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依法治国正能量之三——中国会废除劳教修补体制漏洞吗
长沙救助站称暗访记者当时行为疑似精神病，是不是一场误会，目前的现实早已有了交待。早前媒体披露的《一个记者的“恐怖救助”之旅》，说的是一名叫戴鹏的记者装疯卖傻地混进长沙市救助站挨了一顿胖揍，来了个“小试牛刀”。不过，去年至今，欲“杀身成仁”者，却是由河南省政协常委、民革河南省委委员赵克罗在其微博发表的“遗书”中提出的。其因为反对周口的平坟运动，导致了河南高层的震怒，让赵克罗感到了某种潜在的威胁。
事实上，当时除了赵克罗之外，还有律师李庄与村官任建宇所引发的“新闻事件”在互联网上发酵。排除“资源丰富”的李庄，任建宇案，似乎更值得关注。任建宇的案子源自他在网上转载了一篇，有关批评薄熙来在任省委书记时的微博信息，重庆公安部门指他“颠覆国家政权”，由于不足以定罪，要他接受劳教两年。直到后来，薄熙来犯事后，接受中纪委的调查，他才获得释放。
不幸要变成有幸，或许都是要付出时间与血的代价的。李庄、杜建宇只是巧合中的幸运者。虽说他们经历过磨难。但他们的生命还在。是的，关于李庄案，倘若不是“薄王”倒台，体制内恐怕就不会存在，后来李庄进一步揭开重庆内幕的机会。虽然看起来，李庄后来的言论似乎有些失控，扮演了唱“独角戏”的角色。但历史是不容篡改的。目前，薄熙来已交由司法机关审判。其意义，自然远远大于李庄、任建宇案件本身。个中存在不同的是，李庄案即使得到公平审判，也远没有将任建宇案掰清楚更有意义。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仍有人对劳动教养这一源自前苏联司法怪胎抱有极大的幻想，甚至表现出许多的恋恋不舍的成份。固然它涉嫌违宪、反人权、反法治。
“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人之死，有轻于鸿毛者，亦有重于泰山者，志刚君生前亦有大志，不想竟以生命之代价，换取恶法之终结，其死虽难言为舍身取义，然于国于民于法，均可比重于泰山。”
上面的文字是写在湖北青年孙志刚墓前大理石上的墓志铭。2003年3月17日晚上，供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的外来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次日，孙志刚被收容站送往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在这里，孙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20日死于这家收容人员救治站。后来，人们把这一新闻事件被称为“孙志刚事件”。
据说，这起标志性案件当时造成的影响是空前的。社会上掀起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先后有8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就此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影响最大是俞江、腾彪、许志永三位法学博士。他们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建议书，认为收容遣送办法中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与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应予以改变或撤销。后来，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法学家以公民名义，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遗憾的是，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事件发生及学者上书后，并未给予任何形式的违宪审查或调查程序甚至是回应。据当时媒体报道，同年6月20日，在未公布详细程序的情况下温家宝即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22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频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并于同年8月1日起施行。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
倘若从推动司法进程的角度讲，当时废除备受诟病的收容遣返制度，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是一大进步。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过硬队伍建设，坚持从严治警，坚决反对执法不公、司法腐败，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随后，中政委书记孟建柱即表示，“把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作为法治建设灵魂”。
习总亲自坐镇全国政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现场，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意义。早前他在视察广东谈及中国改革时称，“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显然，改革是多方面的，没有健康的法治环境保障是行不通的。
这次提出的四项改之一的劳动教养制度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法学专家贺卫方教授就说“劳教不废法治即空言”。对于劳教，虽说是从苏联引进的，从好的角度观察，是把犯事程度不至构成刑事罪行者，透过劳动、教育、培养，帮助他们适应重投社会。当时背景来看，无论法律条文、法律人才和法院制度都还很落后，要靠公安部门自行处理轻微违规人士，堵塞法律制度真空。只不过，这项制度由五十年代反右至今，却冤假错案不绝。如今，不少劳教个案成为网上声讨的对象，近来热议的案件，重庆村官任建宇就是这样的。
只不过，任建宇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之前与之后，地方政府与公安滥用劳教制度来维护自己利益，包括把众多上访民众送去劳教的案件仍旧络绎不绝。虽从理论上说，劳教制度只是处理轻微犯事的行为，但是处分刑期最长可达四年，形成一些情节比刑事罪轻微者的刑期，可能比经过法庭定罪的罪犯还要长。法律学者提出，这个制度违反宪法。现在，中国以推进劳教制度改革、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为重点，“平安建设、法治建设、队伍建设”作为今年政法工作任务，以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劳教制度成为四项改革工作重点之一。
是的，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并不容易，对于一些牵扯到部门利益及许多重大问题、困难问题的改革，势必会受到冲击与阻力。没有“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的精神很难做到。
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靠劳教来对付上访等人士，来达到维稳的目的，无异是掩耳盗铃。它既不能治标，更不能治本。何况劳教制度本身就是导致诸多冤假错案的一个毒瘤。要从源头上减少上访，维护社会稳定，它不仅需要各级地方政府来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各级法院更要提高判案水平，同时还要排除各级权贵干预，这才能真正让民众在每一起审判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才能使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好处。（文/梁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