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鲁迅接受史

2022-02-18

钱理群：《远行以后——鲁迅接受史的一种描述》，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钱理群先生是北京大学教授，鲁迅研究专家。

本书是个文集，首篇长文《远行以后——鲁迅接受史的一种描述》之外，还有十几篇有关鲁迅的演讲，以及为他人研究鲁迅的著作写的序。首篇长文的主题，是关于鲁迅去世之后他的思想，文化、精神被传播，推广，接受，意识形态化的过程。“接受”的过程，首先是一个政治权力主导的意识形态过程，一个有意识有计划操作的政治化和革命化的过程；其次又是一个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缓慢而深广的文化渗透和扩张过程。

鲁迅是个悲剧人物。生前的鲁迅，被迫害，被围剿，孤军奋战，四面受敌；死后的鲁迅，被肢解，被曲解，被操纵，被装扮，被利用。成为“旗手”，“主将”，“民族魂”，都不是他需要的，都是他反对的；他很怕成为名人，成为导师，他很担心这些封号会误导青年，将他们引上歧路；他希望死后就被烧掉，速朽，被遗忘，却很害怕被供上神坛。他是那样的独立和耿直，不顺从和 不妥协，死后却被摆布，被塑造成适应不同需要的不同形象；他的骨头本来是最硬的，却被改造成迎合时势的小丑，趋炎附势的奴才；人们表面上尊崇他，歌颂他，实际上只是利用他，实质上是在侮辱他。

鲁迅的被“接受”或者被“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始自他“远行”之前的1933年4月。那时的瞿秋白在上海从事文学工作，他与鲁迅交往密切，对鲁迅思想有深刻认识。瞿秋白编辑了一本《鲁迅杂感选集》，写了一篇两万字的长序，对鲁迅的艺术思想作了深入全面的阐释。瞿秋白认为，鲁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其思想经历了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发展。鲁迅文学的“革命性”被瞿秋白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二是“韧”的战斗精神；三是反自由主义；四是反对虚伪。鲁迅对瞿秋白此文很是认同，说瞿秋白是理解他思想的第一人，将其视为知己。瞿秋白对鲁迅的评价，有“政治鉴定”的性质，从而开始了政治化，革命化，马克思主义化鲁迅的进程。钱理群先生所谓“鲁迅接受史”，就狭义而言，实际上就是鲁迅被纳入意识形态进程，被改造为意识形态工具的过程。“意识形态化”的进程的第一步就是贴标签，瞿秋白给鲁迅贴上的标签，有“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阶级论”，“集体主义”等等。鲁迅“远行”之后的“接受史”，不过是增加更加耀眼更加醒目的标签而已。

瞿秋白之后，“接受”鲁迅最力者，当属伟人。伟人对鲁迅的“接受”，与冯雪峰有关。1934年冯雪峰从上海到瑞金苏区，结识了伟人。那时伟人被排挤出中央领导层，百无聊赖，正抓紧时间读书，也读了不少鲁迅的著作。伟人经常找冯雪峰聊天，聊的就是鲁迅。那时候的伟人很孤独，郁郁而不得志，有强烈的批判和斗争的欲望，于是开始接受并喜欢上鲁迅。钱理群先生有个发现，一个人处于孤独寂寞之中，感觉前途渺茫甚至绝望的时候，最容易接受鲁迅。鲁迅是困顿者的朋友。

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伟人有三次集中谈论过鲁迅，这是“鲁迅接受史”最关键的环节。第一次是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纪念鲁迅去世一周年的会议上，伟人在讲话中说鲁迅是“第一等圣人”，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还说鲁迅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伟人的这个评价是比瞿秋白的要进一步的，鲁迅不仅是“同路人”了，还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不是说他的思想和行动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而是说他已经是马克思主义了。伟人说孔夫子是封建时代的圣人，而鲁迅是我们时代的圣人，而他是鲁迅这个圣人的学生。伟人的这个讲话，还被胡风以《论鲁迅》为题在他的《七月》杂志上发表。成为圣人实在不是鲁迅所希望的，反而是他所害怕的，所意图逃避的。鲁迅说过：“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二集》，p515）鲁迅是现时代的人民的鲁迅，而不是权势者手中工具的圣人。

