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越的陵墓顺利竣工，为了表达谢意，王越家人送金银财物给王阳明，被他一一谢绝。看到王阳明对财物不感兴趣，王家就把王越生前的佩剑赠给他留念，王阳明欣然接受，原因是他几年前曾梦到威宁伯王越把弓和剑赠送给自己，王阳明认为这是天意。

　　弘治十三年（1500），二十九安王阳明接到新的任命，他成为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主要职责就是审核云南省呈报上来的案卷。在刑部工作期间，王阳明依然保持了他全身心投入的作风，与刑部的一众名士一起大力推进司法革新工作，为刑部带来了一些新气象。据说，有一天王阳明去牢里巡查，发现刑部利用囚犯口粮养了很多猪，他感到十分震惊，认为这有违人道主义和朝廷的旨意，就给上司提议革除此项惯例，并把养的猪全部宰杀掉给犯人吃，这件事在当时成为一件奇闻。

　　每年八九月间，刑部都会按照惯例下派官员到地方审决狱案，工作性质类似于上级特派员。弘治十四年（1501），王阳明奉命到直隶淮安府等地审决重囚，他从京城出发，一路南下，所到之处都认真审阅案卷，发现问题立即纠正，很多冤假错案因此获得平反。

　　利用此次工作便利，在处理完公务后，王阳明专门抽时间登上了九华山。

　　九华山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王阳明向往已久，在参观名山古刹的同时，他更留意的是寻访山上的佛道高人。王阳明听说山上有两个异人，一个是道士蔡蓬头，一个是不知道姓名的高僧，二人行踪飘忽不定，一般人很难见到。王阳明一心想要拜会两人。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费尽周折，吃了不少苦头，才分别见到二人，但两人给他的答案令他失望：蔡蓬头说他脸上尚有官相，不适合修炼长生不老之术，然后就不再多说；高僧只说周敦颐和程颢是两个好秀才，要他回去好好琢磨琢磨，王阳明不解，第二天再去，高僧已经不见踪影。

　　王阳明心中多少有些失落，在刑部的工作经历，让~他更近距离地看到了朝政的混乱和

　　官员的腐败，这与他期望的“外王”梦想似乎有很大差距，也使他萌发了出世修行~的念头。他此次到九华山拜访高僧异人，似乎想投奔佛老，可惜出师不利，吃了个大大的闭门羹。

　　因处理案件过于劳累，王阳明得了咳喘之病，只能向朝廷请假，在扬州调理了三个月才返回京城复命。

　　弘治十五年（1502）五月，王阳明回到京城继续工作。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每天仍然有处理不完的案件，但他似乎不甘心就这样机械地度日。因此，他白天忙完工作后，晚上又燃灯读书，经常到深夜。日积月累，王阳明的辞章造诣越来越深，文笔也愈加老练，在京城文化圈里的名声越来越大，甚至与李东阳、李梦阳、何景明、顾璘、徐祯卿、边贡、乔宇等一批文坛名士竞相驰骋。不过，虽然他声名日起，但是在内心深处偶尔还有一些惆怅，因为他逐渐意识到辞章之学不是大道，这不是他的最终追求。有一天，正在构思文章的王阳明突然扔下毛笔，叹息道：“我怎么能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用的虚文中去呢？”从那天开始，他决定放弃在辞章上的钻研，不再为文字殚精竭虑。

　　因为劳累过度，王阳明的疾病再次发作。当年八月，王阳明上了《乞养病疏》，获得朝廷批准后，他再次回到了绍兴，把布满落叶的“阳明洞”清扫收拾干净，又开始了他的道家导引术修炼。据《年谱》记载，王阳明修炼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舆等四人来访，方出五云门，先生即命仆迎之，且历语其来迹。仆遇诸途，与语良合。众惊异，以为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已而静久，思离世远去，惟祖母岑与龙山公在念，因循未决。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明年遂移疾钱塘西湖，复思用世。

　　王阳明的这种体验类似于娄谅，是精神专注守一的结果。王阳明对此多少感到有些失望，因为他发现这只是在簸弄精神，并非他想要寻找的大道，而且佛道要人放下一切，他觉得什么都可以放下，唯独亲情难以割舍。在王阳明看来，亲情是人性的本然，割舍亲情就是灭绝了人性。经过深思，他最终放弃了道家的修炼，决定出山，再次走儒家入世的道路。

　　离开绍兴，王阳明在杭州西湖边又调养了一些时日。在此期间，他往来于南屏、虎跑诸寺，与僧人谈禅论道，对禅宗机锋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甚至把一个坐关三年的老和尚棒喝点醒，成为趣谈。《年谱》记载如下：

　　往来南屏、虎跑诸刹，有禅僧坐关三年，不语不视，先生喝之曰：“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僧惊起，即开视对语。先生问其家。对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对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爱亲本性谕之，僧涕泣谢。明日问之，僧已去矣。

　　呵呵！估计王阳明不会受到寺庙僧众的喜欢，因为他不是来谈佛问道的，更像是一个砸场子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