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目前最短缺的是制度，包括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执行失范两方面。制度是公共理性，是众人之选择，是需要严格遵守、执行和受其约束的。当下中国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杜丘”之类好人好官，另一方面更需要制度。 中国目前最短缺的是制度，包括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执行失范两方面。前者指一定时期内一定局域的制度缺乏，或制度建设跟不上形势发展，导致无章可循、无法可依或者有法有章不能依，依不了的现象和事实；后者指有章不循、知禁不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方面，导致信用滑坡甚至正义沦丧。中国需不需要“杜丘”？能不能有“杜丘”？答案都是肯定的。关键是当前急需解决制度短缺问题，建立主诉检察官制度，强化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旧体制正像新体制实行转变，在诸多领域内还处于失范状态，尤其需要司法公正和执法严明作保障。否则，陈希同、王宝森之流还照样居于庙堂之高；虹桥倒了还不是倒了；买官卖官、冤假错案、雇人灭口……皆成时尚。我们之所以需要“杜丘”，说明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充满良知和追求真理的社会，我们呼唤刚直不阿、敢当大义的当代包公。法律尊严和法治精神的维护，需要“杜丘”；制度的执行和正义的维护，需要“杜丘”。 但杜丘不是一生下来就秉公执法担当道义，而需要制度的塑造和培养。制度是公共理性，是众人之选择，是需要严格遵守、执行和受其约束的。制度是基础，是促成相对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检察官成长的条件。没有主诉检察官办案制度，光靠几个甚至成百上千的“杜丘”是极其幼稚和不现实的。何况杜丘食人间烟火，有情绪化的时候，也有打瞌睡的时候呢。杜丘也并非十全十美。当然制度也有好有坏，邓小平同志说过，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也可以使好人变坏。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适应了刑事诉讼制度发展及司法实践的需要，具有法理和实践的双重合理性，是“良法”，是好制度，当然能够催生更多杜丘型检察官的出现。因此，我们呼吁尽快建立和完善主诉检察官制度，进一步实施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南方周末》2000—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