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湘农民奔小康”系列报道及其点评（责任者：陈潭）［按语］2004年8月底，由湖南省委宣传部、省农办、省农业厅联合组织开展的“三湘农民奔小康”大型新闻采访活动，不仅仅是向我们展示了农民增收的喜悦景象，那些在农村发展模式上的科学探索，更是成为了引人注目的亮点。基于这些系列报道所反映的村庄生态，作为公共政策学者和媒体特约评论员应责无旁贷地给予关注。由此，这些系列报道及其简短的所谓“点评”亦以冀引起政界、学界和社会的高度重视。之一：农村改革亮点频频随着农村人口的增长，中国农村分工越来越细化，这与规模经营的内在需求产生了相向的拉动。面对这样的矛盾，三湘农民采取了很多颇具特色的尝试。走访中，我们发现，在规模化的道路上，有的是通过农村行政组织的变更得到了改变，如浏阳市的“合村并组”，通过区划调整使村级规模平均人口达到了3000至4000人左右，人居对径距离达到5公里左右。有的则通过农村经济组织的建立进行了改变，如湘潭市的生猪养殖协会，他们在“公司＋农户”的模式下，通过协会的力量，加强了分散农户抵御市场风险以及筹资和谈判的能力。这种由农民自愿联合、自我管理的农村经济组织（生猪协会），有章程、有生产标准、有加入和退出机制，它表明新时代的农民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组织、纪律和规章制度，这本身就是对农业社会秩序的一种刷新。在规模化的道路上，还有的地方则是通过土地流转或者其他方式，让农业大户整合资源来实现的，如沅江市的卢青年，一个人种了3000余亩粮食，成了全国十大种粮标兵。在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品质上，各级党和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支农的财政政策和利农的金融政策。长沙县就率先进行了免交农业税的试点。据悉，该县今年全县免征农业税4442万元，其中正税3702万元，附加740万元，农民人平减少负担66元，每亩减少负担69元。而粮食扶持政策的落实，更是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长沙县今年就已发放粮食直补资金479．2万元，良种补贴资金561．8万元。机制变化和新的生产模式的建立完善，带来了欣欣向荣的农村景象，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关注。实践证明，“公司＋农户”是产业化的成功模式，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如订单的履约率的问题。如在市场价格低时，农户将农产品送到公司享受保护价，而当市场价格上涨时，农户更愿意将农产品送到售价更高的地方。这样公司前期投入的补贴如饲料、技术扶持等就有可能落空。种粮大户卢青年今年原计划是要将种植面积扩大到4000至5000亩，但是今年的种植面积只维持了去年3000亩的水平，他对此的分析是粮价上涨，不少农民宁愿自己回来种田了。去年9至11月粮价发生了自1997年以来的首次上涨，而今年2月至3月市场粮价的再度上扬，以及政府一系列鼓励粮食生产政策的刺激，都在使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显著提高，昔日的“抛荒田”成了“香饽饽”。据了解，田地转包价格持续走高，有的地方的田租由原来的50至60元每亩猛涨到了230元每亩。（《三湘都市报》2004－09－06／4版，记者谈金燕、实习生覃晓园 ）［点评］上述一些鲜活的事实和案例揭示了当代中国乡村的新场景，比如“合村并组”、“养殖协会”、“大户经营”、“种粮补贴”等等。在中央今年“一号文件”和相关三农政策春风的吹拂下，村庄政治原生态的重组和经济自组织的诞生必将引发农村新的革命，市场化过程中一度失语的农民必将重获生活世界真实的话语权，必将走出社会阶层结构日益边缘化的处境，并在中国现代化坐标轴中找到新的时空原点。我们高兴地看到，依赖行政手段所开展的村级区划调整（浏阳市）、针对市场变数所建构的村庄经济组织（湘潭市）、谋求收入增量的农业规模化经营（沅江市）、拓展生活品质的支农扶助政策（长沙县）等都将使农村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函数发生质的内涵式扩充和外延式增大。