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向来是“成王败寇”，前朝的历史由后朝来书写，后朝之君与前朝之君不共戴天，后朝之君不会给前朝之君太好的褒扬，皆在理情之中，能够不给前朝之君抹黑，已经十分难得，客观公正的评价更是庶几难求。更多的时候，历史是胜利者的面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纵是回到历史的现场，商纣王较之后代的君王，确实“暴虐荒淫”得举世无双么？否也。《尚书》有记载，周武王伐纣时，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一是酗酒；二是不用贵戚旧臣；三是登用小人；四是听信妇言；五是信有命在天；六是不留心祭祀。　

　　酗酒竟成讨伐的一个原因，有点莫名其妙；不用贵戚旧臣，那是打破“用人唯亲”；登用小人，那是“唯才是举”，起用平民子弟；听信妇言有何不可，只要言之有理，管它妇言还是夫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这算多大的罪状，真是难说。从这些罪状来看，很难跟“暴虐荒淫”划等号。　

　　民间有句老话，“尽信书不如无书”，《齐民要术》、《本草纲目》这些技术类的书多信点无妨，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书还是多几个疑问好点。其实，为商纣王翻案的并非钱文忠第一人，毛泽东曾多次说过，“殷纣王很有本事，是个能文能武的人，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