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与鲁迅：辩诬之路
2022-05-18
陈坚，陈奇佳，《夏衍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夏衍，《懒寻旧梦录》，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最初知道的夏衍（1900-1995）是个作家，《包身工》的作者；后来又知道他是著名电影剧作家，又曾经是电影部门负责人；再后来读有关鲁迅的文字，知道他是“四条汉子”之一。
夏衍曾经在日本留学，因为从事进步文化事业，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到上海。夏衍通过翻译日文版的苏联文学艺术和文学理论著作，参与和推动无产阶级文化事业的发展。因为从事翻译事业的缘故，经常出入内山书店，认识了内山完造先生。1928年初，夏衍到内山书店看书，内山完造介绍他认识鲁迅。鲁迅跟人初见，往往不主动说话，神情肃穆的样子。很多青年初见鲁迅，总是一言不发地来，又一言不发地走。夏衍是有过社会生活的历练的，落落大方地与先生打了招呼，找到了话题，愉快地交流。鲁迅对夏衍既沉稳又热情的个性，一开始就有好感。
鲁迅也曾留学日本，也热衷于翻译日文版的苏联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夏衍是坦诚直率之人，与鲁迅见面不久，就在1928年的《一般》杂志发表一篇叫做《说翻译之难》的文章，点名批评了鲁迅，指出先生翻译中的一处错误。鲁迅大度地接受了夏衍的批评，承认“完全系我看错译错”。不过对于夏衍“译书确是一种冒险”的结论，“我却以为不然”。鲁迅可能很少犯这样的技术错误吧，从而也很少有人指正。鲁迅对待别人的批评而不以为忤，诚心接受，并不多见。
就在夏衍结识鲁迅这段时间，鲁迅正陷于太阳社和创造社年轻作家的围攻之中。成仿吾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蒋光慈发表《关于革命文学》，钱杏邨发表《死去的阿Q时代》，郭沫若发表《文化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以排炮的方式，对鲁迅发起全面攻击。鲁迅本来计划与这群“革命文学家”联合的，而且公开刊登过启事。想不到他们会忽然将枪头调转，对准自己，大肆攻击。夏衍当时的思想观念与这群“革命文学家”是一致的，而且与太阳社的钱杏邨、蒋光慈等人还是来往紧密的朋友。事实上，夏衍还为钱杏邨提供过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材料（这个事件应该是鲁迅所不知道的）。不过，这一次对鲁迅的文字讨伐夏衍没有参与，没有发表过一篇批评鲁迅的文章。不愿意对敌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夏衍的书生意气，也是他的艺术良知。
创造社和太阳社对鲁迅先生的围攻，意味着无产阶级文学战线的分离。中央领导对此很关注，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等都作出过指示，要求太阳社和创造社的年轻人停止对鲁迅的攻击，与鲁迅结成联合阵线，对付共同的敌人。在周恩来干预下，在潘汉年和冯雪峰的指导下，夏衍参加了左联的筹建工作。夏衍进入左联筹备组，主要原因是他没有参加过与鲁迅的论战，而且他与太阳社的年轻作家有着良好的关系。在潘汉年、冯雪峰和夏衍的推动下，鲁迅接受了与创造社和太阳社尽弃前嫌的建议，同意参加左联。在左联筹备期间，夏衍担任党组织与鲁迅的联系人。这一时期是夏衍与鲁迅接触比较多而又比较愉快的时期。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在左联常委会选举中，夏衍和鲁迅都被选入七人组成的常委会。夏衍得票第一，鲁迅第四。鲁迅选票不高，是因为参加会议的大多是太阳社和创造社的成员。在很多党员作家心中，鲁迅还只是同路人，只是统战对象。