按照钱理群先生的解释，早年的伟人就有成为豪杰和圣贤的宏愿。豪杰是要在历史上留下大功业的，而圣贤则是要成为思想导师，改造人们的思想和灵魂，影响千秋万代。成为圣贤比成为豪杰更有意义。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时代，成为豪杰是当务之急；不过成为圣贤有助于成为豪杰。伟人发现，将鲁迅树立为圣贤，有助于自己成为圣贤，更有助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随着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伟人已经在规划无产阶级的文化事业了。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遗产“接受”下来，纳入到无产阶级文化事业的财富之中。

在1941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伟人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先进的共产主义者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发动的，属于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这样，五四的传统就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就被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阵营之中了。进一步，鲁迅被鉴定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自然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主力军和领路人。伟人对鲁迅的“政治鉴定”，将鲁迅在思想文化界的地位，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就是“三个伟大”。又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这就是“七个最”。伟人对鲁迅这样高的评价，连胡风都产生了知遇之恩。当时的延安，是革命的摇篮，是进步青年向往的圣地。前往陕北投奔革命的进步青年，很多都是鲁迅信徒，怀揣着鲁迅的著作。伟人高举鲁迅的旗帜，弘扬鲁迅的精神，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感召革命青年，将他们团结到革命阵营中来。这一策略很有实效。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已经失望的进步青年，在共产党感召之下，在鲁迅战斗精神的激励之下，纷纷涌入延安，投入革命的怀抱。

伟人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是将五四运动抓到手里，二是将鲁迅抓到手里，进一步又将进步知识分子抓到手里。但是，他所抓住鲁迅的，只是他“革命性”，“马列化”的一面，而真正为鲁迅的信徒们所信奉的鲁迅的另一面，反封建、反传统、反礼教的战斗精神的一面，并不受到欣赏和支持。那些继承了鲁迅战斗精神的青年，那些惯于使用杂文武器与反动势力斗争的作家，还没有清醒认识到这一点。在延安期间，已经出现一些腐化堕落的迹象，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于是伟人提出整风的要求，号召知识分子提意见。

王实味秉持鲁迅的战斗思想和风格，相应党的号召，对延安存在的一些不良风气不良现象进行斗争，发表了《野百合花》和《政治家·思想家》两篇杂文。他的《野百合花》模仿的是鲁迅的《无花的蔷薇》，《政治家·思想家》是对鲁迅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野百合花》中，对延安存在的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不平等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在《政治家·文艺家》中，继承鲁迅思想，讨论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号召艺术家们勇敢地正视社会与心灵的黑暗，勇敢地起来批判和自我批判，甚至号召人们勇敢地站起来对“大人物”说“不”。深受鲁迅影响一些作家行动起来，丁玲写了《三八节有感》，对事实上存在的男女之间不平等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萧军也在大会小会上对延安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大放厥词。伟人先前发动知识分子提意见，是为了完善党的建设，加强党的队伍。这些受鲁迅精神熏陶的知识分子的言论，似乎已经越过了边界，不是帮助而是批判，不是建设而是拆台了。伟人意识到，这是话语权争夺的问题，“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了。”于是，整风的对象转移到知识分子头上。王实味被批判，被关押，最后被处死。丁玲与萧军都受到批判。丁玲转弯灵活，表示驯服，从批判型作家转化为歌颂型作家。萧军受到排挤，去了东北办杂志，又继续受到排挤。

伟人在解放前第三次集中讲到鲁迅是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这次讲话的重要意义在于，确立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性质和功能，确立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政治性和革命性。无产阶级文艺是为工农服务的，必须从工农中来，又回到工农中去。为工农服务的文艺，就是要歌颂工农，歌颂革命。鲁迅的精神是战斗的，反抗的；鲁迅的笔法是与敌人斗争的。在鲁迅身处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中，战斗的笔法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在新的时代，在解放区，在未来解放了的新中国，鲁迅的这种斗争的笔法已经不适用。对人民，是不需要战斗的。这一切，鲁迅早就看得清清楚楚。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中，鲁迅就表达过对革命胜利之后文艺的命运的忧虑。他说，政治家在从事革命，反抗现实时，文艺家的话，他是赞同的；一旦革命成功，政治革命家就要把“革命”抛掉（尽管还保留着“革命”的旗号），成为纯粹的“政治家”；“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文艺家如果还要对社会现状不满意，还要提出批评意见，这就会威胁到政治家所要的稳定，就会被排轧出去，甚至“非杀头不可”。政治家所要鼓励的是文艺家的“恭维”与“颂扬”。但是，“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集外集》）在《关于知识阶级》一文中，鲁迅还说，“真的知识阶级”“他们对于社会是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看到的永远是缺点。”（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集外集拾遗补编》）知识阶级总是在挑毛病，因此总是不合时宜，总是多余的。王实味实在是太天真，太轻信了。实际上，知识分子这种天真和轻信，这种不安分和不合时宜的天性永远不会改变，他们还会一再吃亏一再挨整。

