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

2022-01-11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三联书店，2015年版

 

钱理群先生是北京大学教授，鲁迅研究专家。我是因为阅读与鲁迅有关的文字而遇到此书的。

非常棒的一本著作，丰富而深刻，洗练而流畅。

“1948：天地玄黄”。一场巨大的变革已经展开，结局就要呈现。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的最大一次转折。大局已定，知识分子面临选择。为革命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服从还是坚持？生存还是尊严？留下还是出走？

解放区的知识分子是早就做好了选择的，他们是最早觉醒的一批。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少部分已经决定随蒋介石离开了。大部分还在犹豫。他们之所以犹豫，除了事业外，还有生活，还有对故土的眷恋。

但是在这一年，大门即将开启，大门即将关闭，不能再犹豫了，必须作出选择。

 

郭沫若是老早就作出选择了的。至少，1942年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他就是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尽管一直在国统区，他的文艺思想与最高领导是高度一致的，他的文艺实践代表着无产阶级的方向，代表着社会主义的方向。

1948年，郭沫若更加积极而踊跃了。

1948年1月1日，郭沫若发表文章提出“尾巴主义”，强调人民至上，要知识分子心安理得做人民大众的尾巴，甚至是“尾巴上的尾巴”，要知识分子对人民大众唯唯诺诺，毫不保留地顺从，毫不保留地不闹独立性。

1948年1月3日，郭沫若在中山大学讲话，点名批评了沈从文和萧乾，说他们的文艺是“反人民的文艺”，“应予取消”，要借助政治的力量让其销声匿迹。

1948年3月，《大众文艺丛刊》在香港发行，其发行者、编者、作者大多是共产党文艺界的领导。主要作者有邵荃麟、冯乃超、乔冠华、胡绳、郭沫若等人。这个新创杂志的宗旨，是要确定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发展方向、发展路径。杂志发表的文章集中批判并清算了各种各样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包括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悲观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非人民大众的非无产阶级的非社会主义的非马列主义的文艺思想。这些文章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革命话语”，“我们体”，强调文艺的阶级性革命性党性。胡绳批判姚雪垠，姚很快就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很快就转向了。邵荃麟批判胡风和路翎，他们在辩解，或者回避。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批判沈从文、萧乾、朱光潜、胡风，文章言词激烈，充满革命的火药味。郭沫若提出，这场斗争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反革命势力的短兵相接，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些反动文人所代表的是封建的，买办的，反人民反革命的反动文艺，他们统治和危害文化界很多年了，必须举行大反攻，对反动文艺全面打击，将他们赶出地球去。郭沫若的文章尽管言过其实，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却又义正辞严，声情并茂，铿锵有力，开了斗争文学和战斗文艺的先河。这一次的大批判进一步确定了无产阶级文艺的主导权，持异议的知识分子除了投降，消灭自身，不会有别的出路。被郭沫若批判的“反动文艺”的代表人物，尤其是胡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以为自己的文艺思想符合文艺规律，符合五四精神，符合鲁迅精神，也符合马克思主义。他们还意识不到文艺批判实际上也是权力斗争，意识不到他们除了服从，别无出路。

1948年4、5、6月间，国统区多个城市发生校园风暴，广大学生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次校园风暴的典型特点是学生运动与文艺的结合。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各种学生社团积极开展文艺汇演，诗歌朗诵，大合唱，民族舞蹈，“五月的鲜花”响彻城市的夜空。这种革命热情与文艺的结合，是对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的一次检阅，在之后的政治运动中成为一种传统。

1948年8月，萧军受到批判。

萧军1938年去了延安。作为鲁迅的学生和朋友，又是耿直而洒脱的青年才俊，萧军得到伟人的喜爱，关系密切到可以在一起抽烟聊天。萧军看不惯延安的很多不平等现象，时常发些牢骚，提些意见。伟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委托萧军作了些调查，了解到文艺界的一些思想动态。萧军因为反对批判王实味，与丁玲产生矛盾。他们本来是很好的朋友的。萧军因为与鲁迅及伟人的关系，有些自以为是。丁玲说，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萧军只是九牛之一毛。彭真曾动员萧军入党，可他说自己受不了约束。伟人也动员过他入党并从政，萧军还是要追求自由。