左联实行的是业务和行政的双重领导，鲁迅是名义上的“盟主”，属于业务领导，另外还有党团书记，主管党务。周扬之前，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和丁玲担任过党团书记。1933年5月，周扬在丁玲被捕后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因为鲁迅身份特殊，不能经常参加左联的会议，所以要安排左联行政领导与鲁迅之间的联系人，将左联行政会议的精神传达给鲁迅，也将鲁迅的工作建议和意见传达给左联行政领导。在周扬任上，胡风担任行政书记，负责与鲁迅的联络。周扬对鲁迅在文化战线的领导地位以及在左翼文坛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工作过程中对鲁迅缺乏足够的尊重，这就引起他们之间的误会和相互不满，矛盾不断加深。
鲁迅说周扬是一个喜弄权术、心术不正，器量又狭窄得很像白衣秀士王伦式的人物。说周扬及其同伙只是唱高调，发命令，不对敌人认真作战，并且还扼杀与自己持不同意见的革命力量。说周扬这些人大抵都是借“革命”以营私的青年，是革命营垒里的蛀虫；说周扬之流以“革命”大旗做虎皮，自命“指导家”，故作激烈，吓唬别人，打击不同意见者；他们只长于“内战”，分裂战线，对敌人则心平气和，并且有意“取悦”与敌人，同敌人及其趴儿狗们反而常常联成一起……在周扬担任左联书记这段时间，是鲁迅最苦闷的时期。
鲁迅说的“周扬之流”或“周扬们”，除了周扬外，主要还有夏衍和田汉等。他们都是左翼文化的领导人，他们之间观点一致，行动一致。“周扬之流”中，鲁迅对田汉的讨厌不亚于周扬。鲁迅老早就对田汉看不顺眼。导致鲁迅将对田汉的看不起发展为仇视的，是因为田汉荒谬的“调和论”。鲁迅与曹聚仁讨论大众语问题的通信被曹聚仁拿去发表，与杨邨人的一篇文章同时出现在《社会月报》的同一期上。以前鲁迅曾经与杨邨人论战过，斥责过杨邨人是“革命的小贩”。本来论敌之间文章出现在同一刊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况且还不是鲁迅自己拿去发表的。可是田汉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1934年8月发表一篇题为《调和》的文章，说鲁迅与杨邨人“调和”了。这个事情让鲁迅异常震怒。
就在田汉文章发表后不久，鲁迅还没有作出反映。一天，周扬、夏衍、阳翰笙三人决定去找鲁迅，向他汇报工作。由夏衍约好了时间和地点。三人出发的时候，碰到田汉，非要跟着去。本来夏衍是有些不情愿的，他知道鲁迅不喜欢田汉。但又抹不开面子，就勉强带着他一起去了。见到鲁迅，周扬他们向鲁迅汇报工作，鲁迅耐心听着，微微点头。可是田汉忽然冒出一句，说胡风是个坏人，鲁迅先生要注意。鲁迅一听就皱了眉，显然是不高兴。问听谁说的，田汉说是听穆木天说的。鲁迅更生气，说一个变节者的话在你们听来像是圣旨，我却是不相信的。气氛就尴尬下来。这就是后来鲁迅在《答徐懋庸并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所说的“四条汉子”的事情。鲁迅的怒火主要还是对准周扬和田汉，夏衍和阳翰笙是“另外两位”，据说很长时间都没人知道究竟是哪“两位”。
鲁迅对田汉的“调和论”耿耿于怀，1934年11月14日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表达了对同一营垒中的战友的背后放枪行为的憎恶和仇恨。“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他说自己之所以要“横站”，就是为了防备田汉之流从背后放枪的卑鄙行径。据说，夏衍看到鲁迅文章，“快意得大笑，说是‘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这话传到鲁迅耳朵里，自然是非常气愤。那个时候，文人们热衷于打笔墨官司，各种闲话传来传去的。鲁迅原本对夏衍是有好感的，后来他与周扬走得很近，好感就渐渐消失，至此变成全是恶感了。冯雪峰的回忆中，鲁迅说，夏衍表面上是一个上海绅士，笑嘻嘻的，其实诡计多端，是站在背后的军师。
