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王汎森

台湾历史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前任所长。主要从事思想史、学术史及史学史研究。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士、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

人文为什么要优先于科技?


 

  人文的优先性

  最近几年,我常常需要针对台湾各大学中人文领域的发展提出建言。但是,我能说的话其实非常有限,往往说过一两次就觉得语塞。我最常提到的几点是,要给在大学里的人,一、有懒散的空间,二、有取之不尽的图书资源(不管是本身的收藏、馆际互借或数字资料),三、要有好学者或大师,四、要有充分的交流、阅读或讨论的风气,五、要有一种“劲”,或是内在动力。我过去一度认为《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似乎在说一种可以称之为“心原力”,或ethos的东西,可以具体化为“劲”。但是近年来,我已经注意到&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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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太紧张,出不了好学问


 

  建设世界一流、追逐大学排名,这似乎是亚洲大学都无法免俗的一场游戏。台湾高校过去20年来,迈出的教改步伐不小。相对于大陆院校,台湾地区一些高校的学术和科研已跻身亚洲领先水平。但成天围着欧美高校设定的指挥棒转,做出了符合世界级水准的学问却无法解答本土社会亟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都构成了对台湾高等教育的困扰和挑战。

  台湾高校走过的路、积累的经验,甚至在办学进程中遭遇的曲折、遇到的问题,能给大陆高校哪些借鉴和启示?最近,台湾“中研院”副院长、院士王汎森受华东师范大学之邀来沪讲学,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专访。

  ——《文汇报》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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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为何成群地来


  最近我应邀到高雄“国立中山大学”作一场大规模的通识教育讲座,我的讲题是“为什么天才总是成群地来?──漫谈学术环境的营造”,在演讲中我提到:我们太注重线性的、纵向式的传习与听受,往往忽略横向的、从侧面撞进来的资源,事实上这两者缺一不可,应该交叉循环为用。

   我想从几个事件说起。几年前,我与一位留英的政治思想史学者谈到,我读英国近代几位人文学大师的传记时,发现他们并不都是“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而是有参加不完的社交或宴会,为什么还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我的朋友说,他们做学问是一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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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思想中的“未来”


“未来”是个包罗广大的问题,从1900年至1930年左右,短短二三十年间,新派人物的时间意识及其连带的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与计划呈现巨大变化,“未来”成为一个无以名之的巨大力量。近代中国,经过晚清以来的历史巨变,过去与现在变得愈来愈不相似,范例式史学也逐渐没落。晚清民初流行的几种新史学,所带出来的新时间观与传统史学有所不同,也使得历史与未来的关系,以及“未来”的性质产生重大的改变。这些史学带有寻找并建立公例、律则、规律的特色。它们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认为历史中可以找到规律;另一种是以律则或类似律则的方式在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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