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的危害若干年后就暴露无遗

                            文/马跃成
     第一次听说，一个拆迁办主任给北大教授写了信，反对新拆迁办法。我以为是和那个拆迁队长一样，要迷途知返、恢然反悟。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陆大任受聘为 “职业钉子户”。要“死守”店面，抵挡强拆队伍的“进攻”，成了一名颇具戏剧意味的是，“职业钉子户”陆大任，曾经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拆迁队长，想方设计拆人房子。他还自曝，“干了12年拆迁，只挣了900万，算是没出息的。”
     陆大任决定去应聘，“去当钉子户，绝不是为了那点儿钱，就是想看看这类有趣的事，到底是啥回事。”
     拆迁办主任原来和陆大任完全不是一回事，拆迁办主任竟然干了多年的拆迁依然顽固不化、执迷不悟。
     他指出，拆迁有一个特点，如果有100户人家，99户签署了协议，1户没有签署，那么该土地无法实现交地。1户人家足以绑架99户人家的利益。
     他认为，新条例是法治的进步、社会的退步。如果真的照新条例实施，估计整个拆迁得停止。因为除了很明显的公共设施建设外，政府很难通过行政程序来界定出“公共利益”。没有财政收入的增长，一切建设免谈。
     他反问，没有拆迁，有中国近十年快速的城镇化吗？有我们居住的现代化小区吗？我处理过很多的拆迁难题，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拆迁过后导致生活困难的；而拆迁过程中的各种表演，无非是利益的争夺而已，与法学家的“权利”“自由”恐怕关系不大。
     据说，这个主任也是法律专业出身，但是有些问题还是问题分析的却不是那么有逻辑性。
难道说，拆迁没有导致生活困难就是拆迁的成就吗？这就是拆迁的理由了？
     拆迁办主任似乎认为拆迁就是要让你咋办就咋办，不能有利益争夺。这是不是太强盗了些？但是想过没有，你为什么要拆迁人家的房子？难道不是为了利益？
     现在的补偿标准确实在不断的提高，但是这也是和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特别是和土地价格的不但攀升相关联的。拆迁办主任的意思难道是地王之后，补偿不涨？
     拆迁本来就是个矛盾丛生的事物，拆迁补偿的规律一直就是越晚越贵，一个地区的钉子户是如此，虽然总是口口声声地说，早走给奖励，但是补偿标准都是在不断的提高。
     而补偿标准提高了就没有问题了吗？北京一些地区的补偿已经涨到十万每平米以上，而深圳很多人已经被拆迁成千万富翁，甚至是亿万富翁。
     但是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钱是个问题，也是人生的目标，但是到了一定程度，钱少就不是问题了，反而钱多了倒成了问题。
     前几年拆迁的也总是与后来的补偿不能相提并论，这就往往让前几年拆迁的人终身背上心理包袱，产生永远的怨恨，而这种社会性的心理问题永远也没有人重视。其实这正是和谐社会的障碍。
     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状态，并不是只有拆迁这一种。生活的好了坏了也不是住平房还是住楼房就能确定的。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发现。即使当时认为决定都是正确的，但是后来就发现是错误的了，比如当年拆城墙、拆城楼、拆牌楼、填护城河等等。
     何况我们现在还是口口声声地要为这个申遗呀，为那个立项了什么的。但是这些活动差不多又都是为了经济利益的关系。这就变了味了，没有经济利益谁还为你申遗？就像现在的怒江地区，贫穷但是没有考法效益的时候，谁会在这里投资申遗？这里难道不是最美的自然遗产？
     中国喜欢搞运动，喜欢破旧立新，这些在当时都是事半功倍的效果，甚至是多倍的效果，比如拆、建的过程就比只建多了一倍多的政绩。而在拆的差不多的时候，再抢救性地留下那么一两处宝贝，还会再制造又一个“功德无量”的政绩出来。
     就像北京的300间四合院，成了北京保护古城的典型政绩，而拆的几千处是谁干的呢？新建设一个不伦不类的永定门也成了古城风貌的典型，但是当初是谁拆的呢？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在赎罪，咋能炫耀呀？
     我们丢的东西太多了，留下的东西太少了，咋就没有一个长远的眼光呢？如果我们当初不拆那么多，现在不拆这么多，还有得着建设北京萎缩景观吗？要用得着到河北的香河县去看“北京”吗？
     拆迁对人文的蹂躏、对历史的割裂、对环境的破坏、对社会的伤害，都不是现在的经济增长和改善什么条件能相提并论的。
     若干年后，我们就会像是对当年的错误痛心不已一样，对今天的错误感到痛心。
     我们可以拆平房就可能拆楼房，可以拆这样的，就可以拆那样的，前天，江西把建成十几年的4星饭店一炮炸毁了，说是要建设5星的了，他们可能不知道，北京已经有7星的了，在过十几年，估计今天要建的这个5星级还要拆迁盖7星的。不然就是与城市发展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