当今的农业有了来自“上级”的重视，当下的农村有了来自“村外”的支持，农民自己的创造和努力已经开始有了效益，农村潜存的原始能量肯定会激活。“三湘农民奔小康”的真实生活演绎展现了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农民的新创造和农村的新元素，农民自己生存逻辑的原动力比铺天盖地的政治口号更生动、更有效。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村经济自组织和“公司＋农户”式的规模化农业经营模式的政策障碍还远没有消除，农民自我的低市场生长力、农业经营的高成本性、农村社会的深层次体制劣根性仍然固束着今天的“底层中国”，“三农”问题的政策解决依然值得期待！浏阳市的村级区划调整、湘潭市的农民经济自组织、沅江市的农户规模化经营方式、长沙县的支农扶助政策等等需要大大地推广和深化，农民的自发创造和思维张力值得弘扬。农民的政治逻辑和经济理性的尊重应该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新愿景！（2004－09－07）之二：青竹村的融资创新 “以前能贷到3000元就不错了，现在我们最高可以贷5万元。今年生猪涨价，行情好，幸亏联保贷款，要不我们也养不了这么多猪。”湘潭县响水乡青竹村村民张华兰今年看准市场，加上融资便利，仅生猪这一项就增收了数千元。 青竹村生猪产业协会的卢国良会长告诉记者：“农户自愿组合成联户联保小组，通过协会牵头、大户合作的方式提高融资效率，是我们的创新，现在已成为‘青竹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青竹融资模式”就是：青竹村3户以上的农民可以联合向信用社申请贷款，贷款农户对自己所在的“联户联保小组”贷款总额进行偿还；若有一户到期不能偿还，该组中的其他成员应代其偿还。张华兰说：“2002年以前，我们要贷款必须是户主到大队去贷，只有大队才能到银行去贷。贷款限额在4000元到5000元。往年我们最多也就贷了3000多元。但是去年我们参加了联保，一口气就直接贷到了1万元，今年猪一出栏，贷款就能还清。” 联保贷款的推行，从模式上说，不仅解决了长期困扰农业生产发展的资金问题，改写了农民贷款难的历史，同时通过联保，也科学地缓解了农民贷款的信用危机。但是，如何使分散的农户自愿组合，并且承担起相应的经济责任？张华兰告诉记者，她所参加的联保小组其实就是亲戚几户。 联保小组的起初可能就是一种基于血亲关系的信任。卢国良告诉记者：“其实联保小组还有其他的经济联系。” 据悉，“青竹融资模式”的诞生，本来也是当地的农村信用社受到了青竹村生猪产业协会组织结构的启发而产生的。卢国良说：“联保小组是协会下的一个基层经济单位，在协会统一引种、统一质量标准、统一贷款、统一防疫、统一饲料、统一培训、统一销售下，联保小组的成员之一如果不能尽相应义务，该联保小组就可能同时被‘开除’出协会。这种‘惩罚’是比较严重的，农户最担心就是农产品生产出来没有保障，为了加入协会的规模化队伍，联保小组的农户不仅会按标准生产，同时小组会员之间也形成了质量自律、互相督促的良好风气。” 　　据湘潭市农办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1999年湘潭市的生猪发展曾经遭遇低谷。由于前一年生猪的供不应求，不少农户在生猪身上注水，最严重的时候，“已不是肉里掺水，而是水里掺肉了”，这一事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2001年成立协会以后，通过联保制度，这一信任危机才得到了根本性的破解。卢国良告诉记者：“由于体现了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目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迅速，湘潭市就有了各种类型的养猪协会126个，会员5．4万人；吸引了生猪加工龙头企业13个。而联户联保小组是协会下的坚实土壤，不仅提高了良猪的饲养率，而且有效地解决了会员养猪贷款难的问题。青竹村生猪协会近年来就实现了累计联户联保贷款220多万元的成绩。”据湘潭市农办的调查，湘潭市农民合作组织的会员人均纯收入高于全市人均纯收入20％以上。青竹村的融资创新模式，实质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小农户”和“大市场”的对接方式，为农民平等有序地进入市场，提供了组织上的帮助。