鲁迅对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他曾经跟冯雪峰说过，将来你们夺取了政权，第一个要杀的就是我吧？冯雪峰听后很诧异，连连说不会不会。他又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将来革命成功了，我能穿上红马甲到大街上扫垃圾就不错了。如果先生有幸活到五十年代，他预期的这两种命运都可能出现。总之是不会有什么好事。郭沫若也说过，要是活着，在五十年代还是要接受思想改造，然后才能安排工作。

“讲话”之后，那个革命的战斗的反封建反专-制反愚昧反礼教的鲁迅过时了。在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指引下，鲁迅必须被改造，成为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服从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典型。战斗者鲁迅必须改造成顺从者鲁迅。胡风原先看到伟人对鲁迅的高度评价，激动不已，对伟人由衷敬佩。但他又是执迷不悟的。受鲁迅影响太深，他不能完全接受伟人的“讲话”精神，他相信文艺的性质和功能并不是那样简单化和绝对化的。他还是相信那个战斗者的鲁迅，还是坚持鲁迅的战斗的笔法。胡风太耿直，这是鲁迅的评价。胡风要为自己的个性付出代价。这时已经只有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了，而胡风还在坚持鲁迅的文艺路线。于是在1948年的香港，他受到胡绳、林默涵、何其芳等人的集体围攻。他还是执迷不悟。周扬已经明白无误地发出警告，伟人思想是新中国文艺唯一的指导思想，可胡风居然敢跟江青顶牛，说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胡风还有一个严重的错误，当伟人将思想文化斗争的对象确定为资产阶级时，他还在坚持斗争的对象是封建文化和殖民地意识。胡风耿直如鲁迅，却缺乏鲁迅的历史眼光，也缺乏鲁迅的“运气”。他被打成反革命是注定的。

在“鲁迅接受史”上，在塑造革命的，党的，马列主义的鲁迅形象过程中，冯雪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冯雪峰是晚年鲁迅与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人，又是鲁迅最亲密的战友。冯雪峰对鲁迅的回忆和描绘，应该是具有权威性的。不过，冯雪峰是党的理论家，他对鲁迅的回忆和描绘，是那个时代意识形态工程的一部分，不是为了描绘出一个真实的鲁迅，而是为了塑造一个听从党的号召，服从毛主席指示的“文艺小兵”的形象。文艺战线的权威只能有一个，所以鲁迅不能再充当权威了，而是应该成为权威的仰慕者，服从者。1957年，冯雪峰发表了《回忆鲁迅》，《党给鲁迅以力量》等文章，对鲁迅形象进行新的塑造。在冯雪峰的笔下，鲁迅相信党，服从党，有很强的党性原则。鲁迅对伟人的态度，是敬佩的，仰慕的，甘心服从的。鲁迅不仅甘为党的小兵，更是甘为伟人的小兵。冯雪峰的回忆文章，没有多少事实材料，更多的是基于他的“观察”的联想，以及想象，揣测，判断。堆砌在鲁迅身上的一些闪光的辞藻，只是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实际的内容。伟人对冯雪峰写的这些东西也不满意，说是水分太多。冯雪峰顺应时代的需要，虚构了一个顺服的鲁迅形象。但他又是不彻底的。他还是坚持着某些鲁迅的思想观点，比如他就不完全相信那种对文艺的性质和功能的单一化和简单化的解释。他的这些坚持是不合时宜的，他因此被批判为歪曲鲁迅，否定党的领导。这个二十年代的老党员，长征干部，因为他那种鲁迅式不服从不妥协的秉性，1958年被开除了党籍。