鲁迅对周扬等人的不满，关键是周扬等人的问题，可是他们却将责任推到胡风头上。胡风负责在左联行政与鲁迅之间传递信息，周扬等人认为胡风在鲁迅面前说了他们的坏话，挑拨离间。他们说胡风政治上靠不住，就是要把他赶走，换一个靠得住的人来联系鲁迅。胡风无奈，辞去了左联行政书记的职务。胡风之后，徐懋庸担任行政书记，与鲁迅联络。徐懋庸早先是鲁迅的学生，也是鲁迅培育出来的理论家。不过，在政治上，他是比较坚定地与周扬站在一起的。毕竟，鲁迅只是“群众”，而是周扬是代表党的。
1935年11月，周扬等收到中共驻莫斯科代表萧三的来信，提出在新的形势下“扩大文艺界联合阵线”的设想，同时建议解散左联。这个指令是王明提出的。周扬看到萧三的信，立即决定解散左联。周扬派徐懋庸通知鲁迅，鲁迅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要有自己的阵地，故不赞成左联解散。徐懋庸回去之后胡乔木给他做通了工作，又去说服鲁迅；鲁迅说解散也可以，但是需要发一个声明；徐懋庸回去汇报，周扬同意发表宣言。后来周扬又改悔，说没有必要为左翼下面每一个盟都发一个解散宣言，统一发一个就可以了；徐懋庸回去跟鲁迅商量，鲁迅也同意了。过后周扬又改悔，说什么声明都不发表了。鲁迅感觉受到愚弄，不再表态。这个事情，确实反映出周扬们对鲁迅不尊重。后来，徐懋庸为此跟鲁迅笔战，鲁迅决定与其绝交。
1936年初，随着抗日救亡形势的发展，建立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在这种形势下，周扬、夏衍等人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来联合一切有志于抗日救国的文艺力量。那时候，周扬等人与鲁迅的关系已经很僵，他们提出这一口号也没有与鲁迅商量。
1936年4月，冯雪峰受中央指派来到上海。中央给冯雪峰的任务是为恢复1934年被破坏的上海地下党组织做准备工作。当时情况复杂，中央指令冯雪峰到上海之后首先与著名民主人士联系。冯雪峰到上海后，首先联系到了鲁迅。党中央对鲁迅很放心，冯雪峰对鲁迅也很信任。一见面，鲁迅就倾诉了这两年来所遭受到的周扬等人对他的迫害，这可能给冯雪峰留下深刻印象。与胡风见面后，讨论到文学战线的“口号”问题。胡风说“国防文学”这一个口号不好，没有反应出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鲁迅也不满意。于是冯雪峰就提议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吻合最高领导的主张的。它强调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主导权。与鲁迅商量后觉得可以，胡风就写文章宣扬出去。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提出引起了周扬等人的极大反感。他们认为，他们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好好的，已经发挥了团结和联合的作用，鲁迅和胡风提出这样的口号，不就是对着干吗？这种做法无异于破坏统一战线，属于叛国的行为。有人将鲁迅与托派相提并论，说托派出来反对“国防文学”口号，鲁迅也出来了。似乎托派是卖国的，鲁迅也是卖国的。这种类比让上海一个托派头目叫陈仲山的有了想法，于是给鲁迅写信，似乎是想引为同类，希望建立统一战线。鲁迅对此很是鄙视和愤怒。当时他在重病中，口不能说，笔不能动，于是冯雪峰就主动代鲁迅写了两篇文章，公开发表。
这个事情本来慢慢缓和下来了，徐懋庸却又出来添乱。他给鲁迅写了封信，不知天高地厚，指责鲁迅不懂党的政策，提出错误口号；又将鲁迅身边的朋友，包括胡风，黄源，巴金等人一顿指责，人身攻击。冯雪峰又替鲁迅回信，阐述鲁迅对于抗日口号的主张，对周扬等人的思想进行批判。鲁迅看了之后，对冯雪峰写的内容作了修改，又增加了大约一半的内容。鲁迅增加的内容，主要是指责和批判周扬等人的恶劣行径的。其中包括“四个汉子”那部分内容。这就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可见，这篇文章实际上是鲁迅与冯雪峰合作完成的，前半部分是冯雪峰写的，后半部分是鲁迅写的。不过，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可以看成就是鲁迅的作品，后收录在《且介亭杂文末编》中。鲁迅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 “两个口号之争”就慢慢平息下来了。不过，徐懋庸因为无组织无纪律，受到周扬和夏衍的严厉批评。