（《三湘都市报》2004－09－07／A9版，记者谈金燕、实习生覃晓园）［点评］今年以来，物价一直居高不下，猪肉价格已经飚升至10元左右。市场理性促使农民不得不趋“利”而为，农民在市场利好面前只有“穷其心智，劳其筋骨”为增加收入倾力而为。青竹村的个案显示了农村自组织存在的必要性，这种农户自愿联户联保小组不仅解决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而且还有效地链接了“小农户”与“大市场”。记得曹景清先生在《黄河边的中国》言说了“农民何以不善合”的现象和原由，而湘潭“青竹融资模式”则向“上层社会”和贵族化的研究者展示了农民“善合”的一面。一直以来，农民一度被看成“不守合同、不讲信用”的金融服务对象，而这种“联户联保”形式则有效地化解了农民贷款的信用危机和金融机构的身份偏见。湘潭县响水乡青竹村的这种带有草根性质的融资创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农民主动走向市场而进行的“被动”创造，是资金短缺状况下并不富裕的农民应对拓展生产规模和克服市场风险的一次“小小”的试验。富有公共责任的茅于轼教授在山西农村的小额贷款试验可能还在继续推行吧？！河北农民企业家孙大午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应该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农村的金融服务仍然值得期待！（2004－09－09）　 之三：临澧县的富民计划枝头的柑桔虽未成熟，却也看得出丰收在即。临澧县新安镇双楼村七组的熊永兵，家中有两亩方塘、两片果园子、还养了两头猪，看起来就知道家境殷实。“我们多亏用上了沼气池，不仅每年节约500多元的燃料钱，而且家务劳动的时间都比原来省了一半。”熊永兵的妻子朱玉兰带着记者参观了屋后的浮沼气池。一个直径2米的水泥圆锥体被池中的沼气顶浮在一个密封的水泥封口中，朱玉兰指着圆锥体上连着的两根管子说：“这是改进型的浮沼气池，多余的气还可以通过这两根管子输出，并异地储存起来。”在农村建一个这样的浮沼气池，只需一次性成本600至700元，但至少有20年收益。人畜粪便直接入池，不仅使人居环境改善，也大大减少了劳动强度。而发酵后的猪粪做肥料，由于经过了炭化过程，种粮、植树、养鱼遭遇的病虫害都要大大减少，每亩因此至少可减少成本30元。如今，新安镇双楼村的30户农民中已有28户修建了沼气池，建池农户用沼气替代了80％的传统生活用能。而临澧县全县也通过沼气池建设的推广，每年可产生沼气55万立方米，具备了节约8万吨标煤的能力；今年全县的森林覆盖面积也由此上升到了34．7％；猪沼果、猪沼稻等一大批绿色项目，不仅因沼肥的使用提高了产量、质量，而且催生了一批品牌绿色无公害食品。临澧县农村经济日显蓬勃之势。“减负不仅是涉及老百姓的赋费，更关键的是尽可能地降低生存和发展成本。推广沼气建设，是我们富民计划的一个切入点。”临澧县能源办主任徐远亚说。（《三湘都市报》2004－09－08／A9版，记者谈金燕、实习生覃晓园）［点评］可以预见，科技农业、生态农业、休闲农业将会是未来中国农业的必由之路，从临澧县新安镇双楼村的浮沼气池便可现端倪。双楼村浮沼气池的使用和推广不仅仅使农村获得了“绿色生态”的美名，而且可以使农民不断地走向富裕之路。这种浮沼气池可以有很多种直接用途，比如，充当能源节约煤耗、用作肥料减少虫害、催生了绿色无公害食品、改善人居环境和降低劳动强度等等。而正如能源班主任所乐道的，它关键是“富民计划的一个切入点”，因为尽可能地降低了农民的生存成本和发展成本，于是从另一个纬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双楼村个案展现了三湘农民的集体智慧和乡土中国的绚丽图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苦场景将会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美妙生活所取代。然而，农村沼气的建设和使用并非什么新玩意，可很多年来却推广有限，这是何故呢？难道是一次性投入的成本高昂吗？难道是产生的效益几近于无吗？难道不足以当作农村大事来抓吗？看来，生活在繁华都市的我们只有从似乎“缺失理性算计”的农民身上找到答案。（2004－09－08） 之四：稻田里飞出“金凤凰” 　　林芳仕：稻田里“种”出25亿元 从事30多年的科研，太阳和窄窄的几亩试验田将这名衡阳市科研所的首席科学家，打磨成了一个典型的农民形象。