许广平要灵活得多。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在公开谈话中，说冯雪峰是最理解鲁迅的“通人”。这个说法也就意味着承认冯雪峰可以成为鲁迅的继承人了。可是在1957年一次批判冯雪峰的大会上，许广平情绪激动地指责冯雪峰歪曲了鲁迅，欺骗了“我们”所有人。1959年，许广平出版了《鲁迅回忆录》，鲁迅不再是一个孤独的战士，他是在党的指引下战斗的；他的写作，他的斗争，不是他个人的事业，而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一部分；鲁迅1932年到北京，本来是探望生病的母亲的，却被说成是准备去参加苏联作家大会；鲁迅在北京做的几次演讲，分明是应朋友之邀，被说成是党的安排……在1966年纪念鲁迅去世三十周年会议上，许广平有过这样的发言：“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者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本书，P69-70）其实也没有必要谴责许广平。说假话、套话、大话并不是人性必然，而是时代使然。她也要生存，要维持自己的地位，真实的鲁迅是不被那个时代接受的，就只能顺应时势，塑造一个不真实却可被接受的鲁迅。

伟人说过，他与鲁迅是心灵相通的。其实，伟人对待鲁迅的态度，不同时期，不同处境下是不同的。在他不得志，苦闷，焦虑的时期，他是真诚地喜欢和相信鲁迅的；从鲁迅的作品中他可以得到精神的安慰和鼓励。而在他处在权力巅峰且顺风顺水的时期，他只是将鲁迅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对其精神并不怎么接受。冯雪峰说他送伟人的三卷本《鲁迅选集》，伟人实际上没怎么看，只是把它放在案头。解放前，伟人对于鲁迅的“接受”，也就是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改造，以适应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需要。解放后，对于鲁迅的改造仍在进行，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伟人的态度也有不同。1957年3月，还在鼓励知识分子鸣放起来，积极给党提意见，帮助整风。伟人在全国各地召开座谈会，做知识分子的工作。有疑虑的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鲁迅如果还健在会怎么样？伟人说鲁迅如果还活着，还是可以出来做点事，可以写写杂文，可以做文联主席。还说鲁迅是大无畏的，即使写杂文会冒犯某些人，还是会写。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仅仅过了几个月，1957年7月7日罗稷南再问伟人同样的问题时，伟人说的是，要么还在写，但蹲在监狱里；要么识时务，不说话。那时候，伟人已经准备收网，拉开反右斗争的大幕了。以鲁迅的批判精神，即使他不做权威，也会被权威所忌恨，关进监狱是必然的事情。到文革的时候，伟人对鲁迅的态度实际上又发生了变化。伟人意识到党内存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试图篡党夺权，必须发动群众与之斗争。这时就需要恢复鲁迅的斗士的形象，作为造反者的楷模和榜样。鲁迅著作被肢解为零零散散的“鲁迅语录”，鲁迅的言论被改造成激荡人心的战斗口号，鲁迅成为造反派的精神支柱。“痛打落水狗”，“一个也不宽恕”成为红卫兵打手们的战斗宗旨。

“鲁迅接受史”首先意识形态领域“接受”或塑造鲁迅的过程，是政治化，革命化的过程，从而是虚构化鲁迅的过程。政治化和革命化的“鲁迅”被从鲁迅本体中抽离出来，按照塑造者的需要从而是权势者的需要，随意揉搓，随意定型，又不断变型。在意识形态化鲁迅过程中，鲁迅可以是革命的斗士，也可以是顺从的小兵；可以是儒雅的拿笔的文学家，也可以是横暴的舞大棒的打手；可以是愤世嫉俗的侠客，也可以是低眉顺目的侍者。这个鲁迅，时而让人敬仰，时而让人厌倦。其实，“他”并不是真实的鲁迅，而是权势者手中贴着“鲁迅”标签的傀儡。

