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幸拜读“张五常类”经济学家薛兆丰先生《我的担心》之大作，惊讶地发现，该大作的整个立论竟然建立在人们必先毫无质疑保留地接受认同“经济学（西方）对产权的阐释”的基础上。
文章才一开头，薛兆丰就居高临下、气势如虹地声称：“讨论郎咸平问题，得有一个共同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经济学对产权的阐释。不明白这个阐释，就不可能明白两点：一，国有绝对不是人人有，而只能是官员暂时有；二，官员暂时有，其结果就必定是国有资产流失”。
本人一读此类闻所未闻的给广大读者预设的“先决条件”，就想笑，但又笑不起来。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