为了育出好的品种，林芳仕像候鸟一样奔波于衡阳、海南之间，白天下田、晚上赶老鼠，培育出了1500个水稻品种组合。其中的“金优974”亩产达到了800多斤，该品种组合连续3年成为全省几十个组合中推广面积居第一，成为南方稻区的“当家”品种。有人做过测算，林芳仕培育的15个杂交水稻新品种组合，累计在全国已推广5000余万亩，为农民增加了至少25亿元的经济效益。 卢青年：从“种粮标兵”到大米品牌 2000年，他承租下千山红农场3180多亩稻田，一年获纯利16万多元；2003年获利32万多元；为了节支增收，他的稻田翻耕和收获全部实施机械化作业，提高了工作效率，他招聘的固定管理人员，和他一样农忙时是农民、机械手，农闲时是大米加工厂工人。2004年，卢青年光种粮这一块的纯利就将达到100万元，全年总收入达到200万元。卢青年，这名51岁的“青年”，不仅要当全国种粮标兵，而且要开创“卢青年”大米品牌，走自产、自加工、自销售的道路。今年5月，他申报的“卢青年”品牌优质大米，已获得了省农业厅无公害农产品质量认证，预计下半年就将走上全省各大超市的柜台。（《三湘都市报》2004－09－10，记者谈金燕、实习生覃晓园） ［点评］谁说稻田里产生不了“金凤凰”？林芳仕和卢青年的事迹明确地告诉人们：稻田里不仅会产生科学家，而且还会诞生百万富翁！湖南出了个袁隆平，湖南还有个林芳仕！农业大省理所应当要重视农业科学研究，农字科研人员应该大有用武之地，从“袁科研”和“林科研”的成就可见端倪。在当下中国，工业需要科技的支持，而面对“肩挑人拉”简易式的中国农业更需要科技的支持，由此，科技的投入和资金的投入则显得相当的重要。农业的现代化是所有现代化当中最急需的现代化，你能说卢青年一个人就把几千亩田地全种完吗？沅江卢氏光种粮就纯利100多万，规模化经营和机械化作业是必需的。如今，“卢青年”三个字变成了一个优质大米品牌。这种规模化经营和金字招牌不仅仅使卢青年富了，我想附近的农民也都会变得富裕起来，那种“农忙是农民、农闲是工人”的方式应该会成为未来中国农村农民的基本生存方式，而生存方式下的农民抑或工人的称呼与身份只不过是当作一种暂时的符号而变得毫无意义！（2004－09－11）之五：湖南林业总产值居全国第二在“三湘农民奔小康”大型新闻采访活动中，记者从湖南省林业厅了解到，到2003年底，湖南林业产业总产值361．8亿元，居全国第二位，从事林业的农民得到了巨大的实惠。近几年来，特别是退耕还林工程、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试点项目及林业产业化建设，为加快我省林业发展，促进山区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据介绍，湖南省退耕还林2001－2010年总体规划为2500万亩，其中退耕地造林1400万亩、宜林荒山荒地造林1100万亩，总投资270亿元。2000-2004年，国家累计下达湖南省退耕还林任务1416万亩，其中退耕地造林649万亩，宜林荒山造林767万亩。锁定国家总投资126．6亿元。按工程覆盖14个市州的103个县市区，惠及168万户退耕农户，700多万人计算，户平7535元，人均1808元。工程实施4年来，广大农民收入在不断增加，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农民从退耕还林政策兑现中，直接得到增收。按政策规定，国家补助生态林8年，共计1890元／亩；经济林5年，共计1200元／亩。目前，按到位33．75亿元计算，工程区退耕农户已到位户平2000元，人均482元。 农民从发展特色林产业中，实现以林增收。湖南推广了“林竹、林果、林草、林油、林药、林漆”等退耕还林造林模式，形成了不少建设上规模、有特色、高效益的优势产业带。全省退耕还林工程已营造柑桔类、梨、桃、板栗、油茶、核桃、茶叶、木本药材等经济林树种110万亩。目前，有些地方开始获得收益。如吉首市矮寨镇6000亩金秋梨，今年总产400多万斤，总收入900万元，为当地农民人均增收1100元。楠竹效益好、见效快，深受农民欢迎。目前我省退耕还林工程新造楠竹130万亩。八年后，每年增加收入39000万元以上。隆回县小沙江是高寒山区，实施“三木两花”(厚朴、杜仲、经济林树种、雪花皮、金银花)混交高效经营模型。该镇农民李邵隆、邹佰元等农户2000年冬承包退耕还林150余亩，栽植金银花和雪花皮，2003年金银花开始投产，收入1500元／亩。李邵隆一家收入4．5万余元，邵佰元一家收入6万余元。在全县共营造“金银花+雪花皮”4．