月看到一条新闻说，全国有十五个省市准备取消农业和非农业人口的限制，这个政策措施对活跃城乡经济、建设创新型国家无疑都是利好的制度创新。我们必须让人口在城内城外自由流动，这个城市才会有活力，才会极大地刺激创新，才能建成未来我们这个创新型国家的创新型城市。
第三个制度缺陷，是我们国家人才的政治包容性太小。在当今世界，哪个国家的政治宽松、包容性大，那个国家就会拥有更多的创新人才。现在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政治包容性最大呢？无疑是美国。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党不高兴和驱赶的人才，不管你持有任何政治见解，不管你属于哪党哪派和反对哪党哪派，你都可以到美国去，到那里去安居乐业。人才竞争是个倍增、倍减的效应，比如中国和美国各有某个专业的科学家10名，两国是相等的；但是如果中国有两个跑到了美国去，美国就不是比我们多两个，而是多了四个，这样我们的亏损就加倍了。力量一旦流失，就是你多我少、你强我弱的关系，竞争就是这样残酷无情的。在1980年代“美国衰落论”风靡海内外的时候，我国社科院的资中筠教授却独具慧眼，大唱反调，她说：“美国吸引人才和发挥人才的优势仍将是他国所不及的一大强项……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从已经具备一定劳动力和技能的青壮年开始的。他们出生、成长的‘赔钱’阶段是由别国支付，而把最富创造性的年华和辛勤劳动贡献给建设美国……在人才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全世界人才的自然流向是美国……因为人才流动不可能强迫，一个对人才有如此容量和吸引力的国家很难说是走上衰落之路的。”人才外流实质上就是你为外国培养了人才。全球人才流动的第一选择为什么是美国？就是因为美国是一个最有利可图和在人身、政治上最自由的国家。
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在政治的包容性方面要向美国学习，否则我们没有极大的可能吸引世界范围甚至是自己国家内的一流创新人才。一个没有力量、缺乏自信的孩子，别人握起拳头要打他，他就会狂叫：你敢打我，你敢打我我就打死你！可是一个修炼得道、力量无穷的少林和尚，不管你怎么打，甚至给他肚子上一棒打去，他吭都不吭一声。我想我们这个执政党，经历了无数风雨，已经有快九十年的党龄，所建立的国家已有半个多世纪。因此要特别地自强自信，要有宽广博大的胸怀，不要听到一点异样的声音就如临大敌、狗儿惊惊，这样不利于表现自己的力量、展示自己的魅力和吸引创新人才。
（200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