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许知远
康有为是个好创业者吗？
在丹灶镇的苏村村口，工人们正闲散从厂房中走出。从一串大排档中，我们选了一家四川菜。外来的打工者拥挤到珠三角，也改变了当地的口味。拿出手边的《我史》，那是康有为的自传，写于他流亡日本时。我想找他对家乡的记忆，未料到却和朋友谈起了单向空间的商业模式。
“重度垂直”，我连忙借用了我的朋友牛文文最近的概念——倘若你拥有了一个稳固的、基数足够大的用户，你就可能获得成功。我还记得他最近不遗余力推广的概念，未来的公司就像消费者的宠物，你需要密切的情感联结，并将这种情感物质化。这并非什么崭新概念，...
倘若这本书早出版3年，它必然引起更一致的赞誉。那时，中国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奥运会，是一场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中的最后希望，媒体上充斥着“中国模式”讨论。这像是对持续了30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就的最好庆祝，一个74岁的老人则是这一切成就的启动者与建造者。他是这本书的主人公。
在刚刚出版的这本《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中，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傅高义（Ezra Vogel）相信，邓小平不仅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而且若论对世界历史的长远影响，也无人匹敌。“谁在20世纪影响了更多的人”，傅高义说，&ld...
在基础设施和个体富裕上，中国已领先太多。不管比印度多建造了多少公路与大楼，多消费了多少汽车与名牌时装，在智力与创造上，中国却落人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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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加尔各答代表着旧印度，班加罗尔则象征着新时代。在这个时代，空间与时间模糊了，一切都是透明的、平面的，就像正穿越的班加罗尔的机场大厅。浅蓝色的玻璃幕墙、光洁的地面，色彩鲜艳的广告灯箱，它可能是新加坡、上海、吉隆坡。比起老牌的都市纽约、巴黎、伦敦，这些新机场更明快、整洁、宽敞，洋溢着后来居上者的自得。
它也给我一种期待的秩序感。一条高速公路通往市区，两旁的路灯散发出乳白色光线，每一盏都亮着。出租车干净、宽敞，司机的...
是18世纪博学多才的约翰逊博士创造了“普通读者”这一词语，他相信“未经文学偏见污染的读者的常识”才是作品荣耀的最终仲裁者。19世纪的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的兴起，使作家们敢于宣称：作品只是自我意识的产物，它与别人无关。人们似乎忘记了，阅读永远是作者与读者的一次合谋，他们彼此的欣赏、争辩、唾弃，造就了作品本身的魅力。
我们也要永远面对这样的问题—— 谁是《生活》的普通读者？到你眼前看到的第四期为止，这本杂志看起来似乎仍像是一场自我沉醉的演出——一群人丝毫不理会这个时代正在发生什么，固执...
像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我对性的最初理解是从明朝末年的文学作品开始的。
如果难以寻找到《金瓶梅》，冯梦龙的“三言二拍”也是不错的选择。
那是个享乐的时代，在我模糊的记忆里，当时的社会气氛有点像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爱德华·傅克斯在《欧洲风化史》中写道：“一切都浸透了淫佚，一切都表现肉欲，生活成了无休无止的行乐。消魂之后，不是叫人难受的觉醒，而是新的欢娱。”
商人是冯梦龙笔下的主角，对于那些深锁闺中的妇女来说，她们厌恶透了包法利夫人式的狭隘生活，四处游走的商人代表着生活中的新奇与可能性，他们穿着时尚、随身的包裹里有各种用来定情的丝绸、手饰等稀奇玩意，他们知道杭州、南京、苏州...
一
在前往无锡的路上，我时断时续地读着美国人杰里．邓尔麟的《钱穆与七房桥的世界》。
车窗外正是江南的阴郁天气，小雨下下停停。平坦宽阔的一级公路已把那些布满蜿蜒河流的小镇联结到一起，沿途上不时出现的玻璃幕墙、金属框架厂房、三五成群的青年工人，表明鱼米之乡长江三角洲已是新的工业革命的重镇。
穿过了昆山，绕道阳澄湖。在一家临湖的餐馆里，我第一次吃到了阳澄湖大闸蟹，湖面上寒风瑟瑟，烟雾渺茫，屋内一壶黄酒温暖滋润。这是一次意外的旅程，大约一个月前，我迷上了钱穆。
9年前，在选修的历史课上，一位姓罗的青年教师给我们讲授中国历史，时间来到魏晋时，他戛然而止，决意让另一位老师讲述接下来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