2万亩，5年后每亩产值达2000元，年总产值达8400万元。 农民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实现林外增收。全省退耕还林“林草间种”30多万亩，促进了农村林畜业共同发展。如邵阳县白仓镇白云村在退耕地林下种植黑麦草、矮象草等优质牧草350亩，年产鲜草400吨；利用牧草圈养肉牛500头，年出栏360头；然后再利用畜沼，养鱼10万尾，形成林－牧－鱼产业链，年养殖收入60万元，农民人平增收400元。省林业厅透露，我省从2001年启动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试点项目，中央安排重点公益林补助面积3000万亩，中央财政每年安排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1．5亿元。2001年－2003年中央财政共安排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4．5亿元，其中用于森林防火等五项支出的管护生产费用1．35亿元，用于林木经营者、所有者和管护责任人管护补助3．15亿元。试点区97万农户，三年来户平直接得到补助资金320元，每年户平106元。 湖南省林业产业已经发育成为涵盖一、二、三产业的大产业。林业第一产业突破了松、杉大省的传统格局，杨树、桉树、毛竹、桤木等速生用材树种和苗木花卉得到较快发展，林种、树种结构得到优化。林业第二产业形成了木材采运、人造板、木竹浆造纸、家具、地板制造、森林食品、林产化工等门类齐全的林产工业体系。林业第三产业形成了以湘西北、湘南、湘中、湘东等为骨干的森林生态旅游干线。浏阳河花木产业带、洞庭湖区的杨树产业、桃江的竹产业等林业产业项目，都使广大群众得到了巨大实惠。目前，全省林业产业从业人员已经达到318．6万人，其中林木种苗生产经营户5491户20万人，花卉生产经营人员22．43万人，野生动物驯养场2346个3万人，野生植物培育基地4829个7万人，林木种植户51．32万户205万人，木材加工企业1．02万户50万人，林产品经销企业8900家10万人，森林生态旅游从业人员1．1万多人。这些从业人员大部分来自农村。（红网2004－09－05，记者匡莉芳）［点评］从产业角度来看，我们的意识里好像“工业是正房，农业是偏房”，而林业更为偏房的“偏房”了，可见它近乎被遗忘。我们的印象中也似乎“工业生长在大都市，林业生长在边远山区”，这些看似“偏见”的偏见确实不无道理。但是，以上的事实描述却改变了些许固有的看法，因为林业照样会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林竹、林果、林草、林油、林药、林漆等多种多样的特色林产业模式——给城里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农民不但从退田还湖、退耕还林等过程中获得实质性的政策收益，而且还获得了许多额外的收益，比如“林外增收”就是明显的例证。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使我们领略了农－林－牧－副－渔产业链的生态格局，也使林业本身突破自己固有的瓶颈，林业自身已经形成了第一、第二、第三子产业的合理局面，初步实现了林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如今，湖南林业第一产业突破了松、杉大省的传统格局，林业第二产业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林产工业体系，林业第三产业启动了若干森林生态旅游干线，湖南林业总产值居全国第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林业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基本上来自农村，这是边远山区农民走向富裕的一条便利途径，也是边远山区剩余劳动力解决出路的有效办法。（2004－09－09）之六：基本农田保持率85％，湖南省保护农田成效显著湖南是我国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主产区，但是人均耕地仅0.86亩，居全国倒数第7位。面对这样的情况，湖南省采取了一系列有力和有效措施加强基本农田保护。