这件事情后两个多月，鲁迅先生就因病去世了。尽管晚年的鲁迅非常憎恶周扬，由此使夏衍受到连累，但夏衍是一直敬爱鲁迅的。鲁迅的葬礼是由胡风和冯雪峰操持的。曾经有“周扬派”的人士去悼念，遭了白眼。冯雪峰和胡风安排给鲁迅抬棺的，必须是没有与鲁迅发生过争执的。出于形势的考虑，周扬和夏衍没有在追悼现场露面。夏衍写了一篇悼文《在大的悲哀里》，寄托自己的哀思。“我们应该以他的愤怒为愤怒，以他的憎恶为憎恶，以他的决心为决心，继承他的遗志，完成中国民族的自由和解放。”（《夏衍传》（上），P365）夏衍写出这样的文字，该是多么的悲痛啊！
事情还没有结束。
1957年，周扬策划组织批判丁玲和陈企霞，扯出了冯雪峰。夏衍，林默涵，刘白羽等人经过周密策划，决定由夏衍来做一个有分量的批判发言。经过精心准备，在8月14日的批斗大会上，夏衍作了一次“爆炸性发言”，沉重打击了冯雪峰，引起了轰动。夏衍对冯雪峰的指责，主要讲的是1936年4月冯雪峰受命到上海的事情。夏衍说，在极端恶劣条件下，地下党坚持斗争，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效。白色恐怖之下的地下党员，盼星星盼月亮，等着盼着中央特派员的到来。冯雪峰来是来了，却不联系地下党，而是先联系民主党派，回避与地下党的会面，甚至试图迫害地下党。夏衍说，他是冯雪峰到上海很久才知道消息的。他去找民主党派的章乃器，章说冯雪峰来了，但不见夏衍。还说要是夏衍还来找，或者不见，或者干脆扭送到巡捕房。这是多么冷酷啊，多么令人寒心啊。夏衍还指责说，冯雪峰到上海，直接去找到鲁迅，还与胡风勾结起来，离间鲁迅与党的关系。又与胡风合作，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与“国防文学”口号对立，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立。其实，实事求是讲，夏衍对冯雪峰的以上指责，都是有问题的。冯雪峰到上海后先找民主人士，这是党中央的建议和要求。因为1934年上海党组织被破坏后，与中央已经失去联系。而且，当初的很多党员，尤其是地下党领导人，不少都出了问题。章乃器的“扭送巡捕房”的说法，可信度不高。至于口号问题，“国防文学”确实存在放弃主动权的嫌疑，不是很好的选择。“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不见得是好的口号，不过争论是应该允许的。
对夏衍来说，当初“两个口号之争”对他打击最大的，应该是《答徐懋庸并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提出的“四条汉子”。有论者说，鲁迅的行文中，“四条汉子”可能是一种有点幽默色彩的说法，不见得就有多大的恶意。相对于“工头”，“沙皇”，“元帅”，“奴隶主”等等，其实要平和得多。再说，鲁迅对夏衍还是客气的，没有点他和阳翰笙的名字，把他们放在“另外两位”当中。据说，后来到了延安时期，人们读鲁迅的著作，还没人知道另外两条汉子是谁。可对于夏衍来说，这却是极大的侮辱，人生极大的污点。在这次“爆炸性发言”中，他最急于清除的，就是这个污点。在这次发言中，夏衍以非常肯定的语气说：“直到今年八月为止，我们一直以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鲁迅先生是手笔，现在雪峰承认了这篇文章是他起草的。”（《夏衍传》（下），P209）原来，之前他们安排人做过冯雪峰的工作，只要他承认这篇文章是他作的，鲁迅先生只是改过几个字，就能保住他的党籍。冯雪峰视党籍高于生命，于是就妥协了。当然，最后冯雪峰还是连生命都没能保住。夏衍的发言引起极大的轰动。与冯雪峰多年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朋友楼适夷痛心疾首地说，冯雪峰欺骗了自己二十年。许广平也站起来痛斥冯雪峰，说他欺骗了鲁迅，是个大骗子。不过，关于夏衍所说《答徐懋庸》一文完全出于冯雪峰的手笔，许广平说当年的原稿还在博物馆，拿来看看就可以明白真相了。夏衍的这次发言，为后来将冯雪峰打成右派，取消党籍定下了基调。好在许广平完好保存了文稿，并移交了博物馆。从文稿中清清楚楚看得出来，整篇文章前一半是冯雪峰的笔迹，后半部分是鲁迅的笔迹。“四条汉子”就在后面一半当中。
