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执政者与人民的关系
国家是一种政治形式，一个国家是否繁荣昌盛、长治久安，人民是否团结和谐、安居乐业，整个国家是否有不断取得历史进步的活力，都要看其政治内容如何。政治内容虽然包括有许多方面，但主要表现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法律、用人等各项制度的如何建立与运作。而其核心性的问题，就在于执政者与人民的关系如何，这是决定建立什么样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是一个总纲。按照中国的道学思想理论，执政者与人民应该是事物阴与阳的辨证统一体，其相互之间是互为感动、互为吸引、互相渗透、互为依存、互为己根的血肉相连关系，这既是五帝时期建立民主大同社会的指导思想，也是我们现在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理论基础。故执政“以人为本”所提出来的，事实上是一个符合自然之道的社会制度基本属性问题。
这种执政治国者与人民互感、互引、互动、互交、互渗、互为己根、互为依存的关系，在古老的《易》道思想中有着明确的论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①“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②。“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③依此种哲学理论建成的社会政治制度，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社会制度。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实行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主义制度。
——————————
① 《咸·彖传》。
② 《泰·彖传》。
③ 《否·彖传》。
还有一种，是逆自然之道的社会制度，这就是执政者以自己为本位的社会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统治者将天下大公变为为其一家私利服务的制度，也就是执政者用其权利与人民争利，由此执政者与人民之间就构成了同性相互排斥的关系。如此，执政者必然对广大人民进行压榨、愚弄，形成严重的对立，整个社会便无“和谐”可言。夏禹称这种制度为“唯皇作极”，孔子称其为“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史学家、哲学家称其为“君本位”或“官本位”，其特点都无一例外地是执政者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现在，我们可以依其历史特点称之为“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对于那些对内压迫人民，对外穷兵黩武，不断扩张国土，掠夺他国资源，建立殖民领地的，就称其为“帝国主义国家”。
由此可见，执政者是以人民为根本，还是以“国君”、“官吏”为根本，不仅是决定一个国家建立什么样政治制度的核心性问题，更是决定一个社会中的各个阶层人民能不能和谐生活的一个决定性原因。因为，执政治国的指导思想在“根本”理念上的不同，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用人等各个方面制度建设上，也就会截然不同，对社会历史进步所起的作用也就大不相同。
治国者必须以人民为根本。习近平说：“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党要继续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就必须始终密切联系群众。”①执政者，只有一切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才不会以权谋私，而会是真正地构建公平、公正、和谐的社会秩序，建立、健全和不断完善民主法制制度，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福利，为社会谋和谐，为天下开太平，为人类的历史进步做贡献。
同样，在执政者以人民为根本的情况下，人民自然就会感受到国家为—————————
① 习近平：2013年6月1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67页。
自己生存的根本，如此，不仅尊敬国家的领袖，热爱国家，而且会为国家效力，为国家尽忠，在国难当头之际，就会先尽忠而不必考虑尽孝，能够为“大家”而舍弃“小家”，因为国家利益是人民利益的根本。“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之类言语，就是此义在不同情况下的一种表述。
《易》经上说的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上下感而其志和通。天地不感，则万物不兴。上下不交，则失邦灭国。就是依客观事物规律以告诫后人，治国者一定要使自己与人民处于一种阴阳互感、互引、互交、互动、互渗、互依、互为根本的状态之中。只有如此，国家上下才能和谐，和谐才能长治久安，长治久安才能兴旺发达。