记者今天从湖南省国土资源厅了解到，湖南对农田保护的各种措施已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全省基本农田保护率保持在85%。 湖南近几年对基本农田保护十分重视，已形成了党委领导，人大政协监督，政府负责，国土资源和农业部门具体抓，相关部门通力合作，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保护责任、任务、人员和经费都落到了实处，措施有力。全省基本农田保持率保持在85%，涉及基本农田1800余亩150起违法占用和破坏基本农田的案件已查处和整改。38万余亩种树、挖塘、生态退耕的基本农田已组织落实复耕措施的有23万亩。 1999年，湖南省政府专门部署和安排，共组织2.5万人，投入资金2000多万元，历时1年多时间，完成了全省新一轮基本农田逐一登记造册。然后，湖南结合本省实际，建立了基本农田保护责任制、基本农田公示制、农田保护监督管理等制度，强化保护措施。湖南相继制定了《湖南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相关文件20余个，基本建立了基本农田保护的制度框架。 2000年，湖南省政府将基本农田保护工作列入了地方政府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省、市、县、乡各级政府，层层签订责任状，年年考核。湖南省政府已连续4年对考核结果进行了通报。全省以签订保护责任书、向农户发放保护责任卡等多种方式落实责任到1100多万农户，做到了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家喻户晓。 为了让农民群众监督基本农田的保护，湖南在交通沿线、城市和村庄、集镇周边集中连片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设立23500余块永久性保护牌，对相关农田保护内容进行公示。各地还建立了基本农田统计核查制度、定期报告制度，动态监测制度，定期向上级人民政府或同级人大常委会书面报告基本农田保护情况，并且设立了举报电话，保持监督信息反馈渠道通畅。 湖南在4年间严格控制建设占用耕地和基本农田，执行建设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做到凡没有落实补充耕地方案的，坚决不供地；凡不符合调整和占用基本农田条件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审核；对国家和省重点工程建设，确须占用基本农田的，均依法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依法报批，并由国土资源部门和农业部门实地调查，拟定基本农田调整补划方案，严格按要求进行调整补划。据了解，2000年-2003年，湖南所有的建设用地项目均实现了“占一补一”，年均实际占用耕地较前4年年均减少0.5万亩，保证了全省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红网2004－09－09，记者欣悦）［点评］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的进一步强制性实施和开发区热的早早降温使我们看到了一些地方基本农田的有效“保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新“圈地运动”仍然历历在目，许多地方的农业、农村、农民被外来工业资本一步步俘获，违法占地、非法用地现象时时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基本农田保持率高的地方很有可能是外来资本侵蚀度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但是，基本农田保护政策与招商引资政策从来都不是矛盾的，它们可以各行其是、各负其责。在湖南，我们看到了对基本农田保护的层层制度落实，比如基本农田保护责任制、基本农田公示制、农田保护监督管理等制度，有的地方还建立了基本农田统计核查制度、定期报告制度，动态监测制度。只有制度的“坚挺”和到位方能凸现制度的尊严与公共利益的维护。我们仍然坚挺地认为，土地是农民的生存技术和生存保障，任何土地的“革命”都必须以农民的生存为至高！（2004－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