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八道湾十一号的那些事儿
2022-02-06
黄乔生：《八道湾十一号》，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
1919年在北平发生了“五四运动”，中国历史进入新的一页。这期间，鲁迅忙于装修八道湾十一号的新家。
鲁迅是家中长子，有家庭责任感，有大家庭的理想。那一年，他和弟弟周作人在北平已经站稳了脚跟，有了经济实力，而在绍兴的老家又有族人催促着搬走，于是买下了八道湾十一号的宅子，重新建设和装修，准备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
从二月开始找房子，到十一月搬家，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鲁迅一人在忙碌。寻找合适的位置和房子，与房主洽谈，办理各种手续，设计房间，请工人干活，监工，验收等等。事情大大小小，零零碎碎，千头万绪，鲁迅忙前忙后，东颠西跑，没日没夜。二弟的妻子和子女回日本一趟，周作人来回迎送，还在那边呆了半年时间。新宅搞好之后，周作人一家等于是拎包入住。搞好了房子，鲁迅又去绍兴接回母亲和妻子，还有三弟周建人的妻子和孩子。《故乡》写的就是鲁迅回家迎接母亲的事情。
八道湾十一号是个大院子，建筑面积有2600平方米。鲁迅特意选这样一个大院子，是为了孩子们有个运动玩耍的场所。当时鲁迅还没有孩子。他可能也不想有自己的孩子，就他与朱安的感情而言，他是绝对不想有孩子的。当时周作人和周建人都有了孩子，所以鲁迅是为弟弟们的后代着想。
他一切都为大家庭着想。院子南北朝向，分为三进。最北的院落最安静，最舒适，坐北有一排九间房，分给了老二一家三间，老三一家三间，另有三间作为客房；中间院落三间房，住母亲和妻子朱安。鲁迅有时住在中间堂屋后面临时加的“老虎尾巴”，有时住在南边院落靠近大门口的三间房，他的对面是两间男佣房。所以给人的印象，作为长子和家长的鲁迅，好像是“居无定所”，又好像是“看门人”。
整个大家庭十几口人，挣钱的就只有鲁迅和周作人，他们二人收入差不多，不过周作人一家的开销要大得多。买地建房整个开销4300银元，除了卖绍兴老宅得到的1000银元之外，绝大部分是鲁迅的积蓄，以及找朋友借的款。家里对产权有个分配，总共四股，兄弟三个及母亲各占一股。
一开始是和和睦睦其乐融融的气象。鲁迅在教育部工作，又在几所大学兼职讲课。周作人在北平大学任教，与鲁迅一起在《新青年》发表文章。三弟周建人暂时没工作，经常跟二哥一起坐车到北大，哥哥去上课，弟弟去旁听。弟弟最喜欢听的还是胡适的哲学。鲁迅与二弟关系最融洽。他们年龄相差不大，兴趣相仿，品味相近。经常一起讨论学术和时政，写文章的时候相互参考批评。鲁迅还经常帮周作人修改稿子，誊写讲义。鲁迅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还是二弟的推荐。
他们经常在家里宴请宾客，一来因为他们家房子大，二来因为他们兄弟俩都是文化界的名人，有众多社会名流的朋友。到过他们家的名人，有蔡元培，胡适，郑振铎，沈雁冰，郁达夫，许地山，许寿裳，孙伏园等等。通常一聚就是一天，品评人物，舆论时政，讨论学术，欣赏文章，喝酒闲聊。客人大多是兄弟俩的共同朋友，北平大学的教授多一些。毛泽东曾经去过八道湾十一号，那次是去找周作人请教问题的，那时候毛泽东对周作人关于“新村”社会的设想很有兴趣。毛泽东去的时候鲁迅不在家。我看鲁迅1923年的日记，其中提到张凤举有十次之多。张凤举是北大教授，就是他造谣说鲁迅关于小说史的著作抄袭自一个日本人盐谷温的研究，这个事情在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中被发酵，对鲁迅造成极大伤害。后来还是胡适公开为鲁迅辩白的。
八道湾十一号在历史上最重要的意义，可能是鲁迅在这里写下了《阿Q正传》。鲁迅应曾经是自己学生的孙伏园的请求，勉为其难写成了这个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篇。当时孙伏园在一家报纸做编辑，他们开辟了一个专栏，要登载一些幽默小品。他找到老师，反复央求，鲁迅才答应写作。鲁迅老早就想写个小说，讲一讲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及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这个小说在报纸上连载了几十期，一直是在孙伏园的催促下完成的。后来趁孙伏园出差由别的编辑代理，鲁迅就让阿Q给自己画了一个并不园的圆圈。