站在意识形态舞台中的是一个鲁迅，而在广大人民中间，自有另外一个鲁迅。鲁迅去世的时候，数万民众自发参加了悼念活动，有工人和学生，有老人和孩子，有他的学生和战友，也有曾经的论敌。鲁迅的遗嘱中，是要求死后就立即收敛，烧掉，拉倒的，他本来不希望有什么悼念或纪念活动的，他不希望被记住，更不希望被供上神坛，成为祭奠的对象。但是，鲁迅作为穷苦人代言人的丰碑已经在读者的心目中树立起来了，鲁迅已经成为弱者的穷人的反抗者的穷途者的代言人和指路明灯。这个悼念活动只是将人们心中的追思外化出来。这次悼念活动是民间的“鲁迅接受史”的开始。

教科书中的鲁迅也可以算是“接受史”的一部分吧。解放后中小学教科书中选用的鲁迅文章不断增加，尤其是文革及文革之后。那时候中小学语文课本中选用的文章，数量最多是伟人的，其次就是鲁迅的。选用鲁迅的文章，往往不是侧重于艺术或者美学，而是侧重与其中的政治含义。其实，那些“政治”的含义，可以是牵强附会的，添油加醋的。中小学教科书选用鲁迅文章，当然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因而应该是意识形态化的“鲁迅接受史”的一部分，但是，因为其普及性，广泛性，故可以归为民间“接受史”的一部分。作为中小学生，对于政治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总是有限的，鲁迅也说过，他的杂文并不适合中小学生阅读，要三十岁以上有一定人生阅历的成年人才容易接受。就我的接受情况而言，是印象很差的。课本中的鲁迅文章，语言是晦涩的，意境是灰暗的，意义的模糊的，阅读很拗口，背诵很痛苦。理解鲁迅的战斗精神之后，才稍微能懂一点《狂人日记》，《药》，才会觉出一点阅读的意义。

文-化-大-革-命时期可能是鲁迅被最广泛“接受”的时期。那样一个时期，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之外，唯一能够阅读的就是鲁迅的著作。历史就是这样奇妙。意识形态化的鲁迅远离了鲁迅本身，“他”不食人间烟火而高高在上，而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鲁迅著作却借助政治的庇护而在社会上普及开来。尽管阅读鲁迅并不轻松，而鲁迅著作本身也不是让人放松的作品，但这种别的选择的选择确实为精神饥渴的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精神食粮。我读那些文革中受迫害而落难的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了解到，帮他们渡过精神上的寂寞之海的，不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鲁迅的著作。很自然，鲁迅拥有更多的读者。文-革之中阅读鲁迅的人们，有的只是借此填补精神的空虚，找到精神的慰藉，而有的是希望借助于鲁迅深邃的目光，看清专-制和愚昧的现实，探寻人类可能的光明的前景。到了文革的后期，越来越多的人从蒙昧中清醒过来。至少，人们有能力怀疑，伟大光荣和正确是否永远伟大光荣和正确？果真如此，如何理解林-彪的叛逃？如何理解社会经济的困境？这种怀疑和批判精神的残存，是鲁迅在人们心灵深处种下的种子的萌芽，同时也意味着这个贫乏世界对鲁迅精神的强烈的渴望。于是，在文-革后期，在知识和精神依然贫乏而饥渴的环境中，鲁迅作为怀疑者和批判者的形象，作为反抗者和战斗者的形象，再次在人们心中复活。

