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商业城市为何不是京沪？ 作者：赵新月 福布斯最新发布首个《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前三名是杭州、宁波与大连，上海屈居第四，北京排名第六、深圳第十，而广州连前十名都没有进。排行榜的评判标准主要包括私营经济创业活力、市场规模及潜力、人才素质、交通便利程度等几大方面。新闻发布会上，一公布排名，数十家媒体的记者嘘声一片，纷纷质疑，认为排行榜的统计数字不准确。 在人们的印象里，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上海是江南最大最繁华的都市，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是古往今来最富盛名的外贸商品集散地，因此这些城市理所当然应该是最佳商业城市，它们中任何一个城市荣登榜首，人们都会表示理解，并给出自己所谓合理的解释，但实际排名结果却让这群记者大眼瞪小眼，一时竟不知“风往哪个方向吹”了。 怎样才算最佳商业城市呢？人们一般认为的条件不外乎GDP总量以及商业规模、比重和贸易额等，这些数据固然能够在某一侧面表现一个城市商业的发展状况，但并不能表明其真实的商业活力和竞争力，更不能预言未来的商业发展前景。相反，表面看起来商业发达、商家林立、商贾云集的地方，可能并不具备商业发展的真正潜力，而是由于很多非经济因素造成的。商业发展史上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比如北宋时期的东京汴梁，它是当时的国家政治中心，也是“巾车错毂，蹄踵交道，舳舻衔尾，千里不绝”的市场中心，但它的繁盛，不是因为有多大的商业活力，而是沾了“政治中心”的光，当时城中聚集的官僚贵戚及驻军人数大大超过前代，加之这些消费人口生活奢侈，从而带来了消费需求的过度膨胀。同样是在宋代，景德镇、苏州、湖州、饶州等著名的商业都会获得迅猛发展，与汴梁相反，这些城市才是当时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 商业主体有三种，官商、私商、外商。最佳商业城市必须是最具“创业活力”的城市，这种创业活力的源泉，主要应该是私商（民营商业），而不应该是官商（由政府管理经营的商业）。官商发达的地方，看起来也很繁荣，但那往往是建立在贡赋经济基础之上的消费型繁荣，同时还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垄断、与民争利、贪污腐化之弊。所以，最佳商业城市，应该是私商和外商更为发达的城市，而私商和外商的发达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管制。所以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是最佳商业城市必不可少的条件，尤其对那些中小商人来说，保证他们的创业自由，也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商业竞争的活力。 白居易在《卖炭翁》里描述的景况值得深思。“可怜身上衣正单, 心忧炭贱愿天寒”固然令人心痛，但“翩翩两骑来是谁? 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 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 千余斤, 官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 系向牛头充炭直”的描述，更让人心痛，因为它揭示的社会意义更为深刻。白居易描述的是当时的首都长安，那里的商业应该很发达，但却是官商和豪商的天下，中小商人倍受欺凌，无数像卖炭翁这样的“自谋职业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根本无法自由创业，所以长安并不具备真正的商业活力。相反，没有或少有黄衣使者和白衫儿们“手把文书口称敕”的城市，才是中小商人的天堂，因而也才是最佳的商业城市。 就在杭州荣登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榜首的同时，传来了杭州市机关效能建设办公室对全市272个单位进行暗访时发现的情况，一些“懒官”上班时间玩电脑游戏，上网看美女图片，办事窗口无人值班唱空城计等现象，又引来读者一片唏嘘，人们对这些所谓尸位素餐的“懒官”纷纷口诛笔伐。其实，与贪官、赃官相比，懒官的危害有时要相对小一些，特别是在太平盛世；不仅如此，与那些抱定崇高理想、自以为是社会精英的清官、能官、勤官相比，懒官的危害往往也是最小的，起码懒官不会整天运动群众、不会借各种名义扰民，当然也不会文山会海，他只管躲进小楼看美女，而且还是图片，就像当年阮籍骑驴上东平任职后整天无事喝酒一样，而老百姓可以在懒官因为“不作为”而制造出的自由空间里努力创业，当然也就没有黄衣使者和白衫儿们“手把文书口称敕”的巧取豪夺之虞。我不是要为杭州懒官平反，只是说“懒官”在客观上导致了“不扰民”的社会效果，尽管没有主动为民办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所谓实事。当年，阮籍的“不作为”带来的是“一朝化风清”，如果阮籍不发“懒”、整天忙于搞形象工程，我相信东平是治理不好的。所以，杭州懒官上班看美女玉照，与杭州荣登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榜首之间，或许有一种内在联系吧？ 柳永说“钱塘自古繁华”，诚哉斯言！但究竟为何繁华？为何又能在今天荣登榜首？值得京沪深思，也值得大家深思。 赵新月（笔名：江枫） 2004年9月5日写于野草书屋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版权所有，转载需注明作者，否则视为侵权