在八道湾十一号最初的几年，是鲁迅兄弟关系最融洽的时期。作为大哥，鲁迅为家庭为兄弟尽心尽力。侄子们生病住院，他要亲自找医生，安排住院；弟媳们生病，也要亲自寻医问药；母亲生病，更是要伺候在旁。影响最大的是一次周作人生病。为了治疗，也为了安静，住到西山的疗养院。鲁迅要上班，要兼职，几乎每天都要往西山跑，问询病情，了解治疗情况，关心营养，买书送书，送审文稿……鲁迅甚至为弟弟打听养生的房子，告诫他出院之后要落实下来。他对自己从来没有这样操心，甚至百分之一都没有。他甚至因为担心弟弟健康而饮酒大醉。真正是手足情深啊！谁能想到后来周作人会那样冷酷地将大哥赶出他亲自修建起来的大院呢！
最先离开八道湾十一号的是三弟周建人。周建人到北平后一直没有工作，只是在北平大学旁听之余写点文章挣点可怜的稿费。鲁迅曾经请蔡元培给三弟在北平找个工作，一直没有机会。周建人虽然通过自学掌握一些知识，但没有文凭。后来，还是周作人请胡适帮忙，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谋得一个做校对的工作。那是在1921年。周建人在上海的工作落实之后，写信请芳子带着孩子们过去，还亲自返回北平来接，芳子不愿意离开北平。周建人收入微薄，只是勉强可以养活自己。芳子更愿意呆在北平，在姐姐的庇护下生活。在八道湾十一号是姐姐在当家，这里挣钱的是两位大文学家，要比在上海稳定可靠得多。周建人离开北平的时候，芳子已经怀上了他的第三个孩子。后来芳子就一直带着三个孩子与姐姐生活在一起。1925年，周建人与王蕴如生活在一起。应该说是同居，因为如果说“结婚”的话，他就是重婚。不过事实上是结婚了的，他们有三个孩子，所以还是重婚。
1923年7月18日，剩下的两兄弟也分开了。这一天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要他不再到后院来了。鲁迅理解为是绝交信。鲁迅派人请二弟来谈谈，周作人没来。鲁迅于是带着朱安搬出来，另外找地方租住。后来又在北平西三条买了个小院子，与母亲及朱安一起生活。鲁迅搬出来的时候，征求过朱安的意见，是跟他在一起呢还是回绍兴老家，回绍兴老家的话鲁迅按时给她寄生活费。朱安无处可去，只能跟着鲁迅。尽管她知道，鲁迅嫌弃她。就兄弟失和一事，大部人都同情鲁迅，都骂周作人忘恩负义，心思歹毒。我觉得奇怪，分明是鲁迅出钱出力费尽心思盖好的八道湾十一号，怎么反倒被周作人占了，还理直气壮。鲁迅怎么能那样灰溜溜搬走，至少他和母亲一起有一半的产权！
关于兄弟失和的原因，鲁迅是一个字没讲过。周作人写了绝交信，以后只是很隐晦地在文章中发泄一下情绪，也从没有明确讲过。后来让人印象深刻的观点，来自失和兄弟的家属。许广平说，在八道湾十一号，鲁迅虽然是家长，家里管事管钱的却是二弟媳羽太信子。鲁迅兄弟俩挣钱，也算高收入了，但信子花钱实在太挥霍。家里最多的时候有十来个佣人，平时的伙食也颇奢侈。孩子生一点点小毛病，都要请诊费高昂的日本医生来诊治。鲁迅也说过，他用黄包车拉回来的钱，怎么赶得上别人用汽车拉出去。可能鲁迅对信子提过意见或提出批评，让信子怀恨在心，于是信子跟周作人告状，才有了周作人跟大哥绝交。这样说算是一种解释，而且很好地保护了鲁迅。但是，如果是这样的原因，就没什么不能公开的。不公开造成的后果是出现各种猜疑，很多说法是伤害性极大的。比如说鲁迅调戏弟媳，“听窗”云云。张凤举就跟郁达夫说，羽太信子说鲁迅对他有“失敬之处”。许寿裳的说法似乎也证明了许广平的观点。许寿裳说羽太信子有癔病，情绪一激动就发病，大喊大叫，歇斯底里，在地上打滚。周作人要面子，处处忍让，迁就。只要信子一激动，就顺从她，迎合她。鲁迅说周作人“昏”，就是这个意思。这样说来，周作人提出与兄长绝交，似乎是出于信子的“淫威”。这种说法也很勉强。
