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世界历史的最重要事件，可能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的重新崛起，从而改变世界历史本身。最近，国内学界热议姚中秋教授提出的“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这是一个好命题。问题在于，当世界历史中的中国时刻呼之欲出的时候，中国自身准备好了吗？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于世界？是西方文明的追随者、挑战者，抑或发展者？再进一步追问：那又是谁之世界历史，何种中国时刻呢？

　　在所谓的中国时刻降临之际，与其盲目地乐观欢呼，不如冷静地在世界大势之中重新思考中国的位置，找到她的未来轨迹。

　　一，世界格局中的三个重心

　　今日的世界，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时代，也是一个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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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在中国古代思想与制度之中，有丰富的政治智慧：道统与政统的双重权威、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民间的清议传统、文官考试与御史制度等等，这些政治智慧与制度实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皇权独霸天下，使得中国政治在若干朝代和历史时期之中保持了清明、理性与有序。如果说这些政治智慧表现为某种有别于欧洲的儒家宪政的话，那么也必须注意到，这种儒家宪政是残缺的礼治型宪政，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限制。儒家宪政是否可以落为现实，最终还是取决于三纲为核心的礼治秩序，依赖于圣君贤相的个人德性，无法从根本上落实宪政所应该解决的统治合法性、权力的有效限制和权力的有序更替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宪政在现代社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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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有人说整个近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都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这话是不错的。我们的历史观和哲学思维相当程度上都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甚至到了毛泽东时代，黑格尔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思想来源，也占有一席之地。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对黑格尔的反思。如上海的王元化先生，他早年非常迷恋黑格尔，对黑格尔的《小逻辑》、《精神现象学》有非常细致的精读，但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他开始反思。在我成长的80年代，似乎黑格尔从一开始就带有某种负面的东西。严格说来我没有好好读过黑格尔，虽然对其基本的思想有所了解。

　　我后来在和王元化先生接触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虽然晚年一直在反思黑格尔，认为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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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GDP总量今年将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老二。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资深外交家吴建民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首次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心，这一新变化世界没有准备好，中国自己也没有准备好”。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崛起？崛起后的中国还缺少什么，她将走向何方？这些问题令西方人迷惑，中国自己也缺乏清晰的答案。

　　在一片中国崛起的欢呼声中，我们需要的只是冷静的反思。

　　文明的崛起，还是富强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当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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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倒退二十年，没有谁能够想到，从胶东半岛的高粱地里，会走出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是当今中国文坛的怪才、鬼才，他的中国式魔幻现实主义，像江南style一样，让洋人见识了东方文学的“他者”。他的得奖，在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诺奖宣布的那个不眠之夜，有多少国人欢呼，又有多少国人不服：为什么偏偏是莫言，而不是村上春树？拿莫言与村上相比，如果仅仅以文学的理由，或许见仁见智，然而，争论的焦点，不在文学，而是文学之外的处世。

　　村上春树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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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百年前，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出，辛亥革命之后，国人对立宪政体的追求，只是政治的觉悟，吾人如今需要伦理的觉悟，明晓共和立宪政体须以平等自由为原则，因此要打倒孔家店，用西方新学代替儒家的三纲伦理。他称之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知识界又重新出现了文化自觉的声音，此起彼伏，莫衷一是。然而，主流的看法与百年前的启蒙思潮，早已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如今被批为“政治不正确”，西化似乎在立场上也具有毋庸争辩的原罪，而21世纪的文化自觉，与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反，乃是一种&l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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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学者的学术道路都是自己选择的，但对我来说，从事知识分子的研究却纯属偶然，不是我选择了命运，而是命运选择了我。我中学毕业后就下乡，在上海城郊的农场一呆就是三年。乡下的生活虽然枯燥，却给我一个很好的读书机会。在乡下的三年里，我负责管理单位的图书室，看了不少书。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高考，我高兴死了，赶快报名参加。复习的时候也是从从容容的，后来接到华东师范大学的通知书，成为了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

　　为什么要考文科呢？实际上，我的理科成绩也不错，考试时数学还是满分。但我对文科却有一种偏爱。我很喜欢文学，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对文学十分感兴趣，作家在那个时代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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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在近代中华民族建构的历史过程之中，传统中国的天下主义和夷夏之辨作为历史性的思维框架依然左右着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只是在西潮的冲击下，二者在近代的氛围中产生了历史的变异，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天下主义蜕变为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论，以中原文化为标准的夷夏之辨异化为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种族论。而在极端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又提供了温和的文化民族主义与新天下主义生长的历史可能性，它们之间的复杂互动和交叉镶嵌对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讨论古代中国的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的时候，我们会遭遇到这样的悖论性现象： 一方面，中国具有帝国的气魄和视野，以全人类的天下意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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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是传统的中华文明帝国瓦解，中国面临着共同体认同的危机。建立一个像西方国家那样的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是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没有什么分歧。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一民族国家究竟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还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此相关的是：公民们对之认同的基础是什么？是政治法律制度，抑或公共的政治文化，还是历史传统遗留下来的文化、语言或道德宗教?作为现代中国人，如何构成一个“我们”？――是政治的“我们”，还是文化的“我们”？

　　在这两种认同观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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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写了《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在这本书里他描绘了2050年的世界。到那时，中国将主宰世界，人民币将代替美元成为全球货币，上海将替代纽约成为全世界的金融中心，汉语将像英语一样风靡全世界，孔子就像柏拉图一样，全世界的人都要学习他的经典。他说，过去英国是海上霸主，美国是空中和经济霸主，中国到了2050年将成为文化霸主，中国将以文明统治全世界。马丁·雅克说中国将会以文明大国崛起，然而，中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明呢？

　　社会达尔文主义改变了中国

　　富强是一种追求，这追求背后是一种强烈的致富欲望，通过竞争和努力，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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