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郭世佑
政治家一般都关心历史记录与身后之名，像路易十五那样听从情妇蓬巴杜夫人的妄言“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而恣意享乐者为数不多。
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六年，某日，唐太宗找到谏议大夫褚遂良，想看看关于他的起居注，褚遂良说不行，因为史官记录皇上的言行，善恶都要记，只有这样，才能对做皇帝的有所约束，“不敢为非”，所以不能给皇上自己看。唐太宗问：“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褚遂良回答：“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泊说：“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
如果说清朝最后12年乃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时段之一，那么，1905年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年份之一。就在这一年，厮杀在中国领土的日俄战争宣告结束，君主立宪的日本打败君主专制的俄国，矢志推翻清朝的中国同盟会却在东京宣告成立，曾经亲手镇压戊戌变法的慈禧太后授意光绪帝，一边宣布废除延续中国1300年的科举制，一边破天荒地派遣载泽等5名大臣，远航东、西两洋，专程考察外邦宪政，并于次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于1908年8月承诺以9年为限，推行君主立宪，举世瞩目的《钦定宪法大纲》也随即出台。再过3年，武昌起义的枪声催发辛亥革命的高潮，清朝“万世一系”的...
每逢十年、百年这样的整数年份，史学界一般少不了要对某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与重大的事件举行一定规模的研讨活动，发表一批论著。对于这种学术现象，或可称之为“纪念史学”。它的优势在于，可以获取各级政府与社会资源的支持，汇聚学术力量，推进史学研究，其缺憾则是论者难免携带主观情感，偏重“歌德”似的价值评判，容易冲淡基于资料的事实评判与价值中立。优势与缺憾并存，见仁见智也就在所难免。
不过，对于距今整整百年的晚清统治者所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史学界提得较少，法学界却谈得很多。个中差异，耐人寻味。
一般来说，法学家与哲学家比较看...
邻邦印度的智者克里希那穆提坚信：“只有一颗年轻、清新又纯真的心才能发现真理，但是，纯真与年龄无关。并非只有孩子是纯真的，孩子也许并不纯真，只有那些能做到既体验又不累积经验残渣的心，才是纯真的。”诚哉斯言。当 “皇帝的新衣”在谎言的驱动下收获虚伪的夸耀时，只有心地纯真的人方可直陈谎言的荒谬，真理往往就是一些简单的事实或常识。基于历史学的求真行规与职业特性，历史研究者或历史学家即使不愿直截了当地揭穿“新衣”的谎言，至少应当尽可能地保持沉默，而不应该为犒劳与奖赏而喝彩，除非有人在用刀枪威逼你去喝彩，挑战一个不可复制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