鲁迅儿子海婴的“沐浴说”颇能迎合某些人的阴暗心理。似乎是说鲁迅无意间进入浴室瞥见了弟媳沐浴。海婴显然是要为父亲解脱。他说在日本，一家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起沐浴，从来都不回避。无意间瞥见算不得什么“不敬”，信子和周作人实在是小题大做。海婴的说法有些矛盾。信子是日本人，本不会在意这件事的；周作人也习惯日本人的风俗，而且他本身是很开明的，也不会因为这件事儿作出这么重大的决断。不过，周作人和信子本来是不愿意过大家庭的生活的，当初加入大家庭属于勉为其难；而且当时周作人的收入已经比较高了，支付他们一家人的开支不成问题了。周作人夫妇小题大做，只是为了实现他们单独生活的理想。况且那时鲁迅实际上是过单身的生活，芳子有些忌讳也能理解。这样的解释似乎要合理一些。
最离谱的说法来自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他说他舅舅羽太重久看到大伯子与弟媳抱在一起，告诉了弟弟。这纯粹是个胡说。1923年他舅舅一直在日本，即使有这事儿也看不到。再说，羽太重久一直很崇拜且感恩鲁迅。他们一家都靠周家生活。在周作人还没挣钱的时候，就是鲁迅供养着他们。他舅舅是无论如何不会造鲁迅的谣的。周丰一讲这个事情可能是恶意的诋毁。周作人后来做了汉奸，一直受到许广平和周建人的攻击，而他们则凭借与鲁迅的关系当了官，过上了好日子。所以周丰一这样污蔑自己的母亲，实则是为了将污血溅到鲁迅身上。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经济学家千家驹有个说法。鲁迅与许寿裳等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合请了个佣人，就是十五六岁的羽太信子。鲁迅与之有了关系。后来家里听说鲁迅在日本有了女人，就以母亲病重为由将鲁迅骗回家，给他安排了婚事。鲁迅一切顺从母亲，没有任何反抗。但他无法接受朱安。婚后的鲁迅与弟弟一起回到日本。鲁迅不能再与信子好了，弟弟却与信子好上。这种说法基本上是猜测，不过倒也不算离谱。事情果真如此，周作人实在也没有什么好怪罪的。即使他们后来生活在一起，哥哥和信子各守本分，就没什么好指责的。
鲁迅离开八道湾十一号，先是租住在砖塔胡同，后又买了西三条胡同的房子，与母亲和朱安生活在一起。之后，因为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受到政府打压，离开北平。先是去了厦门大学，又去了中山大学，最后去了上海。在上海终老。周作人赶走了大哥，他一家五口与弟媳一家四口生活在一起。他还是做他的教授，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生活过的平平淡淡，实实在在，悠哉乐哉。兄弟俩自从“绝交”之后，再无往来。
周建人在上海，与王蕴如又生了三个孩子。对于在北平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像是不存在一样。1936年，鲁迅去世。1937年春节，母亲八十大寿，周建人带着王蕴如前往祝寿。寿宴摆在八道湾十一号。周建人和王蕴如到达的时候，与信子和芳子发生争吵。周建人的大儿子周丰二对抛弃母亲和自己兄妹的父亲恨之入骨，举刀要刺杀周建人，被众人拉住。周建人和王蕴如仓惶离开，自此与芳子及他在北平的三个孩子断绝关系。
也在1937年，日本人占领北平。文化界名人大多离开北平，周作人没有走。周作人留下来的理由是，他要养家活口。他要养自己的老婆孩子，三弟的老婆孩子，还有自己的母亲，以及大嫂。离开北平，他不知道到那里谋生。还有一个理由是，北大校长蒋梦麟要求他留下来照顾校产。因为周作人的妻子是日本人，他又对日本文化有好感，很多朋友要求他离开北平他又不走，而且他与日本侵略者又有了一些文化上的交流，于是很多人就担心他会做汉奸。周作人毕竟是文化名人，他要是做了汉奸，将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于是在1939年元旦那天，有地下学生组织派人前往八道湾十一号去刺杀周作人。因为缺乏经验，枪法也不娴熟，打死了门口等客的黄包车车夫，打伤了周作人的一位客人，一发子弹只是打中周作人毛衣的扣子，他毫发无伤。周作人吓破了胆。他相信安排人刺杀他的是日本人，如果他再不妥协就小命不保了。于是他同意与日本人合作，当上教育总署督办。之后，日本人派兵日夜守卫着八道湾十一号，确保周作人的安全。