事情还在继续。
文化大革命开始，周扬被打倒，夏衍也被打倒。“四条汉子”成为一条罪状，他们因为“围攻鲁迅”而受到一轮又一轮的批判。田汉冤死牢中，周扬被打聋了耳朵，夏衍被打断锁骨，打坏眼睛，打断右腿。文革是个是非颠倒的时代，受尽折磨的不仅是“四条汉子”。多少共和国的功臣都遭受了灭顶之灾。不过，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冤屈来自何方，夏衍却很清楚。或者说，他认定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就是他的灾星，冯雪峰就是他的灾星。
文革期间，“四人帮”要冯雪峰写材料揭发周扬等人对鲁迅的迫害。冯雪峰是耿直之人，只是客观描述了他看到或者从鲁迅那里听到的东西，没有落井下石。周扬出狱之后，为了表达对冯雪峰的敬佩和感激，约了夏衍一起去看冯雪峰。那时，冯雪峰已经快不行了。夏衍坚决不去。1980年，夏衍发表了《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一文，对“冯雪峰”在《答徐懋庸并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虚构的“四条汉子”的行径进行了批判。他证明，这篇文章中讲“四条汉子”的行为，大多是想象的，虚构的，夸大其词的。夏衍去世前完成的《懒寻旧梦录》一书，还忘不了为“四条汉子”辩诬，忘不了洗清历史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污点。
钟敬文先生说过：“夏衍同志是老党员……四条汉子的‘罪名’，几乎连累了他的后半生。但他还是敬仰鲁迅。”（《夏衍传》（上），P366注1）
敬仰是一回事儿，正视又是一回事儿。
如果说在1957年的时候，夏衍还在将“两个口号之争”带来的问题归因于冯雪峰的话，经过了文革，经过了文革之后的反思，他可能更多意识到一贯正确的某些东西并不一定一贯正确了。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有关“四条汉子”的一段话是：“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到了那里，却见驶来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一律洋服，态度轩昂。”
就这一段话，夏衍提出好几处问题。（1）不是去年的一天，而是前年；（2）他们与鲁迅约好在内山书店会面的，但出于安全考虑，他们不是在书店门口下车，而是提前下车走过来的；（3）并没有“一律洋服”，夏衍穿的是驼绒的袍子，因为热，进店之后还脱下来；（4）至于“态度轩昂”，夏衍说他们那时都是三十几岁的年轻人，精力旺盛，又不是去见皇上，所以没有那么惶恐，但也谈不上态度有多“轩昂”。挑出这么多的毛病，至少可以说明鲁迅关于“四条汉子”的说法是不够严谨的吧，或者说不用将其作严谨的理解吧。或许真的就是随口一说，仅仅是为了修辞的需要，或者仅仅是为了表现作者的某种幽默感。——这样说也真是黑色幽默。致人于死罪的，竟是一个幽默。
夏衍这么说，让有的人不舒服。以为夏衍这是在挑战鲁迅。给鲁迅的文章挑毛病，不就是挑战吗？被鲁迅指责和批评过的左翼文人多了去了，后来不都忏悔了吗？至少也是夹起了尾巴，识大体，不多嘴了。至少，是不能对鲁迅说三道四的。比如徐懋庸就是这样，还有周扬。被鲁迅在背后骂的最多最厉害的应该算是周扬吧，可周扬除了在延安时期小声说过他只穿布鞋和大褂，从来不会一身“洋服”之外，还敢说什么呢？
鲁迅毕竟是人，会犯错误。承认他犯过错误，并不影响他的伟大。所以，夏衍敢于一直揪着“两个口号之争”为自己的名誉申辩，我就敬他是一条汉子，一条真正的汉子。
说实在话，夏衍身上是有一些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