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业革命以来自由主义的演变

　　    事物总是在演化中产生变异，自由主义也不例外。自由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一种思想，它在人类社会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地进行演变，引导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变迁。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是古典自由主义占据统治地位，强调一种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在这种放任的自由主义的指导下，英、美、法、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快速完成了工业化，而且也迅速展开了对外殖民运动，以获取其对原材料和产品销售等方面的巨大需求。然而，在这种放任的自由主义情况下，市场迅速而疯狂的扩张，国际国内的社会快速分化，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风险，最终以1929的“大萧条”的形式爆发出来，这不可避免地对放任的自由主义进行了一次致命地打击。1936年，凯恩斯主义的诞生，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二战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期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凯恩斯主义理论为基础，强调政府干预，这时，放任的自由主义得到了修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强调国际自由化，另一方面积极进行政府干预，采取各种经济或社会政策来缓解自由化给人们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更好地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两方面情况的结合所呈现出来的国际经济机制的特征，被约翰·拉格（John Gerard Ruggie）称为“内嵌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其核心思想在于：政府在推进国际自由化进程的同时，基于社会公平和正义，通过某些有效的干预措施和公共支出，来化解开放市场所导致的代价；而民众对开放政策的支持，则取决于政府能否成功实行上述举措。可见，如果政府在推行自由化的过程中，能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平、正义、安全”等公共产品，民众则会认可经济自由主义，反之，则会组织起来抵制自由主义，由此可见，“内嵌”的含义是指，经济自由主义必须内嵌于社会共同体的意志之中，成为社会共同体的“共同认知”。

　　内嵌的自由主义包含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自由开放的市场化原则；二是基于公平正义的社会保护原则。前者强调市场的自发作用，后者强调政府干预，整体上强调市场和政府作用的互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在这两个原则指导下，迎来了20世纪50、60年代的整整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期。不过，在这期间，虽然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但是，由于没有把握好政府干预的程度，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政府的干预越陷越深，最后导致政府干预过度，这和市场作用过度一样，为经济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风险，最后以20世纪70年代的十年“滞涨”的形式爆发出来，这无疑是对内嵌的自由主义的一次重大打击。这时，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的另一新变种——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迅速崛起，它的思想和政策主张是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前统治英美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一脉相承的，是强调“自由”，反对政府干预，只是没有古典自由主义那样“放任”。新自由主义思想最先的政策实践者是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和美国的里根，随后愈演愈烈，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像拉格所指出的那样，“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政治偏好和倾向正像钟摆一样越来越剧烈地朝着新的放任自由主义方向荡去”。然而，新自由主义好景也不长，进入21世纪，2007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并迅速席卷全球，进而引起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导致了社会各界纷纷对新自由主义展开了批判，“自由主义”今后如何演变，充满了不确定性！不过，回归内嵌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现实的可行选择，中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二、内嵌的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经济发展和社会保护都是由政府来推进和保障的，在社会主义理念的指导下，我国政府不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计划经济体制，还在整个社会中塑造了有效的道德价值体系，能提供足够的“公平、正义”等公共产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方面的低效率因素越来越突出，物质产品供给远跟不上人们快速增加的需求，供求的失衡导致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了明显的短期经济之中。为此，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进行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经济自由主义开始进入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我国“短缺经济”十分凸显，这时候的改革首先是强调“扩容”，进行增量改革，支持民营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国有经济外围培育自由化市场，增加供给。到了20世纪90年代，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代表公平和正义，市场经济代表效率和自由，积极推进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在此背景下，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存量盘活和发展增量同时进行。进入21世纪，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我国继续高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旗帜，在改革与开放相互耦合的机制作用下，我国逐渐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被充分地纳入到了世界市场的自由化机制之中。

　　    在这三十来年的改革开放中，自由主义也成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种重要指导思想。20世纪8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义兴起时期，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新自由主义思想也就逐渐对我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过，它进入我国后，在接受我国国内力量的整合后发生了变异，我国原则上在经济微观层面，强调自由主义，逐渐放开政府管制，坚持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宏观层面，坚持政府的积极调控，而不是如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反对政府调控”，而且政府的这种对经济社会的宏观调控能力随着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发展逐渐增强，而不是削弱，如近年来我国政府在应对冰灾、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全球金融危机等事件的有效性，就能很好地说明我国政府在经济社会方面具有强大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可见，在我国三十来年的改革开放中，自由化的市场力量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力量同时得到了扩展和深化，而不是此消彼长。为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很好地体现了我国的“自由主义”在性质上是一种“内嵌的自由主义”，在这种自由主义的引导下，2002—2010年，我国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进入2011年，在经济总量上，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短缺经济早已不复存在。

　　    内嵌的自由主义使我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同时也产生了比较严重经济社会问题，如，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等触目惊心的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重的收入差距问题，200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就超过了国际警戒线的0.4，往后还逐年攀升，目前按照世界银行的测算，已经高达0.47，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为2.6倍，到2010年扩大到3.23倍，如果加上城镇居民的福利补贴，差距可能更大；环境污染严重，正日益影响人们的生活和身体健康以及后代的发展；还有官员的腐败问题、看病难问题、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安全生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根本原因在于，内嵌的自由主义内部的失衡！内嵌的自由主义是基于两个基本力量：一个是自由的市场力量，一个是政府的力量，市场的力量注重效率，政府的力量注重于经济与社会的宏观调控，经济方面的宏观调控我国做得比较好，但社会方面的宏观调控，即为社会提供公平、正义、安全等公共产品方面就显得不足。我国三十来年的改革，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积极进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然而，市场经济对我国还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一切都是在摸索当中，这也是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面临巨大的挑战，因此，虽然在政策和战略上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没有多少精力去执行，因为，大部分精力要投入到经济的调控中去，毕竟大力发展经济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首要任务，只有当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我国经济体系具有较强的“自组织能力”后，政府才能有足够的精力和财力来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我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后的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大力发展中西部，提高农民收入，积极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反腐败，坚持新型工业化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等行为，就很好体现了中央政府在提供公平、正义、安全等公共产品方面的决心。不过，由于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明显的体制障碍和知识的不足，又加上我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国内存在错综复杂的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中央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也显得有心而力不足，目前的效果还并不理想，社会问题还依然十分凸显，这也说明了我国社会中公平、正义等公共产品的供给还明显不足。因此，从现实结果来看，我国内嵌的自由主义中的市场化原则与社会保护原则之间存在明显的失衡，市场化原则执行相对过度，而社会保护原则执行的明显不够。这种失衡直接导致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以完善“内嵌的自由主义”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有效转型

　　    我国市场化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多年了，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对内面临着技术、资源、环境的发展瓶颈和众多的社会问题，对外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有效转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的历史性任务。这个任务的完成，最为关键的是全国人们要上下一心，形成一股最大的“发展合力”，中国人多，而且聪明勤劳，只要这股合力能够形成，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而要想形成这股合力，就需要解决现在各种基本的经济社会问题，这就需要积极完善我国内嵌的自由主义，这关键要突出政府的作用，政府要坚持自由的市场化原则与社会保护原则相协调的做法，改变过去三十年这二者失衡的状况。现在我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也使我国政府有能力和财力来执行社会保护原则，为社会提供公平、正义和安全等公共产品，消除社会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使政府推进的国际自由化进程能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