历史上的五帝时期，就是以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为指导，首建的一个民主与法制的社会制度，所以黄帝将执政治国者称作“执道者”，其核心就是执政“以民为本”。由此黄帝说：“吾畏天，爱地，亲民”，“若发号令，必究上下，一道同心，上下共赴……号令合于民心，则民听令；兼爱无私，则民亲上。”①帝颛顼曰：“至道不可过也，至义不可易也，是故，以后者复迹也。故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学黄帝之道而赏之，加而弗损。”② 帝喾言：“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③ 帝尧说：“吾存心于先古，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饥，曰‘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义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④ 由此，“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⑤ 孔子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评论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
——————————
① 《黄帝经·经法》。
② ③④ 贾谊：《新书·修政语》辑引。
⑤ 《管子·任法》。
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①
而夏禹受舜选贤禅位掌权后，则破坏了五帝时期的民主社会制度，建立起一个君主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他自己炮制了一个称作《洪范》的施政纲领，称这是天神上帝的意思。其主导思想就是“惟皇作极”论，其中心的内容规定，就是一个“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执政者掌权为一己私利，就自然要提出惟皇作极、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的歪理邪论，就要千方百计向天下黎民百姓盘剥索取财货为己所用。禹改舜时的十二州为九州，在行政区划上未有任何实际必需和意义。其目的之一，是与舜及五帝时代划清界限。这同改国号曰“夏”的性质一样；目的之二，是禹为彰治水之功于己一身，并传之后世。故将九州区划与治水相联系；目的之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均衡各州地域，按其物产摊派、依其索要贡品于各路诸侯，因名《禹贡》。
禹第一次的塗山大会，就是落实九州贡物于各地诸侯，在这次大会上，先举行隆重的祭天地仪式，以表示禹是受命于上天为天子来统治九州之土；再奏《大夏》之乐，歌颂禹的治水功德，以树权威于天下；更让军队表演“干羽舞”显示武力，以起震慑各方诸侯的作用。最后，就是让诸侯们表忠心，献贡物，并按《禹贡》规定，落实以后每五年一次的贡物类别与数量。当然，为显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的骄情，以山珍海味招待各路诸侯的排场，也是盛况空前了！会后，禹将各路诸侯所献之金（铜）铸成九鼎，作为皇帝独裁的权威象征，置于皇宫。
按照古制，帝王是五年一巡狩，为什么塗山大会之后才过了两年，禹就又到茅山大会天下诸侯？其一，禹之征苗，长江下游诸侯有未参加者，禹欲借会天下诸侯之际，寻借口杀诸侯，敲山震虎；其二，催索贡物，以满足其挥霍之需。太史公言其为治水计功，是一误说。因为这茅山之会，上距治水完工已有五六十年，岂有一项工程完工五六十年后，才又想起“计————————
① 《礼记·礼运》引孔子语。
功”的呢？至于改茅山为“会稽”，实则取“会”诸侯、“稽”贡物而为其称。没想到，大会诸侯杀防风，没过了几个月，禹也带着贵重的铜棺见防风氏去了！
禹之子启，骄奢更甚。其征有扈之后，也学着他父亲的样子，大会天下诸侯于钧台，特设“享礼”以收贡物，奏《九韶》、唱《九歌》、以显示天子尊贵，铸造了鼎、彝、尊等大量贵重的青铜器盛放酒肉、山珍海味饮宴，以示帝王的豪华。会诸侯毕，再大宴群臣于璿台①。而在这种骄奢无度的背后，则是广大黎民百姓及奴隶们被剥削、被奴役、连牛马都不如的悲惨生活！这一历史时期的考古发现，如河南偃师二里头（前1900至前1500年之间）、山西夏县东下冯（前1800年至前1500年之间）等许多文化遗址所发现的墓葬中，大部分都没有甚么随葬品，民贫至极。
执政者以其执政权力与人民争利，就必然受到人民的强烈反抗。由此，这种执政者便信奉斗争哲学，一面为大树特树执政者的权威，而大兴杀伐，同时又要在人民之中制造族群分裂，挑动人民斗人民。对此，于古于今，其活生生的事例数不胜数：如禹凭空制借口征苗民、伐有扈、杀防风氏。陈水扁为夺权搞贪腐、保权位，使用各种花招撕裂族群关系，挑动人民之间的争斗……所以，观察、研究、分析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政治制度的性质如何，一个社会是否民主，并不是看其叫做甚么名称，所打的是什么旗号，口中所讲的是什么样的漂亮词句，而是要看其执政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才是社会制度的本质属性。
执政治国为人民，必然以民为本。以民为本，自然实行民主与法制，广开言路，选贤任能。广开言路，选贤任能，社会必然和谐，国家必然兴旺发达。
执政治为自己的私利，必然以执政者自己为本。以执政治自己的私利为根本，必然与民为敌而实行独裁专政。在独裁专政制度之下，社会必然充满各种不可调解的矛盾而无和谐可言。
—————————
① 〔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归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