周作人作为日伪政府的官员，执行日伪政府的政策，干过很多有违民族尊严，有违文人气节的事情。尽管作为文化人，不是那么荒淫无耻，不是那么主动积极，但毕竟是汉奸，终究是可耻的。丧失尊严和气节，周作人得到的好处也是大大的。首先是丰厚的收入和富有的生活，其次是人生的安全。周作人一生从来没有像他作汉奸期间那样富有，那样衣食无忧。除了一月数千的薪水，参加各种活动还有大笔的收入。他母亲去世的时候，花了一万多元办了个豪华的葬礼。不过，尽管是汉奸，周作人还是做过一些好事。李大钊被害后，是周作人将他的儿子李葆华掩护在八道湾十一号，后来又送去苏联留学。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要去延安，周作人提供了路费，帮助他们离开北平。
有了汉奸的身份，周作人保证一大家人的衣食无忧。但他的汉奸身份毕竟是一种耻辱。1941年3月的一天，周建人的小儿子周丰三用周作人警卫的手枪自杀。周丰三的自杀，与周建人有关。周建人抛弃妻子和儿女，给周丰三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还与周作人有关。周作人是个大汉奸，完全丧失民族气节；周丰三是个有骨气的青年，却要被二伯父这个大汉奸抚养，他为此而感到耻辱。
八道湾十一号真的是个不详之地。在这里，最好的一对兄弟反目成仇；再往后，周建人的大儿子要刀杀生父；再往后周作人遇刺；再往后周作人做了汉奸；再往后周建人的小儿子自杀，再往后周作人被抓紧监狱。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作为汉奸被审判。众多的文化名人想要挽救他的生命。胡适多方奔走，希望减轻他的惩罚。北大校长蒋梦麟作证，是他要求周作人留下照顾北大校产的，战后清查，北大校产不仅完整保留下来，图书资料还有增加。最终，周作人被判处十四年有期徒刑。国民党败退之际，周作人是有机会离开大陆的，但他想来想还是留下来了。他不愿去台湾的原因，一来是判他徒刑的是国民党；二来是他觉得傅斯年容不得他。解放后，有人问杀不杀周作人，毛泽东说留下他翻译希腊文献吧。周作人精通几国语言，其中之一是希腊文。周作人一直没有恢复公民权，单靠给人民出版社翻译希腊文著作，维持一家人生活可以，维持两家人的生活就困难了。
八道湾十一号的房产，属于周作人的部分被充公，他只是借住在那里。剩下的部分，三分之一属于许广平，三分之一属于周建人。解放后，羽太芳子向法院申请与周建人离婚。事实上，自从周建人离开北平，尤其是与王蕴如“结婚”之后，他们的婚姻关系就结束了。芳子提出离婚，是因为周作人的收入不足以维持两家人生活。芳子希望通过办理离婚手续，将八道湾十一号属于周建人的产权转移给自己及子女，还希望周建人承担她的一部分生活费。毕竟，芳子是周建人的妻子，芳子还有两个孩子也是周建人的亲生子女，自从周建人当年离开北平，尤其是1923年鲁迅搬离八道湾十一号之后，周作人抚养他们一家已经二十多年了。那时候周建人已经是高级干部，是浙江省副省长，国家出版署副署长。法院的判决完全是政治性的，说芳子及其子女依附大汉奸周作人生活，属于叛国投敌行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周建人还说他的女儿陪同周作人访问日本，以及他的儿子在日伪机构工作，都属于叛国行为；说他与芳子的婚姻在1937年就结束了；还说要公开与周丰二断绝父子关系；又说他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负担芳子的生活……实在让人无话可说！周作人说，“此为兄弟中唯一之非人，可为叹息。”（P275）之后不久，芳子自杀身亡。之后，许广平和周建人将自己的八道湾十一号的产权捐献出去。鲁迅苦心经营的这座大院，一时涌进几十户人家。
我读有关鲁迅的著作，讲到兄弟失和，总要讲到八道湾十一号。这座院子里发生的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让我怀疑它是不是风水有问题。迷信一点的话，鲁迅在绍兴的故居可能也有点问题。鲁迅的爷爷被关了监狱，他的父亲痨病而死，鲁迅婚姻的不幸，可以说明点问题。
我上学的时候经常去新街口豁口的徐悲鸿纪念馆，却一次也没有去过八道湾十一号。这两个地方相距仅几百米。那时候八道湾十一号也没什么人关注。现在那里建了个鲁迅纪念馆，应该会有人参观了。下次去北京，应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