有人说，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只经历过一次半的启蒙。“一次”就是五四运动，而“半次”则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一前一后相差六十多年的“一次”和“半次”启蒙，启蒙者都是鲁迅。十年的文革，不仅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停滞倒退，人们的精神也进入了中世纪般的黑暗。八十年代的启蒙中，人们在鲁迅的引导下慢慢睁开眼睛，看清了周边，看到了世界。这时的鲁迅，不再是那个“党的鲁迅”，“毛主席的小兵”，而是怀疑者鲁迅，批判者鲁迅，战斗者鲁迅，作为猛士的鲁迅。鲁迅的批判精神复活了，“拿来主义”成为流行的口号。鲁迅研究越来越关注生活的，真实的，文学家的鲁迅，而不再是那个被肢解的，被阉割的，被扭曲的，被换头的，政治化的鲁迅。“鲁迅接受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让鲁迅成其为鲁迅的时代。社会的进步意味着文化的多元，在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鲁迅似乎不是那么重要了。罩在鲁迅头上的神圣的光环褪去了。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最初十年，“鲁迅接受史”迎来一个新的时代。这一二十年间的中国，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场进程稳步推进，思想控制的减缓，政治压迫的放松，价值和文化多元化格局的呈现，整个社会显现出一派繁荣与和谐的景象。人们更多地沉溺于物质进步带来的物质享受之中，消费时代的来临让人们应接不暇，鲁迅于是被人们逐渐遗忘了。作为反抗者或者战斗者的鲁迅与市场社会应该是不相融的。鲁迅是反封建反专制反礼教的，鲁迅的精神是怀疑的批判的战斗的。如果市场是完善的，是民主、自由、法制的。鲁迅的战斗对象将会消失，鲁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鲁迅总是与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不幸结合在一起，当社会陷入黑暗和人民坠入苦难之中时，鲁迅和鲁迅精神就会出现；在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的时候，鲁迅就退出了。所以说，鲁迅的消失可能是一件可喜的事情。鲁迅说过，你们的黄金时代我不愿意去。因为他是战斗的和反抗的，因为他是牛虻，在黄金时代他没有存在的价值。鲁迅又说，抨击社会时弊的文学应该与社会时弊一同消失。如果社会和谐美好了，战斗的鲁迅和鲁迅的战斗也就没有意义了。其实，成为战斗者和反抗者，只是时代赋予鲁迅的使命。因为是那样的社会，那样的时代，才会有战斗者和反抗者鲁迅的存在。如果社会和谐了美好了，鲁迅不用作为战斗者和反抗者了，他大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下去。

在市场经济大发展的这二十来年，“鲁迅接受史”还以另一种方式在发展，那就是将鲁迅世俗化，也就是将鲁迅作为产品来消费。鲁迅研究不再像前面四十来年那样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化的过程，而变成商业化的过程，变成消费鲁迅的过程。研究鲁迅不一定是出于某种政治的或者学术的目的，而仅仅因为鲁迅是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存在，研究鲁迅可以带来稳定的经济利益。消费鲁迅其实也没什么可以怀疑或者指责的，鲁迅成为研究者的消费对象也不见得就是一件坏事。可能没有任何一位历史文化名人像鲁迅那样被后人如此全面地研究过。举凡有关鲁迅的一切，都已经成为研究的对象。他的生平和著作，文学和思想，兄弟和妻子，友人和论敌，他住过的房子，看过的电影，他作品的版本，封面的设计，他作品中的动物和植物，作品中人物的现实对照，他抽过的香烟，喝过的白酒、啤酒和黄酒，他喜欢吃的糖果，他的发型，他的假牙……这些东西不能说没有意义，更不能说没有意思，鲁迅研究范围这样的扩展，实际上是文学市场活跃的表现，也是文化进步的表现。不仅鲁迅，鲁迅笔下的场景或人物，也成为消费时代人们的消费或者利用的对象。我前些年到北京，好几次都到北海边上的咸亨酒店，为的是要上一碟茴香豆，喝上一壶黄酒。鲁迅故乡的咸亨酒店环境真实，黄酒和茴香豆更地道。听说还有三味书店，还有以“祝福”命名的婚庆公司。被世俗化的鲁迅，不再是反抗者和批判者，却成为人们喜爱的鲁迅。

在我们的时代，似乎又有了鲁迅回来的可能性。

最近若干年，政治、文化、思想的发展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互联网提供快捷而方便的言论空间，但言论表达日趋多样。匪夷所思的是，经济进入现代的中国在思想文化上却出现倒退的迹象。比如对民-主，自-由，法制的价值的怀疑，比如具有封建糟粕性质的“国学”的“复兴”，比如一些具有封建遗毒的东西堂而皇之的出现并在某些政策实施中得以体现。有人说“新蒙昧时代”已经呈现雏形。感觉大幕正在拉起，铁屋子正在关上大门。还有人在呐喊，要人们保持基本的警惕。于是有“正义”的声音针锋相对，斥责那些呐喊者是卖国贼，是“公知”。鲁迅其实是历史上最大的“公知”的，而现在我们的语言习惯中，“公知”已经是贬义词，已经相当于“带路党”了。铁屋的大门即将关闭之时，我们确实需要鲁迅，需要一个帮我们肩住落下的大门的猛士。

在我们的时代，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已成为犬儒主义者，鲁迅那样的猛士，尚不知还有没有出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