东北解放，萧军到了哈尔滨。到处发表演讲，宣扬革命，深受欢迎。创办《文艺报》，发行量大，颇有影响。后来哈尔滨出现了共产党创办的刊物《生活报》，对萧军发表的观点进行批判，甚至成为一场运动，持续了几个月。《文艺报》被迫停刊，萧军离开哈尔滨，到一个矿山干活。

作为一个精神流浪汉，萧军独立，自由，洒脱，率性，这是让伟人喜欢的萧军。但是，当共产党要建立国家秩序的时候，不安分的萧军就很不合时宜了，他甚至成为一个绊脚石。萧军之所以受到批判，很显然，因为他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这就意味着在争夺话语权。

所有的话语必须统一，所有的知识分子必须服从，这是建国之前就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从此，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知识分子不再存在，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成为国家的雇员。”（P108）

1948年8月，朱自清去世。

1928年2月，朱自清写过一篇文章《哪里走》。那时候的他，一方面是看清了革命的“势所必至”，另一方面又深知革命将毁掉“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他不愿参与亲手毁掉自己最喜爱的东西的工作，只能选择躲到学术，文学，艺术里去。

1948年，朱自清再次面临选择。他对革命是真诚地支持的，但他对革命文艺的态度是犹豫的。没有来得及最终做出选择，因为生病，没钱治疗，朱自清去世了。作为文化名人，朱自清生前有机会领取美国政府的救济，但他拒绝了。临死前还告诫家人，不要美国人的任何好处。这个事情是他的好友吴晗披露出来的。冯雪峰发表文章赞扬朱自清的爱国情操，并在政治上刻意拔高，说朱自清向往“为大众服务，向群众学习，走向人民群众，成为民主战士”。这样，党的宣传机构就用革命的话语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朱自清。伟人在《别了，司徒雷登》中也给予朱自清崇高的评价。

革命战士朱自清，是他死后的光辉形象。

1948年9月，胡风出版了文艺理论著作《论现实主义的路》，阐述他的文艺思想。

胡风的文艺思想，继承了鲁迅的现实主义的传统，也是五四的传统；鲁迅是反封建，反专-制，反迷信的，胡风的主张也是这样。胡风提醒人们，封建主义的阴魂不散，要防范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各种骗术。胡风总是以为他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与伟人也是一致的。但是，他对伟人的“讲话”精神的接受却是有限的，他的文艺思想与伟人其实是冲突的。这样，在选择的关头，胡风不仅没主动站到正确的阵线，还自以为是地争夺话语权，他的下场可想而知。

胡风后来去了香港，又跟随进步文化人士去了东北，去了北京。以他的性格，即使建国之后服软，被整也是迟早的事。

1948年9月，也是“新小说”诞生的日子。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这部“在大地上写作”的小说，以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为中心，讴歌了党的领导，党员干部的奉献精神，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的伟大力量。这部小说，成为“政治小说”，也就是“新小说”的典范。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周立波同样是歌颂土地改革的《暴风骤雨》，还有赵树理的一批反映解放区群众革命和生活的作品。

1948年12月，知识分子们面临最后的选择。

起先，沈从文还想着和平到来之后可以安心多写点东西，他还有着成为中国的托尔斯泰的梦想。后来，因为受到批判，才发现自己与新时代已经格格不入。为此，他还曾自杀过。

共产党在北方建立了新政权，人数众多的进步知识分子从香港北上，到东北，到北平，参加新的国家政权的建设。郭沫若欣喜若狂，胡风内心忐忑。

对于原先在北方的知识分子，蒋介石有个100人的抢救计划，沈从文也在里边。沈从文留下了，不为政见，而是为了自己的文学生命。

留下的知识分子，有兴高采烈的，有忧心忡忡的。他们的将来，都要接受改造，或者是主动，或者是被动。

 

钱先生的这部著作，截取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断面，考察知识分子在重大历史转变关头的选择，他们的保守和进取，犹豫和决断，留恋和抛弃，猥琐和洒脱。1948年这个文化发展的重大转折阶段，对未来的选择深深为难着大多数知识分子。他们的兴高采烈或者忐忑不安，他们的信心满满或者忧心忡忡，描绘出一幅复杂的知识分子心理图像。

其实，知识分子的选择，这样或者那样，都改变不了什么。历史已经为他们做好了选择，顺从或者逆战，结果都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