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弘治十二年（1499），王阳明第三次参加会试，考了第二名的好成绩，殿试后被定为二甲进士第六名，终于金榜题名。

　　王阳明二十八岁时终于正式踏入仕途，将近十年的努力，其中的甘苦一言难尽，但无论如何，他总算名正言顺地进入了士大夫阶层，终于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站在吏部的门口，即将而立之年的王阳明对自己的仕途充满了激情和期待。

　　儒家向来倡导“内圣外王”的人格追求。“内圣”对王阳明来说显得晦涩而缥缈，虽然“格竹”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他的理学造诣也已经今非昔比，但朱熹的格物理论对他而言就像一座无法翻越的大山。“内圣”既然无法行得通，那就踏踏实实地干工作，也许“外王”总还是有办法的。

　　根据惯例，新入职人员需要先实习，王阳明被分配到工部观政。“观政”说白了就是去打杂，没有什么实际职位。不过，王阳明到岗不久，就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负责为威宁伯王越修建陵墓。

　　王越，进士出身，明成化、弘治时期著名的军事统帅，身经百战，曾三次出塞，收取了河套地区，两次远袭鞑靼，先后担任过右副都御史、兵部尚书等职务，总制大同及延绥甘宁军务，以战功封威宁伯，成为明代因军功封爵的三位文臣之一（另两位为王骥、王阳明）。作为诗人，王越的诗不喜雕饰，常常悲歌慨叹，性情自然流露，颇具古风。无论是文学修养，还是军事才能，王越都是王阳明敬仰的人物类型。尽管督造陵墓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差事，但他依然非常投入。接到任务不久，王阳明就迅速来到王越老家——大名府浚县（今河南浚县），开始做起自己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他每天在工地上指挥施工，跑前跑后，兢兢业业。可能是由于第一次管理这么多人，王阳明的军事激情顿时高涨起来，他对民工进行了编队和半军事化管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甚至在休息时指挥这些民工演练八阵图等军事队形，以此作为自己实践兵法的机会，好好地过了一把军事瘾。据说等工程结束的时候，这批民工都可以直接上战场打仗了。

　　在此期间，负责天文观测的官员向朝廷报告天上星象发生了异样变化。根据惯例，皇帝下诏征集大臣的建议，以此来应对这种不祥之兆。借着朝廷下诏求言的机会，王阳明上了一道《陈言边务疏》，文章提出了“蓄才以备急”“舍短以用长”“简师以省费”“屯田以给食”“行法以振威”“敷恩以激怒”“捐小以全大”“严守以乘弊”八个方面的策略，内容涉及人才选拔、财政税收、制度建设、军事策略等，整篇文章逻辑清晰，论证严密，针对不同问题分别提出详细的对策，展示了王阳明统观全局的治理思想与用兵之道。当然，作为一名刚进入官场的年轻人，王阳明身上也难免带有青年改革家的激进，年轻气盛的他言辞颇有些犀利和激烈。例如，他在文章中说：

　　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

　　这样上疏注定是不讨人喜欢的。王阳明可能没有想过，他把朝中大臣贬斥得一无是处，说大臣无能也是变相指责皇帝的昏聩，这样的上疏既惹恼了大臣，也得罪了皇帝。果然，这篇慷慨激昂的文章提交上去后如同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多年以后，王阳明与弟子谈论到这篇上疏时，他评价说：“是疏所陈亦有可用。但当时学问未透，中心激忿抗厉之气。若此气未除，欲与天下共事，恐事未必有济。”

　　应该说，王阳明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政治敏锐度，他满腔热情，努力抓住每一次机遇，渴望能得到重用，可惜在腐朽的官场上，他的锐意进取和锋芒太露注定得不到赏识，反而经常遭到一些嫉恨和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